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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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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七章 专制主义的时代：1650—17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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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建筑家与艺术家为君主歌功颂德而得到报酬。1662年，法王选择太阳为他的标志，并宣称自己“高于一切”——无与伦比。对路易十四而言，太阳体现了与理想的君主相联系的美德：坚定、仁慈、公平。从此，路易十四经常被描绘成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太阳神阿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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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到1750年间，欧洲大陆的君主们，包括路易十四（统治时期：1643—1715），都不断扩张自己的权力。特别是法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瑞典的最高权力者都变成专制君主，来自国内一切的挑战原则上都不能威胁到君主。在东方，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苏丹的权力本身在原则上就已经是专制权力。君主们以臣民对他们个人的忠诚而非对抽象的国家的忠诚为基础，拓展疆域，提升威望，使他们的个人统治不受限制。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为现代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专制君主维护他们公布法律和征税的至高权力，他们还任命更多的官员执行统治的细枝末节，并对臣民再三提高赋税。这些君主终结了长期以来各个城镇的特权，这些特权在西欧比在东欧持续到更晚，它们包括免税权和保留地方自治法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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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国家通过征税、兵役以及王室对宗教正统性的追求，比以往任何时候影响到更多人的生活。臣民感受到国家权力以更高效的征税等形式扩大了范围，专制统治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一位普鲁士人回忆，在学校里，没有一个孩子怀疑：“若国王乐意，他可以砍掉所有臣民的鼻子和耳朵，正是因为他的善良和仁慈，我们才拥有这些必要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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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70年的战争使经济、社会和政治处于一片混乱，而专制主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再次确立公共秩序以及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的尝试。16世纪的最后数十年，英国和西班牙处于战争之中。宗教战争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已反反复复地肆虐了超过一个世纪之久——尤其是三十年宗教战争（1618—1648）期间。1566年荷兰就开始了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但战争一直到1648年才正式结束。在17世纪动荡的40年代，尤为明显的是政治危机。战争导致税收经常猛增，西班牙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税收翻了两番，而在法国，从1609年到1648年，税收也飙升了4倍。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战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见第六章）。在法国，这个世纪中叶爆发的叛乱被称作投石党运动，它包括一场反抗王权的贵族起义和反抗增税的坚决而激烈的农民起义。这些危机复杂多样且似乎互相关联的特性，引起社会精英的严重焦虑。正如一位牧师曾经警告英国议会的那样：“这是动荡的时代，动荡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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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专制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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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晚期，法国的法学家们最先提出了专制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出现反映出当时人们试图定义拥有更多领土的国家崛起的意义，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比其先辈拥有更多权力。法国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法学家让·博丹（1530—1596）经历了宗教战争。在他的著作《共和国六书》（1576）里，他写道：“因为世上没有什么比国王和拥有最高统治权的君主的王权更伟大、更高贵，仅次于上帝，最高王权和专制权力的要点就体现于下达法令给全体臣民而不需征得他们的同意这一行为中。”君主成为了父亲，一个严厉但也应该会仁慈的形象。博丹如同其他许多法国人一样，盼望和平和秩序的降临。他帮助建立起使法国的专制统治合法化的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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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0年之后，另一位超凡的专制主义理论家出现，他就是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霍布斯亲身经历过英国内战那段动荡时期（见第六章）。他在著作《利维坦》（1651）中声称，专制主义本身即可阻止社会陷入一种“自然状态”，即永远处于“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混战，导致人生“孤独、贫穷、肮脏、野蛮且短暂”。霍布斯坚持认为，人们只有在害怕不做某事将会带来的后果的情况下才会服从。为了寻求个人安全，人们会与统治者签订一种社会契约，并以放弃自己的权利为代价，换取统治者对他们的保护。因此对霍布斯而言，一个君主的意愿便是国家的神圣的具体体现。在法国，主教及路易十四的教师雅克·波舒哀（1627—1704）认为：国王是通过“神圣的权力”来统治，即凭借上帝的意愿来统治。不同于霍布斯的权力基于社会契约的观点，波舒哀认为君主的权力只来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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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是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利维坦》的封面图，它描绘了专制国家。注意君主的身躯是如何由他统治的民众组成。但是英国以及后来的大不列颠一直是横扫欧洲大陆的专制主义之风下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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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专制主义的理论家们同时意识到了专制（absolute）统治和独裁（arbitrary）或暴政（despotic）的区别。