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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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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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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地选择婚姻对象，得到一笔丰厚的嫁妆和富有的媳妇或女婿，可以维持甚至提升家庭的财富和地位。满足这一要求的贵族变得愈发稀少。欠考虑或不相称的婚姻，即双方社会等级相差很大的婚姻，一直是小说和戏剧中的流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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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可以在选择伴侣发挥积极的作用，事实也的确越来越表现出这一倾向。未来的另一半越来越可能坚持要求在安排婚姻时顾及自己的想法。一名巴黎女性告诉她的父亲，她不能嫁给“某个我不爱的人……为了让我的一生得到许多……若我不爱他，不渴望他，我该如何留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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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产阶级着眼于保证后代的未来，从1820年左右开始尝试避孕，让自己的后代限制在一到二位。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鼓励计划生育，他告诫世人：“比起增加孩子，一个人更必须增加自己的储蓄账户。”性交中断法以及其他基本避孕法无疑被更广泛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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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和青春期的概念在中产阶级家庭里发展起来。“孩子的房间”和小孩自发地与父母或客人见面的“孩子的时间”是中产阶级的概念。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家庭中，空间不足，儿童没有独立的房间或区域。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旦身体条件允许他们工作，就不得不开始工作。许多当学徒的孩子不是与家人一起生活，而是和所选择的行业的匠师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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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养育孩子也是一种投资（当然还有投资以外的许多内容），因此父母必须让他们作好准备，接手家庭重任，并将自律、自力更生这些品质传承给他们的后代。德意志人称之为教化，即训练教养与性格，这成为19世纪许多小说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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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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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职及家庭生活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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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世纪中产阶级而言，家庭是秩序的基础，也是英国人所称的“美德的温床”。许多男性认为女性停留在家内的领域是“有道德的”，是肩负着使家庭舒适、幸福、整洁的责任的“天使”。但尽管许多中产阶级坚持认为女性应该只有在有迫切的困难且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才能工作，许多中产阶级妇女从事商业，在她们丈夫的商店里充当无薪职工，或是在丈夫的法律事务所、医疗室、公证处担任接待员或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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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家庭生活崇拜（cult of domesticity）也日渐成为男子气概中的基本部分：男人为家庭提供所需之物，是家庭未来的保障。然而到19世纪中叶，英国人观念中的“男子气概”变成了强调体力。越来越多的男人加入运动俱乐部。牛津与剑桥大学演变为推崇运动员的英勇的睥睨他者的男性空间。这一趋势也许体现出人们意识到女性在英国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可能性的威胁后，以及对英国大学里和蓬勃发展的都市中的同性恋亚文化作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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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地位仍与她丈夫或父亲的地位紧密联系。在法国，《拿破仑法典》使男性在法律上人人平等，但是女性却不得不屈服于她们丈夫（或父亲）的意愿。英王乔治四世（统治时期：1820—1930）于1820年即位后，试图威胁指控他的妻子卡罗琳通奸，阻挠她从意大利回国，从而阻止她成为王后。但英国的妇女们，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女性为卡罗琳上书请愿，谴责国王实施双重标准，因为国王自己也有臭名昭著的婚外恋，此后国王被迫放弃计划，承认了王后。一首歌谣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支持卡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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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你们这些贞洁的英国妻子 支持你们受伤的王后， 维护她的权利；那是你们自己的权利， 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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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属于女人的领域，包括监督孩子和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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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妇女负责照料孩子，安排并监督饭菜的准备，管理仆人，关注家庭的社会责任。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孩子的教育，是正式的学校教育的补充，并对孩子进行一些宗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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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者开始挑战女性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她们为“男女各司其职”这一议题进行辩论。一些女性如今要求获得投票权。哈丽雅特·泰勒·密尔（1807—1858）在她的《女性的解放》（1851年匿名发表）一文中强调，社会不公平地单凭性别因素判断出某些人低劣一些，因此不值得拥有投票的权利。18年后，她的长期伴侣和未来的丈夫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发表了《女性的屈从地位》（1869）一文。密尔声称女性和男性一样应该能在由市场关系所确立的社会里平等竞争。女性主义者要求已婚妇女也应有权控制由她们带入婚姻中的财产。但是妇女权利的反对者将女性主义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行径或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浪潮相提并论。许多上流社会的英国人仍认为女权主义是“不体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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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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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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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出一种以舒适和私密为基础的文化。当时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都有条件雇用一个或诸多仆人，家中有多个房间。他们中间最富有的往往占据着公寓的第二层，但很少住在紧贴地面的第一层，那是给看门人居住的。同一栋公寓中不那么富裕的邻居则需徒步爬上更高的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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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850年的一座巴黎公寓的截面图。注意除了看门人所在的第一层楼外，楼层越高意味着里面的住户越不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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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甚至餐厅和楼内公证人、律师、医生的办公室成为独立的房间。富有中产阶级特色的室内风格慢慢形成，其中有民族和地域差异。沙龙的配套布置往往包括一两个大衣橱、有抽屉的柜子、一套优雅的桌椅、产自法国利摩日的瓷器、英国韦奇伍德的瓷器、水晶杯、时钟、烛台和挂在墙上的一两幅画作或印刷品。所有这些布置世代相传。德意志的装饰风格特色是墙纸和零散放置的简朴的家具。钢琴和其他乐器在家中更为常见，为家庭演唱伴奏。抽水马桶开始取代户外厕所以及便壶，过去人们唐突地往窗外倒便壶中物时，造成了许多灾难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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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尤其热爱家中的物品，其热情已接近痴迷。他们不再简单地装饰房间，而将自己的住宅里塞满了瓷器、地毯、壁炉台、雕像、装饰华美的炉栏和茶壶。他们认为家具与室内装饰是某种道德素质的体现，能够暗示房主过的是好日子。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家的认同也可以说体现了阶级区隔受到的威胁，这种威胁在一个社会变迁巨大的世纪确实存在。来历可疑的古董或从奇异品商店购买的殖民地物件仿造品等新奇物品现在的眼光来看也许品味相当糟糕。但是这些新奇的物品使拥有者可以对抗批量生产出的物品的潮流，并可通过新奇之物反映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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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罗马谚语“人靠衣装”在19世纪中产阶级中得到了印证。中产阶级的男士们身穿黑色西装，也许还会戴上让他们显得容光焕发的羊绒围巾。他们的妻子的穿着相对简单，用珠宝显示出家族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