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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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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内部的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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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制造业、贸易和城市的发展而来的是各种社会变化，包括“中间那一群”的社会地位变化。银行家和富商追求社会身份和贵族的生活方式。在巴黎，富裕的商人们购买优雅的联排别墅，与贵族们混在一起。在巴塞罗那，一些贸易寡头赢得了像贵族那样佩剑的权利。奥属尼德兰的中产阶级要求获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所赐予比利时贵族的同等权利。在欧洲大多数国家，贵族头衔是可以购买的，在不消除贵族和普通人的区别的情况下，这提供了一种相对容易的提升社会地位的方法。由于战争花费日益增多（国家为更大型的军队提供军备、训练，并将它们送往战场，还需要维护昂贵的防御工事），并且在经济困难时期税收减少，使国库承受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在法国、奥地利和卡斯蒂利亚，贵族头衔和官职的买卖使更多平民迅速加入贵族的行列。从1715年到1789年，法国的贵族人数翻了一番，贵族身份可以追溯到几代以上的贵族家族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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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在这幅18世纪的英国蚀刻画中，贫穷的工人与优雅的乡绅之间的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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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英国，平民进入贵族阶层的现象极为罕见。英国的卖官现象从来不像欧洲大陆上那么普遍，至少从17世纪中叶的英国内战起就是如此，而购买贵族头衔更是从未有过。然而，王室偶尔会将极为成功且富有的平民晋升为拥有世袭贵族头衔（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和公爵）的贵族，其头衔附带着上议院席位。王室还赐予其他拥有土地的乡绅各种头衔，包括骑士（非世袭的头衔）和准男爵（世袭的头衔，较少授予），获得这两种头衔者都可称“爵士”。但是，极少数人可以从生意人晋升为贵族，甚至连进入上流乡绅阶层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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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英国往往比在欧洲大陆更容易进入精英阶层。英国社会结构的缓慢转变开始于17世纪，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英国没有法律和文化障碍阻止银行家、制造商、商人和城市专业人士凭借财富上升至社会和政治上的主流群体，正如“乡村绅士”通过购置使其具有乡绅身份的地产上升至这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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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的读者群创作了《鲁滨孙漂流记》以及其他小说的丹尼尔·笛福宣称“人每一天从幽暗之地向财富进发”。在英国，从事贸易和制造业的人备受尊重。在欧洲大陆上，长子以下的小儿子往往自动被其父亲送到教会或军队任职，但是在英国，这些儿子中有很多人自豪地进军商业。一名曼彻斯特的鞋匠在1756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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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当在你的街区拥有古老家产者正抛售其祖传财产之时，你的市民是如何不停地购买，且由此形成了新乡绅群体的基础！诚然，他们并非以盾形纹章和长长的、记载了无用的社会成员的家谱的羊皮纸为饰，而是以美德和节俭为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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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丹麦和瑞典，古老的贵族世家和新贵族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后者被前者视为粗俗的新来者。在18世纪，被封为贵族的平民的数量也许并不比上个世纪多很多，但是这些被晋升为贵族的人却更加富有。然而，更古老的贵族世家仍然在王室的官僚机构、教会和军队里控制着最为重要且最有利可图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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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70年代晚期，法国军队开始逐步取消军衔买卖，到了80年代早期，贵族们要求君主尊重由贵族垄断威望最高的军衔这一传统，王室对此也作出了保证。1782年的《塞居尔法》针对新贵族规定：若无法证明其父系家族至少前四代都是贵族，则无法担任军中的高级职位。但是在许多国家，贵族与中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开始瓦解。在一些地区，少数贵族开始从事商业或制造业。贸易和制造业的扩张使更多的欧洲大陆贵族寻找新的财富来源。法国和俄国的贵族是最大的矿主。瑞典的贵族促进了制造业在其国家的小幅发展。在18世纪的西班牙，贵族从事商业投机已不再是一种耻辱，也许是因为贵族太多了。与此不同，在普鲁士、波兰和匈牙利，大部分贵族依旧认为从事商业活动（特别是零售业）或制造业是有失体面的，意味着丧失了贵族的地位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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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描绘了一位在社会上非常活跃的法国商人兼银行家接待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的特使的情景，后者向他请求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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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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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状况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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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百万人而言，在拥有足够的食物和饥饿之间、在当临时工和行乞之间，以及在相对健康和突然患病或亡故之间，都只有一线之隔。若伴侣双方都年轻、健康，并且可以时不时地找到工作，婚姻便增加了在“权宜经济”的条件下生存的几率。但是经济危机往往迫使夫妻两地分居，因为其中一方有可能会被迫去别处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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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晚期，英国人口中有近30％需要依靠某种贫民救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超过100万人被归类为“靠救济度日者”。体力劳动者四处流浪，寻找工作，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因议会的圈地法案而被赶出了乡里的公共土地。然而，住在特定乡村或街区的居民比外人更有可能获得当地慈善机构的福利，人们往往害怕外人，把他们当作小偷或更糟的货色。在奥地利的法律里，乞丐被称为“被驱赶的人”，因为当局试图将他们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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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薄的收成和寒冷的冬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使大量穷人丧命，在教堂的门口、谷仓和田野中经常会看到冻死的穷人。每当发生食物短缺，或是警察将乞丐驱逐出大城市的时候，乡村的道路上就会挤满被遗弃的小孩，父母要求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生活。老年人，尤其是寡妇，往往是最贫穷的，没有能力搬到其他地方，要依靠比自己生活得稍微好一些的街坊邻居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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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们永远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大部分欧洲人的基本食物仍然是面包——富人吃白面包；其他人吃黑面包，以及用黑麦、马铃薯或是荞麦做的粥。蔬菜（豌豆和菜豆，在中欧和东欧还有卷心菜）偶尔被加到汤或粥里。穷人们很少吃肉，除非是可以长期保存的重盐腌制的肉。在繁荣的都市阿姆斯特丹，孤儿院每周供应两次鱼和肉、一次蔬菜，不过那里的多数伙食只是些干豌豆、菜豆和稀粥。鱼和贝类只是住在海边的普通人的常见食物（特别是因为普通人被禁止在大部分的河流和池塘里捕鱼）。往往并不十分干净的水是必需的饮品；葡萄酒和啤酒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富裕得可以喝咖啡吃巧克力的瑞士农民在欧洲是例外。然而，总的来说，普通人的饮食和健康状况在18世纪还是稍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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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么感动人心的慈善机构都无法缓解极度严重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在法国，那里的慈善机构所提供的物资只有需求的5％左右。在天主教改革期间，教会已经强调过慈善事业在寻求永恒救赎中的重要性。大部分的新教徒也相信善行的重要性——毕竟基督也曾为乞丐洗脚。堂区和天主教国家中的修道院都会定期为穷人提供它们能够提供的救济，特别是在圣诞节和四旬斋期间。济贫院和其他慈善机构也尽最大努力照料老弱病残者。但是在困难时期，弃婴的数量急剧增加，远远超出了这些机构照顾他们的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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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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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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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中叶，许多上流社会的欧洲人相信他们已进入了人群喧嚣、甚至是暴乱的年代。特别是在18世纪70—80年代，下层民众似乎变得越来越不恭顺。穷人们抗议他人以其无法承受的价格从市场上买走粮食。他们拦截货车，劫走粮食，并以他们觉得“公平的价格”出售，这一价格让穷人也能购买到足以让自己生存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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