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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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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对既有权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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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若干国家中出现了改革运动。在英国，“自由”成为政府反对派的口号。在同一时期大西洋的另一边，英国在美洲的十三个殖民地的居民要求“无代表不纳税”，但当遭到拒绝后，这些“爱国者”们发动了反抗英国统治的美国独立战争。而在欧洲大陆，类似的改革运动也在寻求弱化专制统治（如在丹麦），或阻止国家陷入暴政（如在法国），又或希望阻止更强的、集中的权力的强制推行（如在荷兰共和国）。其他的改革运动挑战着那些似乎毫无根据的特权，这些运动在法国尤为明显。在每个西方国家，人们可通过新闻报纸，以及来自商人、旅行者和外交家的消息，了解更多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政治事件。在英国和西欧的部分地区，政治俱乐部也体现出人民对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这些改革运动在当时互相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多么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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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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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激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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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18世纪60年代，普通人要求选举改革。有些人甚至呼吁男性普选。改革者们要求重新划分选区，这样英格兰北部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地区也能在议会中有数量合适的代表，并要求让代表数量严重不足的伦敦选出更多的议员。不但如此，没有投票权的普通百姓也要求更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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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威尔克斯（1727—1797）的父亲是一名成功的伦敦酿酒师，他本人是一名有中等财产的议员和不奉国教的新教徒。他迷人、机智，但又鲁莽。1763年，威尔克斯创办的报纸《北不列颠人》让他立即引起公众的注意。这份报纸的第45期抨击政府签订《巴黎和约》，结束了七年战争。该报也直接抨击国王。国王下令以诽谤罪逮捕“那个恶棍威尔克斯，煽动叛乱的小号”。威尔克斯则宣称：他认为对他的逮捕是政府不公而专横的权力对自由和宪法的打击；他在审判时宣称：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可以立即确定英国的自由是真实的，还是只是个影子”。进监狱一周后，法庭因议员的豁免权释放了威尔克斯。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吹嘘，他的命运与大不列颠的“中等和下等人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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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已挖出了威尔克斯很早以前写的一首淫诗，且下议院已解除了其议员的豁免权，他害怕因色情文学而遭到起诉，于1764年逃到法国。4年后他回国，马上遭到逮捕、审判定罪，数千人代表他抗议，于是他又获得了释放。威尔克斯随后竞选米德尔塞克斯的议员，该郡位于伦敦泰晤士河以北、金融城外。威尔克斯获得了商人和制造商的支持，后者的富裕程度足以让他们有权投票，他再度被选入议会。他四次当选，但议会四次以他之前的罪行为由否决了他的当选。他把自己塑造成一名爱国者。在经济困难、发生粮食骚乱和罢工的时期，他成了为不被代表者争取权利的运动的象征，有一定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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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演说、对话以及歌声中回响着“威尔克斯和自由”一词。1769年，保卫权利法案者协会（Society of the Supporters of the Bill of Rights）在要求政府“恢复宪法”时提起威尔克斯的名字。被控诽谤罪的《北不列颠人》的期数45成为他们的战斗口号。威尔克斯那长相怪异的脸出现在各种海报、传单、诗集、漫画、茶杯和餐盘上。1771年，他当选为伦敦郡治安长官，甚至3年后当选为市长，尽管他不被允许接受这两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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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体面的”改革家如今开始要求更多新闻自由，特别是重新定义诽谤法，这样人们可以批评政府。他们还要求出版议会辩论的权利。此外，他们要求议会每年开会一次，且议员要居住在他们所代表的选区。但是如今大部分的辉格党人坚决与威尔克斯划清界限，部分原因是他名声败坏，在上流阶级看来这位先生与暴民无异。他们对要求男性普选的游行非常警惕。几乎没有辉格党人愿意在坚持部长责任制的原则之外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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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威廉·贺加斯的蚀刻画，画中人是约翰·威尔克斯；（右图）威尔克斯的支持者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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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大型城镇里兴起的文学和“哲学”协会促使在17世纪政治危机年代有所发展的政治文化传播得更广。旅店和咖啡馆为他们的顾客提供专门的阅读室。伦敦的印刷机由1724年的75台，到威尔克斯第一次被逮捕时增加到了约200台。到了1760年，这些印刷机印刷了89种新闻报纸，其中4种还是日报。伦敦以外地区还发行了35种新闻报纸。到了1790年，伦敦出现了14种日报，而地方的报纸增加了4倍。政治小册子、传单、讽刺漫画淹没了首都伦敦和大型的地方市镇。到了18世纪60年代，艺术家们不再隐去讽刺对象的名字。和辉格党对手与那些议会以外的激进分子一样，政府意识到必须利用新闻、小册子、传单等先于公共舆论主张自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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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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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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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大西洋另一边的北美正酝酿着另一场针对英国王室的挑战。英国政府越来越难以管理面积比英国本土还大许多倍的十三个美洲殖民地。这些殖民地输入英国出口商品的20％，并为英国提供30％的进口产品。其人口在70年间翻了10倍，从1700年的约20万增长到1775年的250万以上，而同一时期，英国本土人口大约640万。那些来到殖民地的人发现了一片充满机会的大陆。