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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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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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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贵族和神职人员重新获得了权力、声望和影响力。在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统治的萨伏依王朝成员戴着18世纪风格的扑着粉的假发回归，宗教修会也大批归来。在伦巴第威尼托王国，咨询议会在米兰和威尼斯建立起来，但是这些议会只进行征税。除了巴登，在德意志诸国内，这类议会例行公事般地批准立法，并不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曾被法国占领的德意志诸国的政府彻底清除了拿破仑时代的行政机构的残余，废除了受到法国影响的立法，推行严格的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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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国人离开教皇国时，教皇庇护七世立即试图抹消所有法国人的影响的痕迹。法军占领期间进行的行政改革被废止了。街道照明以及接种疫苗也被等同于不信神的法国人而不再使用。神职人员重新获得了大部分的官职。在托斯卡纳，公爵下令改变乔托的但丁画像的颜色，因为他害怕观察员会从这些颜色中看出法国的三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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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绝没有消除欧洲各国贵族的影响力。甚至在英国，尽管拥有土地财富与商业财富之间的界限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模糊，但是贵族们依旧控制着下议院。在法国，波旁王朝恢复了贵族在政治上的至高地位。基于土地财富的选举制度使贵族拥有其他阶级无可比拟的优势。在西班牙，贵族人数尤多，虽然其中许多人相对较为贫穷。在19世纪中叶的瑞典，依然有大约1.2万名贵族。而在意大利城邦，贵族们如同统治着乡村一般，他们依旧支配着正在衰落、或陷入停滞的围墙环绕城镇，如巴勒莫、那不勒斯以及罗马。哪怕是在正在工业化的米兰和都灵，贵族们依旧统治着市政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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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往东走，越多的贵族依旧统治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容克拥有普鲁士40％的土地，且仍掌控着军官团。军队轻蔑地无视防卫军（Landwehr）可能发起的竞争，后者是由这种垄断平民出身的商人、教师以及官僚指挥的平民后备军。在俄国，军官团依旧被贵族独占，这种垄断通过贵族对军校名额和行政机构重要职务的几乎完全的垄断得到加强。在奥地利，300到400个最伟大的世袭贵族家庭依旧与哈布斯堡王室的联系密切，1829年，70％占据最高职位的官员拥有贵族头衔，20年后，这一比例更高。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警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靠使用“各种伪装”发展起来的“中间阶层”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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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布达佩斯的议会大厦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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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贵族的风格以及特征保留着巨大的影响力。在公共建筑以及宫殿的修建中，贵族的品位仍起主导作用，正如在贵族统治了几个世纪的布达佩斯建立的巨大的新哥特式议会大厦。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公共建筑和雕塑强调着曾是旧制度的特征的贵族的价值观和道德主张。欧洲的贵族与国家教会仍旧关系密切，后者仍遵从于贵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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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遭到了打击。如今宗教在欧洲大规模复兴，如在信奉路德派的德意志北部。在法国，古老的宗教兄弟会得以复兴；虔诚的家庭为重建那些在大革命期间毁坏的教堂和男女修道院捐款。在英国，圣公会拒绝有关神授君权或专制主义君主制的概念，但是当时大部分英国的保守派相信，圣公会所代表的现存社会秩序是由上帝赐予的，并且是永恒不变的。他们强烈反对（新教徒中的）不奉国教者，最反对的是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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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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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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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复辟时期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几个源头。一种有机变革理论认为，基督教的君主国正如一名法国作家所说，是“宗教社会以及政治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创造”。保守主义者们坚称，国家是逐步发展而来，且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王室与生俱来的权利，宗教的认可加强了其合法性。天主教和新教的保守派坚称，国家教会提供的道德上的权威是对传统的君主制政府的权威的补充，这种政府靠自身便可维持社会秩序。在俄国，神秘主义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狂热地相信东正教会在使他的人民顺服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德意志，虔敬主义与新教正统决裂，它教导世人：人类本质上是有罪的，需要一种抑制性的状态来使自己行为得体。欧洲的保守君主国依靠贵族的支持，因此它们试图重新建立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推翻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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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约瑟夫·德·迈斯特（约1754—1821）是一名阐述王权和神权联合的理论家。他拒绝与启蒙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权利”观。在他看来，国王的权力永远不该受到他的臣民的制约，因为他的权力只来源于上帝。德·迈斯特将法国大革命归咎于启蒙思想家，他们动摇了支撑世袭君主制的专制主义的信念。他认为“国王的第一个仆人应该是刽子手”。对于大部分的保守主义者而言，改革与革命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相信改革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和激进的变革。他们还坚定地反对从有关个人自由、人民主权、或者任何特定民族身份的概念产生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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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保守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在这个正在被工业革命慢慢改变的欧洲获得的支持仅限于很小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复辟的法国王室授予法国人民一部宪章，承诺给他们基本的自由权。不但如此，法国、皮埃蒙特-撒丁、甚至梅特涅的奥地利君主国并没有恢复在欧洲旧制度下典型的较为松散的统治结构，而是继承并利用了拿破仑留下的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来镇压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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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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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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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理论：它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自由主义者（这一术语流行于19世纪30年代）都相信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它是逐步的。中产阶级从启蒙运动那里继承了对科学的信心，他们认为科学是进步的马达。自由主义反映出中产阶级的自信以及他们经济上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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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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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与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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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成为越来越倾向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的口号，他们抗议自身被排斥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自由主义者相信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这反映了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人生而善良、自由，有进步的能力。大部分的经济自由派相信“自由放任”的原则，即经济应可以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运行(2)。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想要依照宪法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如英国的议会和法国的下议院）的统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民意而非来自君主的合法性。此外，自由派还要求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公民自由权，以及下层阶级受教育的权利，这样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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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逐渐以有关由法律界定的公民或臣民权利的言论取代了强调人权（源自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言论。他们相信由宪法体现、由法律界定、由国家保护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中产阶级的选民相信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会保证他们作为财产所有者的权利不受君主和贵族的践踏。他们反对选民范围过于狭隘，以至在英法普等国只有最富裕的人才有投票权的选举制度。他们的目标是扩大选举权范围。不过在19世纪的前三分之二，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所有人都应投票，而是认为选举资格来源于所拥有的财产数量，而且只有拥有财产的男性而非女性才有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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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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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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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的座右铭是“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他们试图限制国家的权力。他们尤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运作。所以许多自由主义者反对经济保护主义——国家对进口产品征税。他们遵循《国富论》（1776）作者亚当·斯密（1723—1790）的理论的作者。他们的座右铭“自由放任”意味着政府应该让供求关系那只“看不见的手”带来变化。斯密曾提出：不受限制的自由经济的运行将确保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反过来，这将通过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为公共利益服务。斯密还相信：若经济可以遵循其自然的进程发展，就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等级结构。商人的投资增加了共同利益，他们将替代贵族和教士，成为普通大众服从的阶层。事实上，西欧的情况越来越接近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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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形成了企业家理想的另一块基石，事实上它也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的基石。杰里米·边沁（1748—1832）是功利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1776年，他提出判断法律的标准应是其社会效用，或是否提供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他的关于任何法律和政府的最著名的标准提问是：“有效吗？”边沁的功利主义反映出英国政府权力相对分散，以及国王的臣民们的普遍的信念：在生而自由的大不列颠人的“自由”中，一个少提要求而高效运作的政府是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