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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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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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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着手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1789年8月26日，它公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这一文件提出了新秩序的基本原则，旨在教育公民什么是自由。作为西方政治史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人权宣言》反映出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斐逊写下的一些思想。其第一条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不但如此，《人权宣言》也深刻地体现出启蒙运动的影响，例如它对个人自由、公民平等、与社团主义的斗争、不公正的特权和专制统治的关注，其基调是一种理性至高无上的信念。法律面前将会人人平等，所有的公民“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他或她的观点遭到迫害，包括有关宗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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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通过宣扬普遍原则，将主权置于法国这个国家的手中。权利的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权利来自身为“国家”的一员这一事实，而与任何团体或社会等级无关。法律反映的是“公共意志”，这是启蒙运动中的概念，它由全国代表来表达。国家自身而非君主一人才是“所有主权的来源”。但是《人权宣言》中声称机会均等，并非意图消灭所有的社会差别。对财产权的保护使由财富、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天赋带来的差异将会依然存在，这样的差异被认为是自然且合法的。因此，《人权宣言》让财富而非出身、血统或法律特权成为现代法国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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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宣言》提到的是“全人类”。但与此同时，它的作者们却将女性排斥在《人权宣言》之外，而且他们也未提倡或预言两性平等。尽管如此，许多男性和女性现在开始以“公民”称呼彼此。事实上，自大革命的初期，兴起了一些对女性权利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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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的废除和《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公布是如此不朽的成就，以至于1790年的人们就开始将三级会议的代表成立国民议会前的体制称为旧制度。但是国民议会的成果依旧有待路易十六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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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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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面包师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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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政治危机远未结束。国王最亲密的顾问（“宫廷党”）拒绝接受任何不留给国王绝对否决权的宪法决议。王室的权威处于危难之中。西哀士支持爱国者党，他坚称：“若国王的意志能和2500万人民的意志相等……那就是一封对抗公共意志的密札。”国民议会的大部分成员已否决了一项建立像英国上议院那样的机构的提议，他们在9月同意授予国王对立法的“搁置”否决权，即国王可以推迟使国民议会通过的措施变成法律，推迟年限为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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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王拒绝接受这些条款以及8月4日的法令时，一大批小册子和报纸抨击国王的顽固。一名激进的新闻工作者让保罗·马拉（1743—1793）的新报纸《人民之友》立刻有了大量读者。马拉是一名财政陷入困境的医生，他有些类似于40多年前被伏尔泰斥为雇佣文人的野心勃勃但处处受挫的“三流作家”。马拉用激动人心的情感和巴黎平民生动而粗俗的俚语调动读者的情绪。大量政治小册子充满了人民主权的言论，其中一些来自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瓦解了人民对路易十六的、甚至是对君主制本身的尊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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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0月，一些“爱国者”要求国王住在巴黎，这也是许多陈情书中的要求。如同法国大革命中许多重大事件一般，引发“凡尔赛游行”的似乎是一件小事。在一次国王和王后出席的迎接佛兰德军团的接待会上，军团的军官们侮辱了新采纳的三色徽章。根据谣言所传，他们叫着：“打倒国民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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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来自巴士底狱附近地区的妇女在发现市场里几乎没有任何商品后，便在市政厅前集合。大约一万名平民（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从市政厅步行至凡尔赛宫，希望能说服国王为他们提供面包。一些人占领了国民议会大厅，并以人民主权的名义，要求获得权力。当天晚些时候，由拉法耶特率领的大批国民自卫军也来到凡尔赛，希望能够维护秩序，并说服国王跟他们回巴黎。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路易真诚地向这些女性致意，并许诺会给她们面包。那天晚上，路易十六宣布接受制宪议会在8月4日之夜公布的重要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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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次日黎明还是发生了暴力事件。人们试图强行进入城堡，皇家守卫开枪射死一人，于是群众们报复性地杀死了两名守卫，用长矛刺穿他们的头颅。人民群众坚持要求国王一家和他们一起步行回到巴黎。一些妇女唱道，她们和“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面包师的儿子”一起回到巴黎，这反映了当时的流行观念：国王应负责为他的人民提供面包。而国民议会也离开凡尔赛，来到巴黎。