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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的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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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议会是联邦的立法机关,会议代表来自荷兰共和国的七个省份。每个省都有自治和行省主权的传统,且从宗教改革时起,它们还施行宗教多元主义。联省议会必然代表贵族。但除了在以农业为主的东部行省,这些贵族在共和国的经济与社会中的作用都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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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在某些方面,更像一些由富裕家族独掌政治大权的寡头政体,而非共和国。共和理念至少到17世纪后半叶才出现。但是荷兰公民享受的一些基本权利,是那个时代大部分国家的公民无法拥有的。省级法院保护着荷兰人不受中央政府或市政府时不时的专断行为的侵扰。稳健的财政制度带来了良好的国际信誉,它允许共和国根据需要,筹集大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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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治家族的亲王是共和国的执政。执政最初是任命产生,并作为政治代理而存在。他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却无实权。他不是统治者,没有宣战权与立法权,甚至不能参与共和国的重要决策。虽然执政独占联邦中的一些高级职位,也能提名贵族之子在陆军和海军的重要岗位任职,但是奥兰治的执政们依然因权力受限感到愤怒。奥兰治的执政们梦想着建立一个强大的世袭君主制国家。1650年,威廉二世(1626—1650)作为7省中5个省的执政,下令逮捕荷兰省的6个领袖,并派遣一支军队包围阿姆斯特丹。妥协加强了执政的权力。但是在威廉猝死几个月后,势力的均衡又倒向各省摄政者(11)。荷兰成为一个专制国家的可能性至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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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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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的前期与中期,荷兰的经济飞速发展,远远超过其竞争对手英国和法国的发展速度。对外贸易带来的日益富足,帮助荷兰人开展对抗西班牙的战争。1609年,与西班牙的停战协议签订后,阿姆斯特丹大众银行在市政厅开设办事处。该银行的主要职能是通过鼓励商家用银行票据付款,促进阿姆斯特丹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特别是17世纪中叶后,当银行汇票作为货币为人所接受时,外国商人也被吸引至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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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的银行业、信誉和仓储设施很快变得在整个欧洲无可匹敌。1581年的一项法令将银行家列为不体面的职业——类似的还有演员、杂耍艺人、妓院老鸨等——因此,他们不在荷兰归正教会里接受圣餐。尽管如此,银行家在17世纪前期开始成为一种备受尊敬的职业。良好的信誉使荷兰联省可以通过出售低利率的可转让债券来筹集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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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商人们在证券交易所里有固定的位子,他们在这里碰面,处理各种金融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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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上半叶,小国寡民的荷兰共和国拓展了自身的农业资源。荷兰人以人力和马力填海造田,获得了该国许多最肥沃的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投资于商业和制造业的富余农产品;粮食的增长为更多人口提供了保障。商业畜牧业和资本密集型耕作变得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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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年到1650年间,荷兰共和国的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一,接近200万,这使荷兰成为排在意大利的一些城邦后的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国家。超过一半的荷兰人口居住在城镇。随着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以及伦敦的首要对手,其人口从1600年的约5万增长到1670年的约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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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和河流使荷兰共和国的国内贸易更加便利。这些船沿着哈勒姆市的斯帕尔讷河,将货物运送到港口,在那里货物将被载入远洋货轮,运往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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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早期,三条大运河的开凿将阿姆斯特丹扩大了近4倍。这些运河让船只可以停靠在商家仓库外,在那里装运货物,然后这些货物被运往港口的大型船上。