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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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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大不列颠的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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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结束了长达50年的社会和政治动荡。1689年《权利法案》确保了议会批准征税的权力，使君主不得暂停或废除法律。议会还得以继续控制军队的资金和军队规模。只有经议会同意，才能在和平时期建立常备军(17)。因此，17世纪的政治斗争表明国王必须与议会合作来统治国家。反过来，国家保证财产权和圣职授予权。议会的权力和下议院经选举产生的性质（虽然基于有限的选举权）使英国的政治生活与欧洲大陆的对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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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进入了一段“贵族共识”的时期，该时期并不像字面上表现的那样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争执。但它使英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下议院代表了富有的有产者的利益，它也逐渐成为比只代表贵族的上议院更重要的政治论坛。国王控制下议院也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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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党和辉格党（见第六章）之间的政治分歧变得更加明显。前者如今明确代表王室的特权，而后者代表议会的权力。辉格党坚信议会的作用是保护自由、财产和法治，因此也要保护英国的宪法不受可能会出现的王室对权力的滥用的危害。正如爱尔兰出生的理论家埃德蒙·伯克（1729—1797）声称，英国的“混合宪法”(18)是一道“专制权力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地峡”。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观念：议会内部出现的对政府政策的反对是各方利益为自身优势而斗争的政治进程中固有的组成部分。不但如此，在18世纪，随着普通民众愈发坚持在政治生活中拥有话语权，英国政治生活的领域超出了政治精英的狭小范围。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殖民地的人们也同时发起了类似的争取自由的斗争，最终导致1774年到1782年的美国独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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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英国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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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以政治主张自由而闻名于世，乃是恰如其分之事。18世纪英国人的身份认同中，17世纪中期英国内战期间议会捍卫君主立宪制的胜利是其基本部分。然而与欧洲大陆的法、西、奥、俄等列强相一致的是，即使是非专制主义的英国，其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得到了扩展，建立了所谓的“英国特色的财政军事国家，连同规模巨大的陆军和海军、勤勉敬业的行政官员、高税收、高额债务”。到了18世纪晚期，英国的财政税收比一个世纪以前提高了10倍。同时，越来越全球化的贸易和战争的发展更加要求提高国家的行政能力。英国的军事和民事行政机构更加集中、专业、有效率，这使英国能取代法国成为全球霸主。英国的军队专注于全球的战争，为英国夺得更多的土地、财政、商业和制造业的利益。而集中在伦敦的金融城（The City）的英国的金融界，开始更加依靠英国在欧洲内外的战争并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大不列颠帝国相联的不但有英国的繁荣，还有英国人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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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80年到1780年的100年间，英国建立并巩固了其帝国。英国的陆军与海军人数增长了2倍。财政部的权力、影响范围和为国外战争及帝国的征服筹资的能力均有所增强。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英国提高税额，征税高效，包括土地税、（商品）消费税、关税等，这些在国家收入中占的比重日益上升。国家借款之多前所未有，使国家债务增长。英国的官僚体系规模扩大，变得更加复杂。政府官员更加专业，技术专家变得更加重要，政府职务的界限更加明确。此外公务员职位也为受教育的男性提供了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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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它的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英国政府为了筹款进行王朝战争和贸易战争，借了大量贷款，它继续面临着偿还大量国债的问题。政府财政开支的四分之三用于陆军和海军，或是偿还之前战争的贷款。1719年，政府授予南海公司接管国债的权利。南海公司于1711年建立，两年后，政府授予它拉丁美洲的奴隶贸易的专卖权和欧洲贸易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断断续续的战争，导致这些贸易在短期内无法获得任何利益。由于急需资金注入，公司的董事们决定以极为优惠的条件发售股票。他们贿赂了一些潜在的买家，并拉拢了一些政府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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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投资者持有国债，想取回自己的钱。依靠不谨慎的投资者们的帮助，公司将国家欠他们的债务转化成公司股份。董事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赌了一把，将股票的价格抬高。只要有足够投资者，好让公司用他们的资金为早先买股份的人付红利，这场骗局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这些利润都是基于出售股票，而不是真正的商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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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的一幅卡通画展示了投机如何引起了南海公司股票上涨，这将最终导致南海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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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投机风气火爆。小型公司可以一夜就建立起来，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无力偿债，或者组织形式奇怪，例如完全限于穿印花布的女性的公司。一家股份公司(19)是为了“一个有待公布的目的”而创建的。这场投机狂热随着1720年令人震惊的事件结束。