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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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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处于危机中的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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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不可避免。但是此前经济困境持续20年，再加上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一种强调以自由主义面对根深蒂固的经济和社会特权的论调，使得某种变化有可能发生，甚至很有可能实现。当18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爆发，国王被迫召开三级议会时，对抗的条件已经成熟，它将在法国大革命中达到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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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的长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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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区别专制与暴政，这些思想越来越流行，让君主政体及其政府受到公共舆论更为严密的监督。当路易十五在1771年流放巴黎高等法院人员，并试图建立起可能比过去的高等法院更顺从的新法庭时，接受了启蒙运动思想的反对者们指控路易十五是暴君。反对者们确信国王正在试图颠覆长期以来人们广为接受的特权。1774年，路易十五去世，年轻的路易十六恢复了高等法院，它们保留了登记王室敕令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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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对贵族特权、行会垄断以及腐败的官员愈发不满时，启蒙运动思想引发了政治上的行动。在1774年，财政总监安罗贝尔·杜尔哥起草一份计划，旨在削减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垄断和特权（见第十一章）。但是废除行会的法令和其他法令立即引发了贵族们、巴黎高等法院与普通民众的敌对情绪，后者于1775年在巴黎发动暴乱，因为允许粮食自由贸易的法令导致困难时期的粮价更高。两年后，杜尔哥的经济改革试验结束。不过如今一些作家开始将杜尔哥理念中的自由思想与代表18世纪的法国社会和经济特征的集体特权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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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依然是一个特权、权利、传统、司法权力互相交叠的国家。贵族们和诸如行会和包税商(1)等职业团体反对任何削弱特权的计划。与此同时，富裕的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社会界限在18世纪变得不那么固定。在1789年前的连续15年中，近2500个家族通过购买头衔成为了贵族，尽管最古老的贵族家族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自己的阶层为新人所压制。不过依旧有许多富人憎恨贵族特权，特别是他们拥有的免除大部分税收的权利。虽然心怀不满的平民没有发动法国大革命，但是他们的不满促成了对改革的强烈要求。国家加剧的财政危机使改革的呼声愈发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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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最坚定的反对者是那些较为贫困的贵族。“佩剑贵族”是法国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他们的祖先曾经自豪地上战场为国王服务，但是他们有些已经陷入困境，他们疯狂地坚持一切特权，以此作为维护他们的地位的一种方式。尤其让他们憎恨的是：省高等法院中到处都是通过购买获得职位的新贵族——“穿袍贵族”，且贵族阶层内部的势力已从最古老的家族转移到这些刚刚被封的新贵族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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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依靠出售头衔、官职以及经济专营权获得财政收入和长期贷款。但是创建新的职位（1789年的职位超过了50000个）可能会损害公众信心、拉低已为人所据有的职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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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难使财政收入减少、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使王室的财政问题更为严峻。价格和租金的上涨使18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局势变得更加恶劣。粮食年年歉收，以1775年的一次最为严重，让贫民的生活状况变得更加困难。1787年和1788年是法国政治剧变的关键时期，这两年的粮食产量同样很低。这些危机并非不寻常——事实上直到下个世纪中叶，这些危机将反复出现，持续不断。微薄的收成引发了公众对税收的抵制和对高昂粮食(2)价格的抗议。而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稀缺资源带来更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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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农民相信，地主们正在让他们的苦难变得更加沉重。农业的产量使贵族的收入减少，通货膨胀让贵族生活的成本上升，于是产生了一种“领主反动”（seigneurial reaction）。贵族地主们雇用地产代理、律师、土地测量员来最大程度地提升土地带来的收入，并重申对公共土地拥有的古老的权利，而许多农民得依靠这些土地进行放牧、砍柴。许多地主提高租金，并试图强迫那些之前租了土地的农民为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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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一些残余还是保留了下来。农民依旧恼怒于要付给领主的费用。许多贵族依然对他们的农民拥有司法权，这意味着可以由他们来决定涉嫌犯罪的农民是否有罪，向其征收罚金。领主法庭常被用来强制执行领主对森林、湖泊、小溪拥有的权利，以及在他们的领地上独享的狩猎和捕鱼的权利。