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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和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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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爵士(1561—1626)是一位律师、政治家和哲学家,他从英国向古代和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和科学发起正面攻击。培根称自己是“第一个将其他人召到教堂的敲钟人”,他帮助将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他声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关注的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问题,例如,一根针尖上能站多少名天使。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也是如此。培根完全否定所有基于传统权威分量的论调,他呼吁“彻底重建科学、艺术以及所有的人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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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没有进行多少实验,也没有作出按他自己的标准可以被视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发现(他在进行一项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实验时染上风寒,并因此而亡故,这项实验是把雪塞进一只死鸡里)。但是,培根预示着新时代的黎明,新时代的人们会逐渐开始理解、甚至会征服他们周围的自然环境。通过归纳推理,即从观察和实验到推论或概括归纳,宇宙的真理将被探索发现和科学实验而非宗教揭晓。培根在1620年写道:“科学和艺术应该像矿场,在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新工程和新进展发出的声音。”科学家应通过专门研究与合作来分摊这项艰巨的事业,“克服人类的困窘和痛苦”。詹姆斯一世在位时,培根曾任职大法官三年(后来因为接受贿赂被免职),其名望促使英国人对科学产生了兴趣,尽管在当时,这仅限于少数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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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右图)活跃的伽利略,时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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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伽利略和科学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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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半岛,伽利略作为科学革命早期阶段的统帅性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伽利略出生于富有的商人之家,他学习了医学和数学。像哥白尼那样,他任教于帕多瓦大学,那是在欧洲领先的科学研究中心,当时几乎所有其他大学都对科学观察没有任何兴趣。帕多瓦受到威尼斯的保护,而威尼斯对教皇怀有敌意,这种情况促使其大学在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中发挥了超前的作用。帕多瓦的学者们就亚里士多德对运动、对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和对生命的本质的解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的辩论极为关键,因为它关系到科学研究是否可以独立于天主教会的问题,而天主教会认为,天启宗教才是真知的唯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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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革命的早期阶段,关于天空的新思维方式、系统的观察以及科学的测量比新技术的发展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望远镜的发明推动了进一步的发展。1609年,伽利略了解到在荷兰有人发明了一种“望远镜”,它可以将物体放大许多倍,于是伽利略自己做了一台。这台望远镜使他可以研究木星的卫星、土星壮观的光环、银河系中无数恒星中的一部分,以及月亮上的环形山。他观测到太阳表面上似乎有些黑点在移动,于是推论太阳也在旋转。太阳黑子似乎在变化,这件事也挑战了“宇宙是静止的”这一传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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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逐步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他证明了地球永远在旋转,不同重量的球体在下落时会获得同样的速度,因此物体的质量不能决定物体的运动速度。通过这些实验,他研究出惯性理论:以恒定速度沿直线运动的物体将继续运动,直至遇到另一股力量。他还证明了,当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时,空气和云也在随之运动,但对于随着地球一起运动的观测者而言,它们看起来是静止的。在他的屋子里有一些房间专门用于实验,发挥了最早的大学实验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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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其他学者,伽利略向手工艺人和工匠不耻下问,以寻求实用的信息。他请教造大炮的工人、开过炮的士兵,以及那些制造罗盘、星盘、四分仪和其他用于航海的科学仪器的技师。他开始研究水泵,以及治理河流的其他手段,还计划建造更坚固的军事堡垒。尽管如此,伽利略并不关心他的发现是否能被普通人理解。不但如此,他还宣称“地球运动这个命题远远超出了普通大众能够理解的范围”。他认为,应该让“数量太多的民众”保持无知,以免他们“变得迷惑、固执、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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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伽利略试图使自己与哥白尼的发现和早期的教会文献相一致。但是伽利略大胆地坚持认为,就其本身结构而言,宇宙是符合数学的,并且遵守可以被发现的力学定律,这种坚持让他遭到了教会当局的抨击。1610年,他写信给开普勒:“在帕多瓦这里有一位地位很高的神学教授,我多次急切地请他用我的望远镜观察一下月亮和行星,但他顽固地拒绝了。为什么你不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一起大声嘲笑这个光荣的蠢货!”1616年,教皇谴责伽利略的日心说,并警告他不能教授这个主张。但是伽利略依旧无畏地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在这部著作中,他通过分别拥护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的两派人之间的长篇对话来嘲弄亚里士多德派。其中有一名叫辛普利邱(1)的人,他在对话中站在托勒密一边;这个角色的名字触怒了教会,因为它暗示这个可笑的角色象征着教皇。这导致伽利略在1633年遭到了宗教裁判所的谴责。伽利略被软禁在他自己的位于佛罗伦萨山上的别墅中,他在那里继续观察、实验、写作,并在荷兰出版他的著作。1638年,他失明了,教皇拒绝允许他去佛罗伦萨看病。尽管双目失明,但伽利略仍继续其科学研究,直到4年后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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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笛卡尔和牛顿:相抗衡的科学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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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天才思想家分别来自法国和英国,他们都接受了伽利略对古典和中世纪知识体系的修订。但他们两人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科学认识论。勒内·笛卡尔寻求通过演绎推理来发现真理。而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艾萨克·牛顿响应他的同胞培根的坚决主张:认识的途径是科学实验。一个接着一个令人惊叹的发现巩固了科学“新哲学”的基础。激烈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从16世纪90年代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叶(见第四章),在该时期及随后的时间里,科学在追求可论证的真理和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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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和演绎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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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世隐居的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1650)和培根与伽利略一样批评古代和中世纪的学问。但是他却提出一种不同的方法来理解宇宙,他采纳演绎推理法,即通过一系列前提来演绎出结论,而非通过科学实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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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年,笛卡尔出版了《方法论》。在非常个人化的记述中,他讨论到自己年轻的时候曾排斥所遇到的科学学说。他学习的内容中有太多没有批判性的评论就从传统中沿袭下来。他带着对抗的心理“决心不再研究除了可在自身或是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知识以外的任何其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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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宣称,任何人在开始时都必须如同一块白板,如此来通过推理演绎去理解这个世界。“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就是他的起点,这是假定一种不言而喻的真理为前提,并断言思考能力是人类存在的基础。然后,他提出,每个问题必须被拆分成“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所必需的尽可能多的部分”,从最简单的想法上升到最复杂的,正如用公式表达数学证明那样。笛卡尔哲学(笛卡尔及其追随者的哲学)认为,世界可以被还原为两种实体:精神和物质,即“思想实体”和“广延实体”。物质被定义为填满了所有空间、完全不留下空隙或真空的无限数量的粒子,它可以被发现,并用数学方法描述,运动的规律也可如此被发现和描述。笛卡尔从确定他自己的存在开始,提出物质宇宙和上帝的存在可以被演绎推理出来。他坚持应该“从最小、最容易理解的物体开始,逐渐认识最为复杂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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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笛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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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唯物论的认识方法几乎没有给古代和中世纪的学问留下任何余地。作为这种决裂的标志,笛卡尔用法语出版了他的著作,将拉丁语等同于经院哲学和教会教义。与开普勒一样,笛卡尔认为,上帝是一位仁慈的、拥有无限力量的钟表匠,他根据人类可以通过合理的推断来发现的法则创立了宇宙。根据这一观点,上帝此后就退了回去,永远不介入他的创造物的实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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