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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专制统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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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国家的特征是强大且野心勃勃的王朝,这些王朝通过对它们有利的联姻、继承、战争,以及协约,扩充疆土、提高特权。这些国家的贵族们接受了君主统治,以此换得对他们的地位、土地所有权和控制农民的国内的特权(不论这些农民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如在西欧,还是农奴,如在普鲁士、奥地利、波兰、俄国)的保障。在中欧和东欧的专制国家——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都有类似的社会结构:一个强大的贵族阶层,与统治者相联系,统治者赐予他们特权,以此换得贵族的合作;处于屈从地位的农民阶层,他们的权利正被统治者和领主剥夺,包括个人自由(一旦成为依附于耕作的土地的农奴,就失去该权利);还有相对弱小、政治上毫无话语权的中产阶级。不同于英国和荷兰共和国,这些国家没有代议制机构,几乎没有重要性足以妨碍专制统治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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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立陶宛联邦是一个例外,因此它不符合俄国或普鲁士的模式。1386年,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为共主联邦(2)。在卢布林联合后,波兰立陶宛联邦于1569年正式成立。联邦内,国王的权力被控制议会(Sejm)的有土地的贵族“施拉赫塔”(szlachta)的力量所限制。特别在波兰北部的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周边地区,兴起了与英国和尼德兰的类似的重要转变同时产生的主权观念。因此,波兰立陶宛联邦有时候会被称为“贵族民主制”。那里建立于15世纪的议会制度保护君主国内公民的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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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西欧的君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代议制机构的限制,如议会、高等法院和三级会议,但是专制君主们依旧史无前例地将统治权集中起来。从1614年到1788年,没有哪一位法王召开过三级会议,这种会议作为国王的咨询会议产生于14世纪早期,由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的代表参与。另一个例子则是,整个18世纪,葡萄牙的贵族议会也从未召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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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和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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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专制国家,君主与贵族的关系决定着专制主义的特征。阿拉贡贵族效忠西班牙国王的誓言显示了君主与贵族的微妙平衡:“和您一样好的我们向和我们一样好的您发誓,承认您是我们的国王、至高无上的主人,只要您遵守我们所有的自由权利和法律;否则我们不奉您为王。”君主为了得到贵族们的忠顺,或至少得到服从,而与他们谈判妥协、赐予头衔、确认特权。在某些情况下,贵族维护其独立于王权的地位。不过对王权的坚决维护将贵族降格为治理过程中地位较低的伙伴。贵族们畏惧于这个世纪上半叶震动了整个欧洲的社会与政治动荡,如今更愿意作为王室官员或军事指挥官服务于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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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纪初,瑞典、丹麦、普鲁士、俄国的国王确立了将贵族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或级别的《官职等级表》(Table of Ranks),并明确了贵族的特权都是由君主赐予。法王路易十四维护其监督所有头衔的合法性的权力,甚至没收贵族土地的权利。1668年,他命令开展对拥有可疑头衔的“假”贵族的调查。这些措施帮助国王继续享有贵族的忠诚,其中一些贵族仇恨那些他们认为头衔可疑的人。此后,大的贵族家族对最有利可图、最有名望的王室职位和教会职位的垄断更强了。此前的动荡时期充满了反抗税收、为领主服劳役与更高的粮价的农民起义,这段动荡时期为统治者所终结,其中强化的国家权力发挥了作用,统治者由此抚慰了贵族。叛乱较少出现,哪怕出现,也被残忍地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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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欧各国中央集权的逐渐巩固,贵族获得了比西欧更多的自治权,使得俄罗斯的领主、波兰的贵族,以及普鲁士的贵族(3)能够通过扩张农奴耕作的领地,得到更多的财富和权力。从16世纪晚期开始,这些领主通过用船向西欧运输谷物,获得了巨额财富,而西欧因为人口增长,谷物和食品价格都随之飞速提高。普鲁士与俄国的王室法令以及波兰的议会立法逐渐限制农民离开他们耕作的土地,甚至继承财产的权利。由于世道艰难,自耕农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卖给贵族。贫困潦倒、无力抵抗的农民丧失了人身自由,这一进程在俄国尤为明显。因此,当封建主义消失于西欧时,它在东欧则更加盛行,领主们夺取了农民的土地,后者变成农奴。17世纪的经济危机,包括三十年战争,以及西欧因粮食产量增加而对东欧的粮食进口需求下降,使得农奴们的生活愈发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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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专制主义更加专横暴虐。所有的土地都被视作苏丹私人的帝国财产。苏丹把土地财产赐予那些为他服务的人,但是苏丹不认可财产权,因此没有什么世袭贵族能发展起来,挑战他的权威。这个国家也没有代议制机构。这个乡村地区占绝大多数的帝国中的城镇既不能自治,也没有任何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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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国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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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君主通过扩大国家结构,在其领土内增强了自身权力。