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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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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科学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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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文化”在西欧兴起，并逐渐向东扩散。到了17世纪60年代，信件、报纸和期刊将对科学有兴趣的欧洲人联系在一起。于是一个“科学共和国”逐渐形成，引发了大量的会议、讲座、旅行学者访问、信函、书籍采购、私人图书馆，以及公众实验。最重要的是，学术协会的成立为科学信息交流及关于方法和发现的激烈讨论提供了活动中心，让更多人对科学感兴趣。仅仅在伽利略受到审判的几十年后，法王路易十四和英王查理二世便开始赞助为宣传科学知识而成立的机构。统治者们被科学发现所吸引，他们意识到科学可以为其国家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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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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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的科学交流依旧是通过书信完成，但是科学家们也到处旅行，交流想法并彼此学习。例如，捷克学者夸美纽斯（扬·夸美纽斯，1592—1670）是一名新教联盟捷克兄弟会的成员。他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的宗教迫害之后离开了家乡摩拉维亚。在波兰待了十多年后，他开始去许多国家访问其他学者。他在7年间游历了德意志诸国、荷兰、英国、瑞典，以及匈牙利。他出版了数百篇著作，并提出，总有那么一天，人们应该以合作的形式将科学知识汇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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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20年代，学术协会和科学团体已经在许多城市中出现，其中包括罗马和巴黎。在伦敦，一笔遗赠使格雷欣学院的建立成为可能，该学院后来成为了科学讨论和研究的中心。在巴黎，将伽利略的作品译为法语的修士马林·梅森（1588—1637）处于活跃的跨国科学交流网的中心。他组织了许多非正式的集会，其中一位参加者是忧郁的年轻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他正是概率论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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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至1660年期间，科学的文化尤其在英国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科学词汇出现在英国上流阶级的对话中。牛顿的名望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科学方法的兴趣。在伦敦的一些咖啡馆里，牛顿派提供“关于力学、流体静力学、气体力学（和）光学的哲学讲座课程”。关于科学的交流、辩论，甚至激烈的争论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术界听众。在英国，科学专题的小册子和书籍的出版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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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二世的支持下，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于1662年成立。学会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商人、海军军官和手工艺人，反映出英国人民对科学日益增长的兴趣。学会成员还包括：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1656—1742），他对恒星的实际运行进行编目和观测，并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彗星；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他是英国经验论的创始人，认为社会规律如同科学法则一样，是可以被发现的；还有克里斯托佛·雷恩（1632—1723），他是一名多才多艺的建筑师，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后，他重新建造了一些伦敦教堂（包括圣保罗座堂），并且还是一名数学家兼天文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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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献给了皇家学会，并任皇家学会的主席。皇家学会的座右铭来自罗马作家贺拉斯的一封书信：“我们不必信赖大师的话，而是任实验推动我们而行。”皇家学会最初只有一百多名成员，到了1670年，数量翻了一番。它的每周会议也吸引了许多访问学者。《皇家学会哲学学报》发表其成员及外国同行的成果，特别是在数学领域的一些最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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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卡斯尔的公爵夫人、自然哲学家玛格丽特·卡文迪什（1623—1673）积极参与的讨论包括物质与运动、真空、磁力以及颜色和火的成分等主题。她撰写了一些关于自然哲学的书籍，并创作了许多戏剧和诗歌。卡文迪什还主持了一个被称作“纽卡斯尔圈”的非正式集会，这是接受笛卡尔思想的杰出科学家们的集会。但是，她独自一人进行研究，为此她曾解释，这不但是因为她很害羞，还因为她的性别。尽管她的成就斐然，但她接受了（至少在年轻的时候是接受的）与她同时代人的想法：女性的大脑比男性更小且更柔软，因此，女性不太适合进行科学与哲学研究。在1673年，几乎没有男性科学家认同法国的一位笛卡尔追随者的断言：“心灵是没有性别的。”这一大胆的声明反映出，笛卡尔相信精神是超越性别差异的——因此，既然女性具有与男性同样的感觉器官，女性就应该被视作与男性平等。尽管卡文迪什曾被允许参加一场皇家学会的会议，但是皇家学会按惯例禁止女性加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女性也被排斥在英国各所大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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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卡斯尔的公爵和公爵夫人主持的纽卡斯尔圈。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坐在最右边，头上戴着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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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对科学理论和发现的兴趣逐渐影响到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社会，妇女们也开始希望知晓科学。一些妇女帮助其丈夫进行科学实验。在意大利，女性更普遍地参与其城市的科学生活。劳拉·巴锡·韦拉蒂（1711—1778）在博洛尼亚大学研究哲学，并被选入科学院，她在那里定期展示她的工作，但她极少发表自己的成果。她还获得了大学讲师的头衔，但基于性别的原因，她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授课，只能在家中教学（这在意大利很常见）。然而，在她后来研究了数学之后，她被任命为实验物理学教授，进行了流体力学和电的实验（也许甚至比本杰明·富兰克林进行的研究还要早），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获许在公开场合授课，而且由于来自罗马的高级教士的意外资助，她得以接触那些被教皇列为禁止的思想或禁书的科学研究。