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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体系的裂缝:希腊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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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希腊爆发了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起义,打破了维也纳体系。奥地利和俄国希望在巴尔干半岛扩大其影响,尤其是俄国;这将损害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在18世纪晚期,叶卡捷琳娜大帝已认为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作用是保护那里的基督教徒免受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的侵害。此外,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觊觎着亚洲和黑海的大门君士坦丁堡。英国担心俄国将威胁本国对印度的控制,并警惕俄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也威胁到奥地利,后者也害怕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阴谋。希腊起义让参与维也纳会议的大国陷入困境。传统上,欧洲信仰基督教的地区认为土耳其人是野蛮的异教徒。但与此同时,维也纳会议上的大国不得不承认: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是希腊人的“合法”统治者。支持希腊起义意味着放弃现状,即放弃维也纳体系的原则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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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起义源自18世纪晚期发展的一场小规模的希腊民族主义运动。前俄军将军、一位大公之子亚历山德罗斯·伊普西兰蒂斯(1792—1828)在1814年建立了一个秘密民族主义组织“友谊社”。他指望沙皇支持希腊起义(4)。1821年,伊普西兰蒂斯在土耳其摩尔达维亚组织了一场起义,希望罗马尼亚人也将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希望俄国也将援助起义大业。但是罗马尼亚人并未发动起义,沙皇也不支持起义者,土耳其人镇压了这场最初的希腊起义。几个星期后,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在希腊内陆和一些爱琴海岛屿爆发。包括俄国在内的维也纳会议上的大国立即谴责了这场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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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希腊起义激发了西欧作家的想象力。浪漫主义作家拥护这种民族自觉意识。亲希腊运动的成员(5)支持希腊起义,将其视为一场为了基督教和自身独立、反抗他们所认为的土耳其对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压迫的现代十字军东征。英国诗人拜伦和雪莱参与了希腊独立运动事业。称诗人为“没有得到承认的世界的立法者”的雪莱还支持爱尔兰脱离英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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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仁·德拉克洛瓦的《希俄斯岛的屠杀》(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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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希腊起义者屠杀了几千名土耳其人,但引起西方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注意的是土耳其对希腊人的残暴镇压。1822年,土耳其屠杀了希俄斯岛的所有希腊人,而在一年前,土耳其人在复活节那天处死了身着法袍的君士坦丁堡牧首。法国的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1798—1863)在他的《希俄斯岛的屠杀》(1824)中,颂扬希腊人为了民族主权而进行的战斗。英国政府也开始认为最好的维持和平的方式是成立一个自治的希腊人国家。1827年,英法俄签署了《伦敦协议》,威胁土耳其人:若不停战,它们将进行军事干预。当土耳其人拒绝后,一支联合舰队摧毁了土耳其在纳瓦里诺的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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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宣战,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的摩尔达维亚和东瓦拉吉亚。但是俄国瓦解奥斯曼帝国的计划遭到了来自英法的军事阻碍和为了自身利益发出的谴责,它们迫使俄国同意签订《亚得里亚堡条约》(1829)。俄罗斯成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吉亚的保护国,这导致奥斯曼土耳其的在欧洲的领土进一步缩小,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增强。1832年,希腊终于获得了独立。英国、法国、巴伐利亚以及俄国之间签订的协约将希腊置于“各大国的保护”之下,并选出一名年轻的巴伐利亚王子成为希腊国王(奥托一世,统治时期:1833—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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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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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他那专制的父亲被暗杀之后,继承了王位,当时他似乎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父亲沙皇保罗和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之间的互相敌视与保罗被暗杀一事给亚历山大带来了伤害,他至少曾经意识到了这场阴谋。由于他多少有些熟悉启蒙运动思想,因此一些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欢迎亚历山大继承王位,认为他有可能是魅力四射的改革者。在他统治之初,他特赦几千名由他父亲判决的犯人,放宽审查制度,废除了司法调查中的酷刑,并允许更多的俄国人出国;他的身边是一个提倡改革的顾问委员会。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沙皇亚历山大曾采取措施,让他的统治变得更有效率。这些措施包括创建国务会议、形成直接向沙皇负责的中央集权的部门和组建地方政府。但是俄罗斯贵族与数百万被束缚在领主土地上的赤贫的农奴之间存在着社会、经济以及法律方面的巨大的鸿沟。多数贵族担心任何形式的改革都会威胁到他们的特权。