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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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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复辟时期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几个源头。一种有机变革理论认为，基督教的君主国正如一名法国作家所说，是“宗教社会以及政治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创造”。保守主义者们坚称，国家是逐步发展而来，且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王室与生俱来的权利，宗教的认可加强了其合法性。天主教和新教的保守派坚称，国家教会提供的道德上的权威是对传统的君主制政府的权威的补充，这种政府靠自身便可维持社会秩序。在俄国，神秘主义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狂热地相信东正教会在使他的人民顺服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德意志，虔敬主义与新教正统决裂，它教导世人：人类本质上是有罪的，需要一种抑制性的状态来使自己行为得体。欧洲的保守君主国依靠贵族的支持，因此它们试图重新建立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推翻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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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约瑟夫·德·迈斯特（约1754—1821）是一名阐述王权和神权联合的理论家。他拒绝与启蒙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权利”观。在他看来，国王的权力永远不该受到他的臣民的制约，因为他的权力只来源于上帝。德·迈斯特将法国大革命归咎于启蒙思想家，他们动摇了支撑世袭君主制的专制主义的信念。他认为“国王的第一个仆人应该是刽子手”。对于大部分的保守主义者而言，改革与革命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相信改革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和激进的变革。他们还坚定地反对从有关个人自由、人民主权、或者任何特定民族身份的概念产生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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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保守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在这个正在被工业革命慢慢改变的欧洲获得的支持仅限于很小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复辟的法国王室授予法国人民一部宪章，承诺给他们基本的自由权。不但如此，法国、皮埃蒙特-撒丁、甚至梅特涅的奥地利君主国并没有恢复在欧洲旧制度下典型的较为松散的统治结构，而是继承并利用了拿破仑留下的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来镇压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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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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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理论：它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自由主义者（这一术语流行于19世纪30年代）都相信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它是逐步的。中产阶级从启蒙运动那里继承了对科学的信心，他们认为科学是进步的马达。自由主义反映出中产阶级的自信以及他们经济上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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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与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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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成为越来越倾向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的口号，他们抗议自身被排斥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自由主义者相信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这反映了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人生而善良、自由，有进步的能力。大部分的经济自由派相信“自由放任”的原则，即经济应可以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运行(2)。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想要依照宪法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如英国的议会和法国的下议院）的统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民意而非来自君主的合法性。此外，自由派还要求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公民自由权，以及下层阶级受教育的权利，这样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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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逐渐以有关由法律界定的公民或臣民权利的言论取代了强调人权（源自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言论。他们相信由宪法体现、由法律界定、由国家保护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中产阶级的选民相信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会保证他们作为财产所有者的权利不受君主和贵族的践踏。他们反对选民范围过于狭隘，以至在英法普等国只有最富裕的人才有投票权的选举制度。他们的目标是扩大选举权范围。不过在19世纪的前三分之二，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所有人都应投票，而是认为选举资格来源于所拥有的财产数量，而且只有拥有财产的男性而非女性才有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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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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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的座右铭是“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他们试图限制国家的权力。他们尤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运作。所以许多自由主义者反对经济保护主义——国家对进口产品征税。他们遵循《国富论》（1776）作者亚当·斯密（1723—1790）的理论的作者。他们的座右铭“自由放任”意味着政府应该让供求关系那只“看不见的手”带来变化。斯密曾提出：不受限制的自由经济的运行将确保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反过来，这将通过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为公共利益服务。斯密还相信：若经济可以遵循其自然的进程发展，就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等级结构。商人的投资增加了共同利益，他们将替代贵族和教士，成为普通大众服从的阶层。事实上，西欧的情况越来越接近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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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形成了企业家理想的另一块基石，事实上它也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的基石。杰里米·边沁（1748—1832）是功利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1776年，他提出判断法律的标准应是其社会效用，或是否提供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他的关于任何法律和政府的最著名的标准提问是：“有效吗？”边沁的功利主义反映出英国政府权力相对分散，以及国王的臣民们的普遍的信念：在生而自由的大不列颠人的“自由”中，一个少提要求而高效运作的政府是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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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后继者逐渐将有关经济运作的思考变成一门科学。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则的基础是科学的确定性。他们乐观地认为制造业时代的英国正在发生经济与社会变革。斯密和边沁的理论对英国商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效用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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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年，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1772—1823）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认为存在一条“工资铁律”，即若由供求法则决定工资，工资将降低到接近勉强维生的水平。这一理论对制造商而言无疑比对工人而言更让人欢欣鼓舞。1819年李嘉图当选议员，成为中产阶级的英雄。他告诉自由主义者，经济中那“看不见的手”将会使经济持续繁荣增长，企业的利润的大部分将落入雇主的口袋，如此使自由主义者放心。通过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威斯敏斯特评论》（1824年首次出版），以及报纸，边沁和其他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为众多读者所认识。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由不奉国教者建于1828年）聘用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在法国和德意志诸国都有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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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企业家并非总是支持同样的特定经济政策。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托利党政府通过降低为帮助加拿大出口商而对波罗的海木材征收的一直很高的关税以及建立起与英格兰小麦价格相关的浮动关税制度，首次凿开了保护主义的壁垒。许多法国企业家要求政府维持高关税，以阻止英国的制成品和机械进入法国市场。各地商人都要求改善交通网。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如同李嘉图那般，要求“劳动自由”，即雇主和他们的工人签订的自由协议不受任何限制。许多企业家反对国家强制限制他们在工作场所的权威，这些限制包括关于安全及童工的法规。这些企业家将他们的工厂看作自己的堡垒，他们可以在里面肆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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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自由主义者相信，强大的国家危害政治自由。毕竟法国大革命曾在雅各宾派的中央集权和拿破仑的独裁统治中到达高潮。欧洲大陆的自由派依旧有更强的“国家主义”倾向，他们同意由政府承担一个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特别在德意志诸国与西班牙，在那里，他们依靠强大的国家对抗来自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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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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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个人发展中的想象力与情感的浪漫主义作为一场文学、艺术以及音乐运动最早出现在18世纪晚期。1798年，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以及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发表了一部宣言，呼吁诗人们放弃以古希腊和罗马的典范为基础、展现18世纪的宫廷与贵族的生活特质的古典风格，表达对自然的情感回应。在浪漫主义时期，晕厥开始流行，因为这似乎是真实的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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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守主义中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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