劳拉·巴锡自始至终都活跃于科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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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年，法国皇家科学院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像英国皇家学会那样，法国科学院也享受来自王室的赞助，王室甚至专门为科学院修建了一个天文台。在法国几个省的城市也成立了科学院的分院。但是与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不同，法国科学院的人将许多时间花在吃喝上，其中一位成员曾经抱怨有太多时间浪费在学术讨论前的高档宴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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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斯特兰创作的挂毯，上面描绘的是1666年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成立，以及1667年天文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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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科学家故意使用拉丁语写作，因为他们认为知识应维持在受到教育的少数人手中，尽管如此，随着拉丁语在科学语言中逐渐消失，语言障碍成为了传播思想和研究的更大阻力。伽利略曾用意大利语写作，一则为了吸引更多精英人士的注意，二则也为了让科学脱离拉丁语，那是宗教论述的语言。牛顿是用拉丁语写《原理》的，部分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的著作被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学者读懂。与此不同的是，牛顿的《光学》在首次发表时用的是英语，然后才有了拉丁语和法语的翻译版。在18世纪，各国本土语言逐渐成为了国内科学家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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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末，笛卡尔的思想战胜了加尔文教徒的反对，进入了荷兰大学的课程。但是，在欧洲越往东走，科学革命的影响就越弱。波兰的科学探究非常落后，部分原因是天主教改革的胜利，这限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交流。在17世纪下半叶，新教徒在格但斯克开设的一些印刷厂开始出版科学著作。莱布尼茨在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享有盛名，这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他曾在外交职位上为几个德意志统治者服务，也或许是因为他富有感染力的乐观主义和相信上帝已预定了和谐的观点在这个多元且分裂的王国中产生共鸣。尽管如此，神学和灵修作品依旧在大学、修道院以及帝国图书馆的书架占主导地位。为数不多的科学出版物依旧受亚里士多德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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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一些东欧的学者开始了解到西方关于科学方法的辩论。例如，匈牙利和西里西亚的新教思想家逐渐通过来自西欧的旅行学者接触到培根和笛卡尔的思想。有一些匈牙利人和西里西亚人访问荷兰的大学，由此认识到新的思想。一些波希米亚和波兰的贵族开始在自己的私人图书馆里添加关于新科学的书籍，其中一座图书馆最终收集了超过30万卷书籍和1万份手稿。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天文学著作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上传播，有时传播者是耶稣会士。数学、光学以及大气压力问题是当时的辩论焦点。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三世（统治时期：1637—1657）研究了军事几何学，并为他的孩子们设计了算数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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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俄国与西欧的文化绝缘，再加上东正教会反感西方，因此反对科学实验，使绝缘更为严重。但可以肯定的是，俄国也接受了来自西方的一些实用知识，例如与军事、采矿或冶金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大部分是随外国商人和有冒险精神的手工艺人一起到来的。17世纪的俄国没有天才科学家，也没有科学协会。在彼得大帝当政之前，在俄国出版的书籍几乎全部都是宗教性的书籍，俄国文化基本上就是一种修道院文化。大约在1650年后，外国的书籍才开始在俄国宫廷中出现，许多这些书籍来自波兰和乌克兰。而在那时，曾经经历过一次分裂的东正教会再一次强烈抵制西方的思想，将世俗知识贬为异端，将科学贬为敌基督的工作。但是，一些贵族逐渐开始接触自然科学的思想。这些贵族不满足于教会学说，并急切地希望了解更多学问，例如，关于这个扩张的国家的地理知识。此后，俄国的知识界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划分成两派，一派对来自西方的思想感兴趣（到1725年，西方已获得的大部分知识都流传到了俄国），另一派则拒绝接受来自西方的思想，以保护他们心中俄国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斯拉夫国家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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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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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科学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领域的革命。那些会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技术发明大部分在后来才出现。但是，在17世纪下半叶，科学实验使一些发现投入了实际应用。多亏了牛顿，如今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确定经度，并准确地绘制海洋潮汐图。前往美洲的探索、贸易、征服之旅使人们更需要新的航海工具。荷兰科学家和手工艺人在生产望远镜、显微镜等科学仪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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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医生、工程师、水手、仪器制造者、眼镜商、药剂师和测量员也逐渐开始将新发现应用于日常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自学成才。罗伯特·胡克（1635—1703）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另一位成员，他改进了测量大气压力的气压计，并通过添加多个透镜，增强了显微镜的放大效果。这使他可以研究植物的细胞结构。生物学家们开始收集、分类、解剖和描述化石、鸟类和奇特的鱼，使当时的人们更了解自己周遭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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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曾经预言的那样，政府开始在国家服务中利用科学。欧洲大陆的专制君主们寻找科学家，去制造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商业和军事优势的发明。在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力图将皇家科学院的研究方向引导至他认为可能会使法国工商业受益的有用的领域。他下令收集数据，委托人们绘制出各个行省和殖民地的准确可靠的地图。英国政府官员也开始利用统计学来处理行政和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