运河沿岸,美观气派的联排别墅耸立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这些联排别墅专为银行家和商人建造,拥有狭窄但装饰性日益增强的外墙、陡峭的楼梯、下水管和排污管道。这个城市以港口为中心,沿着呈辐射状开凿的运河向外扩散。荷兰共和国的发展不但得益于使国内贸易更快捷的相对良好的陆路,还得益于这个世纪中间数十年挖掘的长达500英里的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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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贸易商们稳步扩大他们的贸易范围,以及交易的商品种类。他们致力于买卖用专门设计的长而扁平的船运载的大宗货物,这种船的造价和运营成本都不高。在17世纪的上半叶,荷兰共和国的商船数增长了2倍。有了以风为动力的锯木厂的帮助,荷兰造船业蓬勃发展。在17世纪30年代,荷兰的2500艘商船几乎占据欧洲商船的一半。当荷兰人控制了波罗的海利润丰厚的贸易市场后,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谷物和鱼的主要供应地。荷兰的船只拉来瑞典出产的大部分铁矿,从波兰和东普鲁士运来小麦和黑麦,卸下当地所需的消费品,最后将余下的货物运到法国、西班牙和地中海地区。资本投资加上丰富的市场知识,使鲱鱼贸易成为促进荷兰繁荣的最重要的贸易之一。物产丰富的北海渔场无处不是荷兰的渔船。经得起北海风暴摧残的500艘坚固的荷兰渔船载着渔民到远至苏格兰北部、设得兰群岛和冰岛的水域作业。每年多达2亿条鲱鱼被腌制并装入木桶,用来换取粮食、盐、酒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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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年,一群投资者创办了一家私营贸易公司,即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共和国政府授予该公司东亚贸易的专营权。三十年战争和西班牙对荷兰贸易的禁令使荷兰的大陆贸易量下降,但同时荷兰商人成功地发展了与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的海外贸易。事实证明,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同名的英国公司的强大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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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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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宗教带来仇恨的年代,不同于宗教分裂导致内战的英国,荷兰仍然是个相对宽容的庇护所。在16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间,为了逃避法国与西属尼德兰的宗教迫害,大约有6万胡格诺派教徒逃至荷兰共和国。各种出版物在尼德兰广泛传播,为各种宗教异见者的权利辩护,包括门诺派、路德派、逃离英国的贵格派以及荷兰的学院派(Collegiants,一个新教异见者团体)。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总计7500人。他们大部分是从德意志邦国移民而来,彼此用意第绪语交流,也说德语和荷兰语;另一些人最初则是为了躲避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迫害。市政府拒绝了基督教商人的一项提议,即采纳欧洲许多城市的做法,将他们的犹太竞争对手限制在一个特定社区或是犹太人区。阿姆斯特丹的摄政者为难民建立了1000处住所。这些逃避欧洲其他国家宗教迫害的难民为荷兰共和国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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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荷兰共和国一般实施着宗教宽容政策,但严格的加尔文派宗教——荷兰归正教会确实对一些宗教团体实施了迫害和歧视。荷兰的阿明尼乌派教徒在一次抗辩(这让他们有了最普遍的名字:抗辩派)中要求得到保护,免于迫害。大部分住在东部省份的天主教徒也面临加尔文教徒的敌视,尽管许多天主教徒曾经为荷兰独立而战。犹太人被排斥在大部分行会之外。吉卜赛人通常会遭到搜查和迫害。但总的来说,对荷兰人而言,宗教宽容似乎比不宽容带来更少的分裂,而且似乎也有经济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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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如在该国广受追捧的郁金香一般盛放(12)。在一位法国的旅行者看来,阿姆斯特丹“人群熙熙攘攘,商品成堆,遍地都是黄金白银”。荷兰人在17世纪中间数十年的富裕程度,欧洲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比拟。17世纪后半叶,荷兰的实际工资上涨,而其他地区都在下降。荷兰的家庭饮食种类也相对比较丰富,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家庭相比,他们消耗了更多的肉类和奶酪——当然还有鱼。阿姆斯特丹的市场提供了太多殖民地商品,如咖啡、茶叶、可可、姜、其他香料,鱼干、腌制的鲱鱼和其他鱼类,五谷杂粮,来自安特卫普和佛罗伦萨的成品布,来自西里西亚的亚麻制品,以及来自英国的毛料。有了风车提供的动力,荷兰制造商依靠生产窗帘、精纺毛料、纸张、书籍以及珠宝发财致富。甚至早在17世纪初,阿姆斯特丹就有了近200家酿酒厂和500多家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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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也能受到繁荣的恩惠,但荷兰共和国里依然有穷人。他们住在围绕证券交易所的狭窄街道上、东部平原破旧的农舍里、饱受北海风浪冲击的弗里斯兰族渔民的小屋里。为了生存,城市贫民偶尔会发生暴动,有时他们也会偷盗。当时慈善机构大幅增多,显示出荷兰人的同情心与限制流浪汉和乞丐的愿望,也显示出在对穷人的耐心减少时,他们有能力进行猛烈而无情的压制。殴打、鞭刑、打上烙印,甚至死刑,依然是最常见的惩罚手段。绞刑架醒目地立在各大城市的主要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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