1803年,在亚历山大执政的早期,他曾允许贵族解放自己的农奴,但是几乎没有人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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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逐渐变得保守反动。1809年,他否决了宪法的提案。保守派重新执掌大权,推行高压政策。为了彻底根除自由主义者,大学和学校遭到密切监控;出国留学也被禁止;国家严厉而高效地执行审查制度。与此同时,他延续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侵略性政策,并以土耳其的利益为代价,在他的帝国版图里添加了格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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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俄国有人提倡自由主义改革,包括一些曾在西欧受到教育(6)的年轻贵族,以及一些曾在拿破仑战败后盟军占领法国期间在法国生活过一段时期的军官。他们对亚历山大一世变得保守一事失望至极。至1820年,已经有了两个被称为“协会”的、相互间有松散联系的密谋组织。北方协会的成员是受过教育的贵族,他们希望俄国发展成像英国那样的立宪体制;而南方协会的军官目标更为激进:杀死沙皇,建立一个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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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年12月,沙皇亚历山大的猝死似乎为阴谋者提供了一个机会。沙皇有两个弟弟,年长的康斯坦丁将皇位默默让给了更为保守的弟弟尼古拉。尽管如此,北方协会还是说服了圣彼得堡的驻军支持康斯坦丁继位。军队占领了首都的中央广场,呼喊着他们喜爱的那一位的名字,直到尼古拉命令忠实于他的军队开火。一场由南方协会草率发动的起义也被镇压。这些人后来被称作十二月党人(7),其领导人也遭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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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年12月,十二月党人集结于圣彼得堡的参议院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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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又任性的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5)相信其统治权直接来自上帝。尼古拉加强了警察对教育的控制,试图将西方思想从俄罗斯驱逐出去。1833年,教育大臣宣布了“官方民族性”原则:专制、东正教以及官方的(俄罗斯)民族性是三条交织的国家原则。新沙皇不赞成农奴制,因为它低效,但是他害怕若废除农奴制,将引发农民起义。不过,尼古拉的确在他继位的头10年中下令编纂了俄罗斯法典,并鼓励改善农奴状况的改革。不但如此,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促使俄国的知识分子进行辩论,呼吁改革,并鼓舞了一群在帝国官僚机构内部的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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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和1830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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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法国人讽刺波旁王朝的复辟:一只雄鹰——拿破仑的象征——冲出巴黎的杜伊勒里宫,同时一群又肥又丑的鸭子蹒跚步入了这座宫殿,紧跟其后的是一窝笨拙的小鸭子。拿破仑取得的非凡成就与庸俗、虔诚的复辟王朝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正如当时人们所述:波旁家族“乘着盟国的行李车”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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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王朝1814年5月复辟后,路易十八颁布了一部宪章,使法国实际上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一宪章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接受了《拿破仑法典》。它还建立起由下议院和上议院组成的议会。国王提名上议院成员(8),以及只对国王负责的各位大臣。下议院成员将通过两轮复杂的选举,由范围很小的选民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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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的波旁王朝维持着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机构,承认所有拿破仑时代的头衔、勋章、甚至养老金,并许诺,在革命时期购买“国家的”财产的人将依旧拥有这些财产。不但如此,宪章确保了新闻自由。未经议会同意,政府不得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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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将继续遵守拿破仑的《教务专约》(见第十三章),但其特权地位得以恢复。天主教又重新成为法国国教,尽管《拿破仑法典》曾经保证的新教徒和犹太人的宗教自由被再次肯定。宗教修会大批回归法国,人们必须过星期天的安息日和教会的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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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王党中的极端保王党大革命最疯狂的敌人,他们在滑铁卢一役后,针对拿破仑的支持者发动“白色恐怖”(9)。1815年8月的下议院选举中,极端保王党轻松击败了政府支持的温和保王派。极端保王派轻蔑地将路易十八称作“伏尔泰王”(King Voltaire),因为他们认为路易十八颁布的宪章是对革命的妥协。他们还要求将“国家的财产”归还原本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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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路易十八解散了极端保王党控制的下议院,新的选举产生了一届更为温和的下议院。1820年,一名疯子暗杀了贝里公爵查理,他是国王的侄子,也是波旁家族唯一一名能够生育王位继承人的亲王。整个法国都陷入了悲痛之中。极端保王党为复仇疾呼,他们指责自由派应对这场暗杀负全责。国王解散了温和派政府,恢复了更加严格的审查制度。此外,他还改变了选举制度,以降低住在城市中的中产阶级选民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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