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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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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及经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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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后半叶，英格兰作为贸易与制造业大国崛起。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飞速增长，从16世纪20年代的约250万增长到1580年的超过350万，到了1610年，人口达到约450万。出生率的提高很可能是由于制造业和农业的工作机会增加（导致早婚以及更多的孩子），它与死亡率的减少一起帮助我们解释人口飞速增长的原因。尽管传染病和瘟疫偶尔造成人口损失，但英格兰人比欧洲大陆的人遭受的次数更少。不但如此，尽管英格兰宗教改革带来了一些惨痛的影响，但是这个国家免于遭受在法国与中欧发生的漫长的宗教战争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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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到达城镇的移民的数量足以抵消灾难般的健康状况（由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造成的高死亡率，英格兰城镇得以发展了起来。伦敦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都市，其人口从16世纪20年代的5万人上升到1600年的20万，在1650年猛增至37.5万(10)。大小次于伦敦的英格兰城市诺威奇、纽卡斯尔以及布里斯托尔的人口要少得多，各城只有大约2.5万人。到了17世纪中叶，英格兰大约有8％的人居住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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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的“农业革命”很久之前，英格兰就成为农业产量提升的最初典型。人口增长刺激了对食物和制成品的需求。通过农作物专门化，英格兰农业的效率和市场导向性超过了当时欧洲大陆的几乎任何地方。1450—1650年间，每英亩粮食产量至少增加了30％。与西班牙农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格兰的地主们将更多的密集的沼泽、林地变成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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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贵族持有的大片土地依然完好保留。很多富裕的地主以强劲的势头增大他们土地的面积。及时的联姻也扩大了土地。长子继承权(11)帮助避免了土地被分割。独立土地所有者的更年轻的儿子离开家族的土地，去寻找其他体面的职业，通常是教会或城市里的职业。当人口增长推动需求增加和价格增高时，更大的农场可能出现更商业化的农业。为了向蓬勃发展的羊毛贸易提供产品，一些地主将他们的部分土地变成放羊的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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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地主，以及一些约曼（yeoman）(12)，为了效率而重组他们的土地。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伦敦市场需求，旷野上的农民对作物进行挑选。1580—1620年间，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地主们提高了租金，改变了土地占有条款，使之更有利于自己。他们更喜欢短期租约，并在同意租地前，强迫佃农们交“入地费”（entry fee）。他们将那些不能满足更加苛刻的新条款的佃农驱逐。他们还推动佃农使用生产力更高的耕作技术，如轮作法。在艰难时期，农民可能会被迫卖掉土地，而他们富裕的邻居则过得相对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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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主利用“圈地”扩张他们的土地。议会的圈地法案帮助了地主，允许他们购买荒废的土地，合并可耕地块，瓜分公共土地和牧场。村民将公共土地卖给高价竞得的买家，从长远来看，公共土地的圈占意味着村民们使用土地的公共权利的消失，为了合并地产而驱逐佃农是推进“土地个人主义”（agrarian individualism）的标志。圈地运动激起了相当大的抵制，因为它将许多乡间贫民隔离在公共土地的栅栏之外，他们曾经依靠公共土地上的木柴、落穗以及牧场生存。托马斯·莫尔所著的《乌托邦》（1516）一书中，描述了一个想象的岛屿，那里所有的人都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该书将英格兰经济的不公正归咎于圈地运动。16世纪90年代，因不满圈地运动爆发的骚乱比比皆是，这十年中人民反税收的起义也震撼了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乌克兰以及欧洲的其他地区。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种起义又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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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经济的超常发展利用了本国自然资源，包括铁矿、木材以及最重要的煤矿，其产量比欧洲其他地方的都高。新工业方法使伯明翰地区及周边的铁、黄铜以及锡※的产量增加。但主要是纺织业促进了英格兰的经济发展。毛织品(13)、精纺毛料(14)以及布料都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供不应求。不但如此，在16世纪晚期，当英格兰的商人开始突入大西洋彼岸时，这些纺织品也被销往新大陆。布匹制造商减少了城市手工艺人的生产，他们将工作“外包”给乡间的村庄和农场。在这种家庭工业里，贫穷的乡村妇女和女孩们可以在自己家里纺织和梳理(15)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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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17世纪的木刻画中，一名农村妇女正在从事家庭工业，这是改变了英格兰经济的纺织业发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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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纺织品贸易与安特卫普密切联系，在那儿工人们为英格兰布料染色。一位16世纪的企业家托马斯·格雷欣爵士成为这个熙熙攘攘的河港城市的英格兰代表。他同这个城市的商人们一起喝酒聚餐，发挥王室特使的作用，如此，他提高了英格兰商人的威望，以至于他们可以赊账经营，这在16世纪是不小的成就。在国内，他成功说服政府收回赐予德意志北部汉萨城市的特权，并授予利润丰厚的英格兰贸易专营权。通过关于适时贷款的谈判，格雷欣灵敏的财政嗅觉多次挽救了相对拮据的王室国库，使之免遭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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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欣向王室建议开拓美洲新市场。