意大利城邦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建立起一套相对有效的民政管理体制,还建立了最早的常驻外交使团。在17世纪,行政、征税与征兵机构逐渐成为越来越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结构中的一部分。结果是整个欧洲的政府官员人数增长了3倍。为了填补某些最有威望的官职空缺,君主的选择是根据贵族的影响力,而非他们的能力。但是一些专制君主为了获取一些关键信息——如需要进行财政预算、或是预估可投入战场的士兵的数目——也开始雇用平民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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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群体扩大的结果之一是:1520年到1670年,法国、西班牙以及英国的财政税收增加了2倍。为了筹集资金,专制君主还出售生产和销售盐、烟草以及其他商品的专营权(4),并对贸易城镇征税。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的统治者还通过出售世袭官位充盈国库。英王詹姆斯一世在他统治的头4个月,让骑士人数翻了一番。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在10年间让贵族家族增多了1倍。不但如此,随着王室权力和声望的提升,君主们能更容易地找到可提供贷款的富裕家族,贷款的回报往往是免税权、头衔或其他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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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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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的收税以及税收来源的扩大,使专制君主维持常备军、巩固防御工事以及发动战争的能力增加。专制国家的特征便是拥有大型常备军,它既能维持国内秩序,又能维护或扩大王朝利益和领土。专制国家的建国历程和战争对大部分欧洲人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国王不再依靠贵族或军事承包商提供的军队,由此避免了私人军队可能会对王权发起挑战的危险。整个18世纪,欧洲各国常备军的规模都在持续增长(见表7.1)。在16世纪的前10年,和平年代的欧洲大陆大国大约只有1万到2万士兵;但到了17世纪90年代,士兵数量增长到约15万。军服在历史上首次成为每个士兵的必备之物。法国军队在不久后的和平年代大约有18万士兵,但是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时期,士兵人数增长到35万。1731年,俄国军队共有13万士兵,但到了1796年,增长到45.8万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和荷兰共和国,这两个非专制主义国家陆军人数相对较少,作为海上强国,它们依靠的都是自己的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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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1690年到1814年欧洲各国军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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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下降是因为这个国家不是专制国家,而且是在和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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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纽约:古典书局,1989年),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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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专制君主们巩固了权力,发动国际战争的理由也发生了改变。上个世纪的战争主要源于天主教和新教的对抗,虽然这些战争也牵扯到各大王朝的利益。如今,尽管宗教敌对依旧是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5),但是“国家理性”成为法国、普鲁士以及俄国对邻国发动战争的最常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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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既鼓励也利用了信贷机构的发展。但正如英国与荷兰的例子表明:一个国家不需要专制主义,也能获得足够用于进行持续的战争的资源。英国的殖民贸易产生的消费税与关税足以支持英国皇家海军的扩充。王室良好的还贷信誉使之更容易靠国内外的贷款筹资。阿姆斯特丹作为一个伟大的金融业中心的声誉使荷兰政府有能力进行漫长的战斗。与此不同的是,对谨慎的投资者而言,法国君主让他们缺乏投资信心,尽管法王一直出售特权,但是却发现自己的财政危机愈发严重。不但如此,法王因其不良信用,常常需要承担比私人投资者更高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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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即使在和平年代,军备费用依然占据欧洲各国财政预算的将近一半。而在战争时期,预算占比会飙升至80%,或是更高。到了16世纪晚期,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将国家支出的四分之三用于支付过去的战争费用,或是发动新的战争。在普鲁士,从军事总部(General War Office)恰当地发展而来的机构百年后将自行监管税收,该机构表明了国家税收和发动王朝战争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哪怕是在专制国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君主为得到财政支持所依靠的贵族和其他富裕家族发牢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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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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