他们的理论中的固有思想是专制君主有责任照顾其人民的需求。波舒哀总结：“专制政府是一回事，独裁政府则是另一回事。专制是因为不受制约的影响，没有其他力量可以胁迫君主，在这个层面上，君主独立于全部的人类的权威之外。”不过他还接着写道：“但这不意味着政府是独裁的。因为不但万事万物服从上帝的审判……国家里还有法律，因此不论做了什么，若是违反了法律，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不但如此，在其他时间或其他情况下，总会有纠正的机会。”因此，哪怕是根据专制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所述，尽管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上帝，但他仍然服从于理性通过法律和传统施加的限制。西方的君主至少在理论上承认与被认为是代表教会和贵族等的利益的机构进行商讨的必要性。这些机构包括高等法院(1)、三级会议、西班牙的议会，以及在法律依然与君主意愿分开的非专制统治的英国取得英国内战胜利的英国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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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专制统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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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国家的特征是强大且野心勃勃的王朝，这些王朝通过对它们有利的联姻、继承、战争，以及协约，扩充疆土、提高特权。这些国家的贵族们接受了君主统治，以此换得对他们的地位、土地所有权和控制农民的国内的特权（不论这些农民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如在西欧，还是农奴，如在普鲁士、奥地利、波兰、俄国）的保障。在中欧和东欧的专制国家——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都有类似的社会结构：一个强大的贵族阶层，与统治者相联系，统治者赐予他们特权，以此换得贵族的合作；处于屈从地位的农民阶层，他们的权利正被统治者和领主剥夺，包括个人自由（一旦成为依附于耕作的土地的农奴，就失去该权利）；还有相对弱小、政治上毫无话语权的中产阶级。不同于英国和荷兰共和国，这些国家没有代议制机构，几乎没有重要性足以妨碍专制统治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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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立陶宛联邦是一个例外，因此它不符合俄国或普鲁士的模式。1386年，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为共主联邦(2)。在卢布林联合后，波兰立陶宛联邦于1569年正式成立。联邦内，国王的权力被控制议会（Sejm）的有土地的贵族“施拉赫塔”（szlachta）的力量所限制。特别在波兰北部的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周边地区，兴起了与英国和尼德兰的类似的重要转变同时产生的主权观念。因此，波兰立陶宛联邦有时候会被称为“贵族民主制”。那里建立于15世纪的议会制度保护君主国内公民的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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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西欧的君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代议制机构的限制，如议会、高等法院和三级会议，但是专制君主们依旧史无前例地将统治权集中起来。从1614年到1788年，没有哪一位法王召开过三级会议，这种会议作为国王的咨询会议产生于14世纪早期，由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的代表参与。另一个例子则是，整个18世纪，葡萄牙的贵族议会也从未召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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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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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和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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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专制国家，君主与贵族的关系决定着专制主义的特征。阿拉贡贵族效忠西班牙国王的誓言显示了君主与贵族的微妙平衡：“和您一样好的我们向和我们一样好的您发誓，承认您是我们的国王、至高无上的主人，只要您遵守我们所有的自由权利和法律；否则我们不奉您为王。”君主为了得到贵族们的忠顺，或至少得到服从，而与他们谈判妥协、赐予头衔、确认特权。在某些情况下，贵族维护其独立于王权的地位。不过对王权的坚决维护将贵族降格为治理过程中地位较低的伙伴。贵族们畏惧于这个世纪上半叶震动了整个欧洲的社会与政治动荡，如今更愿意作为王室官员或军事指挥官服务于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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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纪初，瑞典、丹麦、普鲁士、俄国的国王确立了将贵族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或级别的《官职等级表》（Table of Ranks），并明确了贵族的特权都是由君主赐予。法王路易十四维护其监督所有头衔的合法性的权力，甚至没收贵族土地的权利。1668年，他命令开展对拥有可疑头衔的“假”贵族的调查。这些措施帮助国王继续享有贵族的忠诚，其中一些贵族仇恨那些他们认为头衔可疑的人。此后，大的贵族家族对最有利可图、最有名望的王室职位和教会职位的垄断更强了。此前的动荡时期充满了反抗税收、为领主服劳役与更高的粮价的农民起义，这段动荡时期为统治者所终结，其中强化的国家权力发挥了作用，统治者由此抚慰了贵族。叛乱较少出现，哪怕出现，也被残忍地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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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欧各国中央集权的逐渐巩固，贵族获得了比西欧更多的自治权，使得俄罗斯的领主、波兰的贵族，以及普鲁士的贵族(3)能够通过扩张农奴耕作的领地，得到更多的财富和权力。从16世纪晚期开始，这些领主通过用船向西欧运输谷物，获得了巨额财富，而西欧因为人口增长，谷物和食品价格都随之飞速提高。普鲁士与俄国的王室法令以及波兰的议会立法逐渐限制农民离开他们耕作的土地，甚至继承财产的权利。由于世道艰难，自耕农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卖给贵族。贫困潦倒、无力抵抗的农民丧失了人身自由，这一进程在俄国尤为明显。因此，当封建主义消失于西欧时，它在东欧则更加盛行，领主们夺取了农民的土地，后者变成农奴。17世纪的经济危机，包括三十年战争，以及西欧因粮食产量增加而对东欧的粮食进口需求下降，使得农奴们的生活愈发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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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专制主义更加专横暴虐。所有的土地都被视作苏丹私人的帝国财产。苏丹把土地财产赐予那些为他服务的人，但是苏丹不认可财产权，因此没有什么世袭贵族能发展起来，挑战他的权威。这个国家也没有代议制机构。这个乡村地区占绝大多数的帝国中的城镇既不能自治，也没有任何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