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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十五章 自由主义挑战欧洲复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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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击败拿破仑的同盟——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和英国的代表齐聚一堂,商讨重建欧洲和平。他们希望与法国强行缔结和约,并创建一种国际机制——欧洲协调,以此避免欧洲再次受到法国或其他地区革命的冲击。这次会议代表了保守派的倾向,它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立,而后者拥护根据种族或民族方针建立国家,并要求以人民主权的名义进行改革,保守派正是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归咎于人民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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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的维也纳是欧洲各国最高权力的代表聚集一堂的最佳地点。位于哈布斯堡首都郊外的美泉宫,以及维也纳当地优雅的巴洛克建筑,依然反映出专制主义和传统的宫廷生活的庄严,尽管事实上年复一年的战争已经让奥地利君主国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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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4年9月到1815年6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奥地利主办方安排了精致的晚餐、优雅的舞会、欢快的烟花表演和有组织的狩猎活动,帮助缓解了与会人员的厌烦情绪。艺术家们随时准备为外交代表团的成员绘制肖像画。贵族客人们试图猜测几百名女佣和搬运工中哪些是奥地利人的间谍,以这种方式自娱自乐。一些代表的古怪滑稽的言行举止既为会议带来喜剧性的调剂,也引发了几乎同样多的激愤。一名西班牙外交官坚持认为他的国家有权得到几个意大利小国的主权。其他代表被他的要求激怒,他们邀请他进行一场热气球远游,将他驱往阿尔卑斯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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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勋爵(1788—1824)称为“那场卑鄙的盛会”的维也纳会议为非正式讨论提供了一次机会,而这种非正式讨论一直是欧洲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维也纳会议期间,正式的会议仅仅召开了一次,即签署最后协议的那场会议,而这一最终协议的协商谈判在各国代表的规模较小的正式或非正式聚会中完成。鉴于在此前的25年间,许多国家领土范围有所改变,各国代表重新绘制欧洲各国地图,特别是中欧的地图,让那些古老的统治者重新统治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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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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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15年拿破仑最终战败后——维也纳会议在拿破仑的百日统治期间依旧召开——欧洲的保守派、君主、贵族、国家教会和自由派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作为经济和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意味着可能干预个人发展的政府约束无需存在。它完美地适合于“资产阶级世纪”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社会群体,既包括拥有巨额财富的商人和制造商,也包括那些挣扎于生计的小店主(见第十四章)。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律师、公证人以及其他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增多。企业家逐渐受人尊敬。不但如此,中产阶级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不但表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也表现在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以及音乐之中。这些作品赞颂通过主观性和情感实现个人的自我成就。一名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吹嘘道:“我们就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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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运动在许多地区与民族主义作为忠诚和主权的源头崛起有紧密的联系。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寻求建立的一个国界与民族居住模式相一致的民族国家,这三点往往界定了民族主义的内涵。民族主义威胁到维也纳会议实施的领土处置措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自身就统治着没有形成国家的11个主要的民族,其中包括匈牙利人和波兰人,这两个民族曾经拥有完全独立的国家。同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也开始呼吁自身民族的政治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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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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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维也纳会议的同盟代表都决定确保法国不能再一次统治欧洲。因此,在1814年拿破仑被第一次击败和退位前,普奥俄英四国代表成立了“四国同盟”,旨在阻止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政治运动威胁欧洲合法的最高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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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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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维也纳会议召开前,《巴黎和约》就已于1814年3月签订。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1754—1838)成为调解者,他曾以植根于神奇的生存意识的灵活性效力于拿破仑。他充分利用了盟国之间、特别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紧张关系。获得胜利的大国同意法国波旁家族的被处决的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重登王位,即路易十八。各盟国很可能已逼迫法国人签订更苛刻的条约。但是他们正在处置的不是败军之将拿破仑,而是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君主,他们希望巩固他的王位,对抗法国内部自由主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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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保留着1792年11月1日前并入的土地,包括萨伏依、德意志、奥属尼德兰的部分地区,以及前教皇城阿维尼翁。法国放弃对奥属尼德兰剩余部分、荷兰共和国、德意志诸国、意大利城邦以及瑞士的领土要求。而加勒比海群岛中的特立尼达岛、多巴哥岛、圣卢西亚岛,以及圣多明各的一部分被割让给英国。盟国不对法国要求任何战争赔偿。然而中欧和南欧的复杂的领土问题依旧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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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上的外交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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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几乎完全是代表奥、普、英、俄的外交官的成果。这场会议有三重目标:一、重新分配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领土;二、实现势力均衡,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变得过于强大、具有潜在的侵略性;三、扼杀未来产生任何革命性运动的可能。会议之初,被打败的法国只是担任一个饶有兴趣的观察者(尽管会议的官方语言为法语)。不过塔列朗狡猾的私下谈判让法国逐渐成为商议的正式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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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上的主导人物是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1773—1859),他出生于德意志莱茵兰,其父是曾为哈布斯堡王朝君主的宫廷服务的贵族。1792年由于法国入侵,他被迫离开了故乡,随后他参与维也纳的外交事务,并于1809年成为外交大臣。梅特涅在国内的正式接待和盛大舞会的繁忙社交事务中,或是在上流社会的琐碎阴谋中,都是一名头发上完美地扑着粉的英俊的花花公子。他精通五国语言,坚定而精明地进行着着眼于实际的外交。一直到1848年前,欧洲的国际事务都由梅特涅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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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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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代表则是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1769—1822)罗伯特。这位冷淡且极度害羞、爱好是放羊的卡斯尔雷子爵来到维也纳,希望使英国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如今大英帝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世界上每5人就有一名属于大英帝国。英国政府寻求消除来自法国的威胁,不论是商业利益方面还是安全方面。不但如此,卡斯尔雷子爵和梅特涅都为俄国在中欧的扩张可能带来的结果感到焦虑。目前似乎只有俄国可以通过单方面行动扰乱欧洲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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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1801—1825)希望同盟正式肯定他心目中的欧洲联盟的宗教基础。亚历山大一世首先是一名极其虔诚的教徒,在他变得愈发保守反动的同时,他有时会陷入强烈的神秘主义和忧郁。亚历山大一世起草的一份文件成为神圣同盟的基础。这份文件声称从此欧洲各个最高君主(即“上帝的代表”)的关系将基于“我们救世主的神圣的宗教所教诲崇高的真理”。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都签署了这一文件,但是英国的王子兼摄政王、未来的乔治四世(统治时期:1820—1830)推辞了。卡斯尔雷子爵称这一协议为“一纸崇高的神秘主义和无稽之谈”。普俄奥三国承诺,一旦国教信仰与和平面临威胁,它们将彼此支援。神圣同盟崇高的道德说辞中含有为其镇压欧洲出现的任何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而作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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