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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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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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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的收税以及税收来源的扩大，使专制君主维持常备军、巩固防御工事以及发动战争的能力增加。专制国家的特征便是拥有大型常备军，它既能维持国内秩序，又能维护或扩大王朝利益和领土。专制国家的建国历程和战争对大部分欧洲人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国王不再依靠贵族或军事承包商提供的军队，由此避免了私人军队可能会对王权发起挑战的危险。整个18世纪，欧洲各国常备军的规模都在持续增长（见表7.1）。在16世纪的前10年，和平年代的欧洲大陆大国大约只有1万到2万士兵；但到了17世纪90年代，士兵数量增长到约15万。军服在历史上首次成为每个士兵的必备之物。法国军队在不久后的和平年代大约有18万士兵，但是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时期，士兵人数增长到35万。1731年，俄国军队共有13万士兵，但到了1796年，增长到45.8万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和荷兰共和国，这两个非专制主义国家陆军人数相对较少，作为海上强国，它们依靠的都是自己的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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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1690年到1814年欧洲各国军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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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下降是因为这个国家不是专制国家，而且是在和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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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纽约：古典书局，1989年），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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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专制君主们巩固了权力，发动国际战争的理由也发生了改变。上个世纪的战争主要源于天主教和新教的对抗，虽然这些战争也牵扯到各大王朝的利益。如今，尽管宗教敌对依旧是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5)，但是“国家理性”成为法国、普鲁士以及俄国对邻国发动战争的最常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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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既鼓励也利用了信贷机构的发展。但正如英国与荷兰的例子表明：一个国家不需要专制主义，也能获得足够用于进行持续的战争的资源。英国的殖民贸易产生的消费税与关税足以支持英国皇家海军的扩充。王室良好的还贷信誉使之更容易靠国内外的贷款筹资。阿姆斯特丹作为一个伟大的金融业中心的声誉使荷兰政府有能力进行漫长的战斗。与此不同的是，对谨慎的投资者而言，法国君主让他们缺乏投资信心，尽管法王一直出售特权，但是却发现自己的财政危机愈发严重。不但如此，法王因其不良信用，常常需要承担比私人投资者更高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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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即使在和平年代，军备费用依然占据欧洲各国财政预算的将近一半。而在战争时期，预算占比会飙升至80％，或是更高。到了16世纪晚期，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将国家支出的四分之三用于支付过去的战争费用，或是发动新的战争。在普鲁士，从军事总部（General War Office）恰当地发展而来的机构百年后将自行监管税收，该机构表明了国家税收和发动王朝战争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哪怕是在专制国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君主为得到财政支持所依靠的贵族和其他富裕家族发牢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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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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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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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教会结盟帮助君主达成或维持专制统治。专制君主将自己的权威和声望分给国家教会，教会的支持反过来似乎使专制的君权合法化。特别是在天主教国家，教会致力于统一信仰和宗教活动，而专制君主想要消灭对君主权威的一切挑战，双方携手并进。教会帮助将君主形象神圣化，因为他在人间为上帝的利益服务，所以人们必须服从他。而专制君主通过迫害宗教少数派，让教会为他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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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君主还在他们的王国里，限制教会的自治权。天主教会的权力为专制君主所夺。然而教会拥有葡萄牙多达三分之二的土地，西班牙、奥地利和法国至少十分之一的土地，以及巴伐利亚和佛兰德一半的土地，此外在每个意大利城邦，教会也拥有相当多的地产。不但如此，教会要求享有征收什一税的权利，即让人们捐纳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给教会。但专制君主保持着任命教会职位的权力，实际上以此建立了民族教会，这让罗马教皇惊恐万分。专制统治者胜过天主教会的迹象有：关闭法国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关闭法国与奥地利的修道院并驱逐宗教修会、控制审查制度、削弱教会在婚姻上的权威，以及确立由国家管理教育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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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法国教会或高卢教会的存在与教廷对教会完全控制权的要求相抵触。根据1516年的《博洛尼亚协定》，教皇赐予法王对法国的主教任命的实际控制(6)和否决教会法庭判决的权力。这触怒了法国支持“越山主义”的教士，他们只认可教皇的“越过山脉”（即从遥远的罗马跨过阿尔卑斯山）的权力。与此相反，省级高等法院或贵族法庭，依旧是叛逆的高卢派。高卢教会更可能保持对捍卫本教会特权的君主的忠诚，即使高卢派自己坚持认为教皇和主教应继续拥有宗教方面的权威，国王应只独占世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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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法国手抄本的插图，1453年土耳其人包围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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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认为教会和国家没有区别，维持着神权统治。苏丹的臣民坚信国王的专制权力是神圣的。穆斯林的宗教统治团体包括法官、神学家、教师，他们都任职于帝国行政部门。宗教界地位最高的人物偶尔会援引宗教法律（他是这些法律的主要诠释者）来反驳苏丹的命令，不过苏丹的政治权力依旧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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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是基于发动“圣战”对抗异教徒（即非穆斯林）这一观念。随着土耳其人毁灭拜占庭帝国，并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他们没收了许多东正教会和其他基督教派的资产。奥斯曼土耳其人奴役战俘，并从国外购买奴隶，还对帝国内的基督徒征奴隶税。许多信仰基督教的儿童被训练成为官员或士兵，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个帝国还依靠那些不是奴隶的基督徒作出的贡献，如技术精湛的希腊水手，他们让土耳其划桨帆船在地中海为人所畏惧。还有些基督徒加入了土耳其的“近卫军”，这是一种在和平时期作为警察维持治安的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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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奥斯曼帝国容忍宗教多元化。只要非穆斯林不反对土耳其人的权威，他们便可以自由从事自己的宗教活动，并成为帝国的官员。在阿尔巴尼亚(7)、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许多人，包括一些贵族，皈依了伊斯兰教。被土耳其舰队俘虏的年轻的基督徒可以皈依伊斯兰教，以此避免作为帆船的奴隶一生被禁锢在条凳上的命运。与此不同的是，被基督教大国俘虏的穆斯林即便皈依了基督教，也依旧会是帆船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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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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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艺术的碑铭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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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君主利用了宏伟建筑的强烈的感染力。他们设计了自己的首都，以显示君主权威的强制性。马德里、柏林、圣彼得堡以及凡尔赛被赋予了专制统治的符号，人们如此规划、建造这些城市。这些城市按照几何学原理布局。笔直、宽阔的林荫大道一下子就造成了，与从中世纪时逐步演进形成的狭窄、蜿蜒的城市街道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对称的林荫大道象征着有组织的、影响深远的专制主义权力，以及现代国家的发展。王室军队沿着林荫大道游行，到达广场或是皇家宫殿，周围是成片的政府大楼和贵族宅邸。常备军的兵营住房也成为新城市景观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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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付报酬给艺术家和建筑家，让他们将巴洛克元素与一种受16世纪早期文艺复兴盛期罗马风格影响的、更朴素均衡的古典主义相结合。后来这被称为路易十四风格。例如，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1598—1680）为卢浮宫设计的立面（当时卢浮宫建筑中最后完成的部分）借鉴了罗马神殿的建筑风格，因此将尤利乌斯·恺撒的荣誉与路易十四联系在了一起。亚森特·里戈于1701年创作的路易十四的全身像，展现出一位强大的、极度自信的君主的帝王的形象。他穿着豪华的加冕礼袍，手握权杖，傲然注视着观看者——他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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