许多人可以购买在祖国买不起的土地。而且因为殖民地劳动力相对短缺，工匠和普通的劳动者也能获得相对更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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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几十年里，殖民地的居民渐渐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有独特文化的大不列颠美洲社会。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并未伴有为了经济开发而建立的集权机构，也不像西班牙帝国那样有征服的决心。英国是在寻找贸易和经济机会、宗教信仰自由（如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和宗教宽容（如马里兰的天主教徒）的过程中建立了殖民地。因此，殖民地的人民坚持要求“生而自由的英国人”(23)的自由，这很容易地转变为对更多自由的呼吁，包括对英国主权不容挑战这一观点的否定。商人、律师以及富裕的地主，诸如身居社会阶层顶端的弗吉尼亚人乔治·华盛顿（1732—1799）和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领导着北美殖民者。他们憎恨英国军队在殖民地的长期驻兵，以及英国的官员试图将英国本土的纪律标准强加于殖民地军队的做法。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坚信，他们有权利以自由为名，抵制不公正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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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乔治·格伦维尔（1712—1770）继任皮特，成为英国首相，他想要增加税收的政策，这让殖民地民众与祖国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765年，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强迫美洲人为几乎每一份印刷品买印花。一年后，费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在下议院为殖民地民众辩护。他声称，这一法案代表着英国对其帝国另一部分的不公正统治。下议院废除了《印花税法》，但是随后政府又开始征收其他税。不但如此，议会还于1766年公布了《公告令》，声称议会有权向殖民地任意征税。一年后，《唐森德税法》出台，对殖民地进口的纸张、茶叶和其他产品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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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英国辉格党人开始站到以辉格党人自居的殖民者一边，他们宣称，腐败正在威胁大不列颠立宪体制下的君主与议会的制衡关系。他们将两场运动视为为了自由而同时发起的斗争。对英国的激进分子而言，腐败选区象征着对自由的威胁；而对美洲殖民者而言，正如约翰·亚当斯宣称的那样，“没有美德和独立，就不会有自由，正如没有灵魂的人不能生存和运动一般。”殖民者提出自己纳税却无代表权的宣言，这使英国的激进分子占到优势。美洲的政治小册子以及传单受到了英国商人、制造商、工匠和其他渴望为议会所代表的人的充分注意。殖民者们在英国游说，宣称“美洲的事业也是这个王国的事业……这两个地区存在相同的不满，因此需要相同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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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起初出现了分歧，不确定应该如何处理国内的示威浪潮和殖民地的骚动。公众的抗议表明英国当时对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的控制有限。1770年3月，在波士顿，英国士兵向喧嚣的人群开枪，后者正对英军在这个城市驻扎表示抗议。“波士顿大屠杀”夺去了5名抗议者的生命，让殖民者们义愤填膺。同年，乔治三世任命诺思勋爵弗雷德里克（1732—1792）为英国首相。诺思温和、明智，与国王的私交很好，也善于调和各派意见。他在下议院还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辩论家。他发起了1773年《茶税法》，希望允许东印度公司将过量的茶叶运载至北美，并由英国政府在茶叶抵达北美港口后征收关税，如此给予公司帮助。这一举措可以让殖民地的茶叶价格下降，但也将维持英国政府主张的对殖民地进口货物征税的做法。此外，它还会威胁到当时美洲流行的致富方式——走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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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12月16日，殖民者们装扮成印第安人，强行登上停靠在波士顿的英国商船，他们将船上的茶叶倒入大海。英国议会为回应波士顿倾茶事件，通过了《不可容忍法案》，宣布封锁波士顿港，直到殖民者向商人和政府赔偿倾倒的茶叶损失。1774年9月，各殖民地代表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本杰明·富兰克林明确区分了“未腐化的新国家”和“腐化的旧国家”，前者指殖民地，后者之一似乎正企图对自由发动战争。英国向北美派遣了更多的军队。1775年4月，殖民者和大不列颠的正规军发生了第一次公开战斗，英国军队在康科德、列克星敦、马萨诸塞搜寻武器，殖民地民兵与英军旗鼓相当。随后在波士顿附近的邦克山的激战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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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里维尔描绘的波士顿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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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1737—1809）的著作《常识》（1776）在殖民地的发行量高达10万册。在这部著作里，他猛烈攻击英国国王。《常识》反映出启蒙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潘恩反复重申洛克的观点：政府的“正当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同意”。他帮助说服了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在1774年7月4日接受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宣言》宣布，在“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基础上，人人平等，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还提出在政府侵犯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等“不可剥夺的权利”时，人民就有权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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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反抗逐渐变成独立战争。大陆会议任命乔治·华盛顿为大陆军司令。英国政府希望以最小代价使殖民地问题恢复原状，因此在漫不经心且往往无能的英军司令的领导下，其战斗水平也大打折扣。英国最初的孤立并惩罚叛乱分子的政策很快失败，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与意志越发坚定的敌人作战，英国军队人数太少。接下来，英国采取了常规的军事行动。但是殖民地的部队却开始分散作战。1776年，华盛顿的军队设法渡过了哈得逊河，进入新泽西。到了1776年年底，海军上将理查德·豪（1726—1799）试图与叛乱分子协商之时，殖民者拒绝接受，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妥协。12月，华盛顿占领了特伦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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