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危机让平民有机会消除这些日积月累的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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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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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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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王室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危机是法国大革命的短期原因。法国与英国及欧洲其他大国的交战状态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百多年。在对抗英国的美国独立战争中为叛乱的殖民者提供的财政支持是用瑞士出生的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1732—1804）筹集的贷款承担的。几乎四分之三的国家财政开销都被用于维持陆军和海军，以及偿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七年战争（1756—1763）以及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积累的债务。这个君主制国家已经是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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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儿找到更多的资金呢？贵族们自古以来就有免除大部分赋税的特权，教士们则可以免去所有的税。而从法国最大的社会阶层——农民手中征得的税是有限的。简而言之，法国王室面临的财政危机与财政制度自身的本质有很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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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收税的效率低于英国政府。在英国，通过发行国债，英格兰银行以相对低的利息为政府提供贷款。而法国没有中央银行，国家比任何时候都得更依靠私人利益集团，饱受拙劣的征税措施和不完善的记账之害。法国的公债远远高于英国，且当王室寻求权宜之计来解决金融问题时，其公债持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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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优柔寡断而天真的路易十六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对他的王国知之甚少，在他的统治时期，仅仅离开过巴黎和凡尔赛宫一次。他喜欢在宫殿里闲逛，拆拆他的钟表，然后再组装起来。他还是个优秀的猎手。但是他优雅、傲慢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则不受欢迎，让公众对王室更加丧失信心(3)。作为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女儿，玛丽被许配给路易，以巩固奥地利和法国两大王朝的关系。她从未感到法国是她的家乡。不满于婚姻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过着奢华的生活，由此卷入非议之中。1785年，当一名红衣主教为了获得她的青睐，将一条极贵重的钻石项链献给她后，玛丽陷入了严重的丑闻。之后，阴谋者巧妙地偷走了这条项链和这名红衣主教的一些钱，在这桩离奇的事件中还有一名妓女假扮成王后这样一幕。这个“钻石项链事件”似乎夸大了国王软弱、戴绿帽子的公共形象。而王后那轻率、不忠的名声似乎削弱了王室自身的权威。王后遭到人们的诋毁，他们粗野地称她为“奥地利娼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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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路易十六；（右图）玛丽·安托瓦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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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内克尔依旧继续大肆举债。但是在1781年，一些大臣和贵族食客说服了国王罢免内克尔。内克尔写了一份不太真实的王室财政报告，旨在证明国家将得到的收入高于当前的开销。内克尔希望能使债权人消除疑虑，向他们保证不需要进行改革。但是银行家们却不相信内克尔的数据，他们中间一些人拒绝给君主贷款，除非国家进行财政改革。新上任的财政总监夏尔亚历山大·德·卡洛纳（1734—1802）证明内克尔的王室财政计算不可信。然而卡洛纳却花了更多的钱，让王室陷入了更大的债务危机：他从贪污的官员处借款，以偿还如今聚集在王宫门口的债权人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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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高等法院坚决反对财政改革，他们认为财政改革会因对土地征收一般税而使赋税增加。他们不信任卡洛纳，并认为他在财政方面不负责任且带有政府官员的傲慢，对一些人来说，这近似于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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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避高等法院，卡洛纳在1787年2月向国王提议召开显贵会议。这场会议由他们精心挑选的来自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等级(4)。国王期盼会议能够认可改革的提议，包括征收贵族也不会被豁免的新的土地税。卡洛纳提出法国的财政困难是制度上的，来源于混乱的行政机制，包括税务方面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地区差异。而王室出售有利可图的收税权，或称“包税权”，进一步降低了效率。卡洛纳知道王室与包税商的合同很快将会进行重新协商，而王室的很多短期贷款也即将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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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纳谴责“习惯的统治力”，它在很长时间内导致法国长期无法改革，也妨碍了商业。他主张彻底改革整个财政系统。但是显贵会议不但拒绝了卡洛纳提议的税制改革，还拒绝支持贵族们应该纳土地税的想法。不但如此，第一等级的高级教士也强烈反对卡洛纳的改革，其中一些人也是贵族。他们也害怕会丧失免税权。以特权为基础的法国社会，目前处在危急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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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说服了国王罢免卡洛纳，于是国王在1788年4月8日将他革职。路易十六任命了强大的图卢兹大主教艾蒂安夏尔·德·洛梅尼·德·布里埃纳（1727—1794）取代卡洛纳。如同他的前任，洛梅尼·德·布里埃纳要求行省高等法院登记——从而通过——一些财政改革的敕令，并许诺政府将更精确地记账。但是巴黎高等法院拒绝登记其中一些敕令，包括新的土地税和印花税，后者让人想起美国革命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