由于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收益，“南海泡沫”于当年9月破裂。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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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伯特·沃波尔（1676—1745）于1721年就任财政大臣（他将担任此职20多年）时，政治生活正笼罩在财政丑闻之下。作为一个相对拮据的乡绅地主之子，身材矮小、脸色红润的罗伯特·沃波尔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牺牲国家的利益来让自己变得相当富有。在任职期间，他决心让民众恢复对英国政治的信心。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只允许政府授权的公司向公众出售股票。沃波尔建立了偿债基金(21)。偿债基金的建立帮助人民恢复了对政府的信任。乔治二世信任沃波尔的判断，虽然一些议员讨厌沃波尔的不受欢迎的财政改革，包括增加进口税和盐税，也讨厌他那避免英国卷入战争的目标，沃波尔的意见还是在他们的愤怒中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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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波尔完善了政治官职委派体系，是英国下议院的实际掌控者，并让英格兰圣公会成为国家结构的一部分，这一国家结构将持续一个多世纪之久。他让那些忠实于他的下院议员——他们被称作“食禄虫”——获得了报酬丰厚的政府职位，其中一些职位是名副其实的闲职。反过来，这些议员投票支持政府。在地方，郡尉高高在上，治安法官则不怎么起眼。一座墓碑上的墓志铭炫耀着长眠此地的女士与权贵攀上关系，因而在政治职位委派中享受到好处：“通过与显赫的斯坦诺普家族结盟，她为她的丈夫和孩子们获得国家和教会的12个职位”，这真是个不错的成就。沃波尔还致力于使詹姆斯党受到孤立，扫清汉诺威王朝继续统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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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沃波尔最终失去了议会对他的支持。他试图将酒和烟草也纳入消费税范围，在引起了暴动后，于1733年失败。老威廉·皮特（1708—1778）建立起“爱国”（boy patriots）联盟抵制沃波尔。他们尤为反对他对西班牙的无所作为，西班牙的舰船一直在大西洋骚扰英国商船。1739年沃波尔迫于公众呼吁带来的压力，向西班牙宣战——即詹金斯的耳朵战争——两年后，沃波尔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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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波尔的继任者是纽卡斯尔公爵（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1693—1768），他总是语无伦次，致使人们称他为“水烟筒”（Hubble-Bubble）。他善于操纵官职委派。然后皮特成为了首相。这位“伟大的下院议员”孤独、善变，经常处于高度兴奋和阴郁两种情绪之中。他善于蛊惑人心、傲慢且残酷无情，以威严获得他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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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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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君主可以宣战、议和、召集或解散议会，也可任命任何他或她想要的人成为内阁大臣、政府官员、主教、将军或海军上将。内阁和政府官员负责国家事务的运作。但这些官员的工作是在议会与君主间进行实质上的妥协的背景下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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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前几十年，下议院逐渐成为英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不同于成员都是贵族出身的上议院，下议院的成员是由英国拥有选举权的选民选举出来，这一选举权以土地财产为基础，范围狭小。尽管主导下议院的依旧是“绅士”或地主的利益，但是越来越多的商人也当选下议院议员，因为那些靠经商积累了财富的家族，不论他们是有头衔的贵族、无头衔的乡绅，还是平民，纷纷投资于土地。富裕的议员们能够通过赞助，轻而易举地控制所在选区的投票。1776年，英国只有5700个选民，由他们选举出下议院的半数成员，其中大部分议员按惯例每隔七年就重新当选。仅三个选区有选举权的人数超过4000，而在另一些地区，拥有投票权的人数不超过15人。因此，1754年，一名地主充满信心地向他的儿子保证：“你最后一定能当选新一届议员，不会有人反对，你本人也不会有麻烦，也不需要露面。”一些议员由“腐败选区”或“口袋选区”选出。腐败选区（rotten borough）包括臭名昭著的“老塞勒姆”，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居民，但却有两个下议院代表，也包括另一个被水淹没了几个世纪的选区，以及那些差不多一样容易操纵的有几百名选民的选区。口袋选区被议员收买，他的当选没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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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些英国的新兴工业城市在议会里没有代表。许多都市精英不再相信来自在下议院中有代表席位的选区的下议院议员们能够“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不但如此，对政治的不满反映出这样一种恐惧：下议院捍卫宪法免遭暴君滥用的作用正被制度化的官职委派机制和公开的腐败行为所破坏，其典型代表就是腐败选区和口袋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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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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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的政党发展：辉格党和托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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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伯特·沃波尔时期，辉格党和托利党相对和睦地统治着国家。但是在沃波尔之后，许多辉格党人开始相信，大臣应是同时为议会和国王所能接受的人物。相反，托利党人坚持传统观点，认为应不惜一切代价保留国王和教会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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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三世于1760年成为英王后，让人觉得他打算不依靠议会来进行统治。七年战争中，国王在1761年拒绝对西班牙宣战，首相皮特因此辞职。接下来，国王任命他以前的家庭教师、冷漠的苏格兰贵族——布特伯爵约翰·斯图亚特（1713—1792）为国务大臣，随后又任命他为首相。但是任命布特伯爵是一项非常不受欢迎的决定，因为他不是议员，几乎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影响力很小，他还不希望英国与西班牙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