这导致英格兰人首次齐心协力进行殖民。英格兰的海外冒险事业考虑到商业利润，且对此的考量远多于西班牙殖民主义。1566年，当西班牙人封锁了斯海尔德河的航运，希望镇压开始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荷兰起义时，英格兰商人对此的反应是为跨洋贸易寻找新的、更加遥远的出海口。从1577年到1580年，探险家兼私掠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1540—1596）为了寻找一条可与亚洲形成贸易联系的新通道，绕过好望角航行。文艺复兴学者、诗人、历史学家及探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1554—1618）这么评价德雷克：“一个单一的目的推动了他的所有英勇行为，他的行动的航海图就如同一条打结绑在西班牙王室咽喉上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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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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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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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时期的英格兰社会反映了一位教士于1577年所记载的“人的等级”，即界限分明的社会群体。当时的人有时候将英格兰社会结构简单划分为“绅士”、“中间那一群”，以及“穷人”。在英格兰，以土地所有权的形式（通过继承或获得）拥有土地，使人具有地位或“乡绅出身”。所有的贵族(16)都是乡绅阶层，但是绝大部分的乡绅并无贵族头衔，也不是上议院的贵族。乡绅的地位来自对土地的所有权，乡绅阶层控制了下议院。王室授予他们头衔并让长子继承，以此换得他们军事上的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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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统领周边乡野的田间豪宅里，贵族和乡绅在接下来的三百年掌控英格兰。普通人用“阁下”称呼一位贵族，用“先生”称呼一名富有的绅士；贫穷的女性在遇到他们时行屈膝礼以示尊敬。当他们经过村庄时，钟声鸣响以向他们致敬。富裕的地主调解村里的纠纷，并进行慈善事业以获得尊敬。（当时有位富人在大街上与“他的人”聊到一个故事：“我问一位贫困的女士，她有多少孩子。她回答：‘6个。’‘给，’我说，‘这是给他们的6便士。’‘不，先生，’她自豪地回答，没有意识到，绅士正在送给她一份礼物，‘我不会卖我的孩子。’”）绅士阶层在牛津或剑桥大学、或通过私人教师受到的教育，帮助在这个渐趋成为国家精英的群体中塑造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同质性。约曼的社会等级低于乡绅，但若他们能够购买并保持大量地产的话，也能上升至乡绅阶层，他们也能参加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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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中间那一群”的上层的是被认为“生活富足”的人，哪怕他们不是贵族也不是绅士。人们因他们有稳定的收入而相信他们应承担一些公共责任。16世纪英格兰超前发展的经济繁荣使商人与制造商的财富增多，社会地位提高。富裕的商人与来自行会的工匠在市议会任职，世世代代保持着他们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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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等级更低的是小农（smallholder）、拥有恰能凑合度日的土地的农民(17)、靠服务换取微薄收入生存的贫穷教士，以及普通的手工艺人。大部分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一技之长，因此处于社会最底层。大部分劳工家庭生活在租来的一间村屋里，他们作为雇工在农场干活，但他们也经常被雇作纺纱工、织布工、起毛工或是制钉工。他们的食物有面包、奶酪、猪油、汤、啤酒以及菜园里的蔬菜，有时候在丰收时节，雇主也会为他们设宴。农场的仆人的住处极为简朴。在伦敦和一些较小的城镇，都市的穷人们为了谋生，成为普通的劳动者、搬运工、清洁工或从事其他一些卑微的职业。他们住在房价负担得起的住所，不论环境多么肮脏，但对许多人而言，他们根本没有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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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晚期，伊丽莎白时代的乡间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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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16世纪，富人变得更加有钱，生活也更奢华，衣着和饮食都与穷人不同。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用钱买到最高雅的服饰，许多人抱怨这种“混乱”可能使阶层的界限模糊，对此议会在本世纪初就规定：只有公爵、伯爵、男爵才有资格穿有金银刺绣的金线织的貂皮衣服。本·约翰逊（1572—1637），一名关于伦敦生活的粗俗讽刺作品的作者，写道：为了被认作是绅士，一个人必须去伦敦，“那里，在你初次亮相时，把你的四五百英亩最好的土地变成两三箱衣服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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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主教沃尔西在早些时候试图遏制包括高级教士在内的富裕阶层饮食过量的风气。他仿照从中世纪开始整个欧洲到处都有的节制的法令，明确规定了不同阶层的人可以享用的正餐菜肴数量，其中最多可以吃9道菜肴，这是像他一样的红衣主教可以享用的。而穷人吃不到这样的一餐。猛涨的食物与住房价格消耗着手工艺人、无地的茅舍农（cottager）、乡村劳工、简单劳动的工人的微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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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的经济机遇使乡绅、约曼、商人以及制造商更加富有，可以确定的是，在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社会流动。一些约曼晋升至乡绅阶层。而“中间那一群”的爱好与生活方式也逐渐接近绅士及其眷属。一些学徒在本行业里变成了独立的匠师。但穷人中提高社会等级的事例极为稀少，他们的人数和贫穷程度双双快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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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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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公共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