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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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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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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中叶，许多上流社会的欧洲人相信他们已进入了人群喧嚣、甚至是暴乱的年代。特别是在18世纪70—80年代，下层民众似乎变得越来越不恭顺。穷人们抗议他人以其无法承受的价格从市场上买走粮食。他们拦截货车，劫走粮食，并以他们觉得“公平的价格”出售，这一价格让穷人也能购买到足以让自己生存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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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的罢工斗争变得愈发普遍。在伦敦裁缝业的帮工们举行了抗议削减工资的罢工后，英国议会在1721年通过了第一部《结社法》。该法律为裁缝确立了有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规定，并允许不经过审判就将罢工工人关进监狱。鉴于有许多手工艺人和技术工人离开英国（有些前往殖民地），议会通过了禁止他们移民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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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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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财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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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代表着富裕地主的利益，这些人在18世纪增加了自己的财产，而且只有他们能选举下议院的议员。因此，在1723年，议会未经讨论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增加了50项侵犯财产的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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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是贵族式生活的象征。这是一种家庭化的、通常（至少对猎人们来说）不致命的战争。狩猎的专属权利是任何能够宣称拥有贵族地位的人都会谨慎维护的特权。但人们更常援引反对偷猎的法案来保护财产权。富裕的英国地主设置残忍的捕人陷阱（包括陷阱枪），以及让那些偷偷潜入其土地的偷猎者受伤致残的陷阱，这些土地包括在曾经的公共土地上建起来的“鹿苑”。《黑法案》中列举了一系列重罪，其中包括将脸涂黑作为一种伪装（该法案的名称由此而来），还有偷猎、偷钓、砍树，或是捡起在风暴中被吹下来的树枝。亨利·菲尔丁（1707—1754）在他的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冒险》里唤起了人们对这种罪行的关注，故事里的一名乡绅说：“耶稣啊！您是否会因为一根树枝而判两个人关进布莱德威尔（监狱）？”律师回答：“是的，这已经非常仁慈了；因为若我们将它称为小树苗，他们就已经被绞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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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场看守人抓住了一名偷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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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1753）中也体现了人们对保护财产的关注，这部法律禁止秘密结婚。它特别意图保护财产免受可能受到诱惑而试图与富人的女儿私奔的有野心的男性的侵害。议会还通过了一项允许根据议会法案离婚的法律，只有极为富有且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可以争取离婚，这至少部分是因为绅士希望自由地与因通奸而让他们蒙羞、或无法生育后代来继承财产的妻子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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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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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地位和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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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危机使贫富之间的差距拉大，富人们越来越焦急地讨论起社会控制策略。1724年到1733年间，法国政府对济贫院（workhouse）里靠救济度日者、乞丐和流浪汉实行了“大监禁”，他们在济贫院里学习低贱的手艺，并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接下来，王室重新整顿并加强了对穷人的管制，这反映出国家影响力的提升。但临时性的救济项目和对乞丐及流浪者的周期性镇压活动在欧洲大陆都很常见。从17世纪初开始，英国的堂区或镇区为那些被强制戴着“P”字徽章（P代表靠救济度日者［pauper］）的人提供救助。为了让贫困者不再流浪，各城镇建立了济贫院，强迫穷人在那里通过劳动维生。1782年颁布的一项英国法律将原来的济贫院改为稍微人道一点的机构（poorhouse）。1795年，斯品汉姆兰制（以这个制度诞生的堂区命名）推出了一种由当前面包价格和工资率决定的标准浮动的补助。但这些项目仅仅触及贫困问题的表面，而公众对贫困问题的讨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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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并未采取在欧洲大陆一些地区中较为成功的、将死罪限定为危及生命或国家的罪行的措施。英国议会于1688年到1810年间在律法中加入了近200种死罪，其中63种是在1760年到1810年间加入的。大约在这个世纪中叶，两个年轻人因偷猎而被捕。他们的妻子去找地主，乞求他仁慈地去说情。地主被感动得流泪，并答应让她们的丈夫回到她们身边。他遵守了诺言，将两具尸体归还给他们的妻子。然而，当时英国的陪审团对宣布被告人有罪特别犹豫；每年大约只有200名罪犯被处决。在伦敦的泰伯恩刑场，每次行刑都会吸引大量围观者。肉刑则常见得多，诸如烙刑或戴上枷锁示众。儿童和成人一样被迫劳动和受罚，一个7岁的女孩因偷了一条衬裙而在诺里奇被处以绞刑，但并不是所有惩罚都如此残酷。英国的治安管理相对不足，特别是跟法国相比（巴黎的警察是伦敦警察的4倍，但其面积只是伦敦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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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泰伯恩刑场的一次公开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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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地的当局政府都趋向于把穷人划分为两类——“值得的”和“不值得的”，即考虑他们是否值得获得同情和救助。那些“不值得的”穷人中有“假乞丐”，他们凭借化妆师的技术伪造出可怕的伤口，紧紧地抓住路过的富人的衣服，当恩主尽可能快地匆忙走远时，乞讨者便得到了一些小钱。对穷人的这种分类反映了一种观点：许多（若不是大多数的话）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懒惰，而严厉的惩罚足以让他们停止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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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小村庄、城镇和乡下地区，人们害怕盗贼团伙，他们的纵火威胁就足以吓住村民，因为一把火只需几分钟就能毁掉收成或一个农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强盗活动猖獗。在法国粮食丰足的博斯地区，一些土匪被称为“烧火工”（chauffeurs），因为他们将受害者的脚拉近火焰，来强迫他们说出藏匿贵重物品的地方。不过，也有许多穷人将一些土匪视为劫富济贫的英雄罗宾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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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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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强烈反差的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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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差的时期。宫廷、城堡、优雅的联排别墅里演奏着音乐，而农民和乡间按日计酬的劳动者却在挣扎度日，在那些不属于他们的田地里辛苦工作，或者在城市里的码头或市场做搬运工、烟囱清扫工或普通劳工。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或维也纳，富有的金融家、批发商、制造商或律师，与他们那些在普鲁士、俄国和巴尔干地区相对较少的城市中的同行相比，生活在一个更加国际化、并逐渐被消费主义所改变的世界中。尽管在许多方面，18世纪在政治上依旧由贵族主宰，但是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这个世纪也成为了一个充满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充满活力的时代。欧洲大陆上的贸易和制造业也有所增长。发展的跨洋贸易改变了欧洲的消费模式。横跨世界的贸易依旧是大不列颠帝国的基础，其竞争对手西班牙和法国也是殖民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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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60—70年代，经济和社会变迁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有些英国乡村绅士总是支持宫廷政策，另外一些则有时会反对这些政策，他们的行事方式开始变得像政党。地主寡头对政治生活的统治受到了没有选举权的普通民众的挑战。在北美殖民地，国王的臣民们抗议他们没有代表权却被征税，并发动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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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上，对不合理特权的谴责开始受到关注，包括对改革法国专制君主制的呼吁。公共舆论逐渐将高等法院视为对抗专制统治的机构，以及“国家”权利的捍卫者，而“国家”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在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地方，与根深蒂固的特权的对抗也越来越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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