妇女们的凡尔赛游行迫使国王和国民议会服从人民的政治意愿，改变了法国大革命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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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至凡尔赛的巴黎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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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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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教会和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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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着手起草限制王权的宪法，将对路易十六称为“法国人民之王”而非“法国之王”。这一改变有着重大意义，因为这表示他体现了其人民的主权。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惧于这样的变革，在10月事件后逃亡国外，紧跟其后的还有超过2万名逃亡者，他们大部分都是贵族、其他富人和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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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国民议会将改革重点放在教会。《八月法令》已废除了献给教会的不受欢迎的什一税，如今，国民议会指望教会的财富能够帮助解决日益恶化的国家财政危机。10月10日，在其家族的坚持下成为神父、并于1789年早期成为主教的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1754—1838）提议教会的财产应该变成“国家的财产”（biens nationaux）。11月2日，国民议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塔列朗的提议，此后大约价值4亿法郎的教会地产——大约占国家土地的10％——开始被拍卖。拍卖的首要受益者是可以筹集到足够的钱来购买拍卖的土地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富裕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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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立即筹集到钱，国民议会开始发行以教会地产价值为担保的纸币——指券（assignat）。尽管法律要求所有人接受用于偿还债务的纸币，但是由于缺乏公共信用，这些纸币很快贬值。那些利用纸币购买教会土地或偿还债务的人则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甚至连贫困的农民都能用通货膨胀的货币减少债务。出售教会土地以及后来出售逃亡贵族的土地的影响之一是更多土地被农民开发耕作。当然，砍伐树林以腾出空间用于种植农作物、开展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给自然环境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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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国民议会极大地改变了教会的地位。1790年2月13日，国民议会下令废除宗教修会，因为许多改革者都认为修会在政治方面令人怀疑。7月12日，国民议会通过了《教士公民组织法》，重新界定教士和国家的关系，并建立起国家教会。如今主教们只有通过政府授权，才能发表公告。此外，他们还必须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10天后，国王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些影响教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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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变成了国家的一个重要部门，国家从此将支付神职人员工资、礼拜开销，以及穷人的救济金。1790年11月，国民议会宣布，所有的教士都必须宣誓忠诚于革命，并接受《教士公民组织法》。教皇庇护六世的权威由此受到了直接挑战，于是他于1791年3月公开抨击《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并在4月份谴责《教士公民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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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公民组织法》改变了大革命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并直接推动了反革命运动的发展。大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堂区神父拒绝发誓，于是国民议会禁止这些不忠诚的“拒绝宣誓”的教士主持教会的圣礼。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受到大众支持的“拒绝宣誓”的教士继续主持圣礼。宣誓问题让教区、堂区和一些家庭分裂。在一些行省，针对“拒绝宣誓”的教士的暴力事件增加；而在另一些地区，坚守传统的教士却得到了大众的支持和保护。这些问题不是小事，因为包括路易十六在内的许多天主教徒相信，信仰使他们必须拒绝参加那些“宣誓”的教士主持的圣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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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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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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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的宪法以君主立宪政体取代专制统治，意味着与旧制度的正式决裂。尽管国王只保留了一种搁置否决权，但是他依然管理外交事务，统帅军队。但是宣战或议和需要国民议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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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的法国远远算不上一个共和国。为了与旧制度分道扬镳，革命通过消灭世袭的法律特权，重新定义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尽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当1790年6月国民议会废除世袭贵族头衔时，它谨慎地区分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公民。只有那些“主动的公民”，也就是缴纳相当于三天工资的直接税的男性，才有权利在间接选举中投票——他们投票选出更富有的选举人，后者将选择代表进入新的立法机关（见地图12.1）。诸如马拉和民粹主义的演说家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等批评者谴责这种受到严格限制的投票权。他们宣称国民议会不过是将得到政治权利的标准从贵族头衔改为财产的所有权，由此将旧制度的特权阶级替换为另一种特权阶级。若是这样的话，哪怕是卢梭本人也没有资格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