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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与西班牙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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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意大利城邦的民众骚动开始于博洛尼亚和摩德纳公国内发生的反对低效腐败的统治的抗议运动。帕尔马的起义者如字面意思所示,关上城门,将女公爵玛丽路易丝锁在了城外,直到1831年3月一支奥地利军队到来,才让她重新入城。意大利中部的几座城市宣布从教皇国独立,成立“意大利联合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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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国数城内反抗奥地利统治的起义者和波兰人一样不切实际地将希望寄托于法国军队,在波旁王朝倒台后,法国军队可以举着三色旗征战。当奥地利军队从意大利北部逼近时,一支自愿者组成的军队行军至罗马,打败了教皇的军队。但此时奥地利军队已经拿下了摩德纳、帕尔马以及费拉拉。一支教皇军清剿了抵抗势力,洗劫了几座城镇,而奥地利军队不得不回归,以保护当地人口。意大利起义在没有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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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既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也是一名生来精力充沛的革命者,他作为精神导师在追求使意大利统一成为共和国的事业中崭露头角。马志尼希望通过解放所有民族给欧洲带来和平。他是首批提出欧洲各国可能会演变为由基于民族性原则建立的民主国家组成的松散的联邦的人之一。马志尼相信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战败将会是创建欧洲民主共和国联邦的第一步。他反对烧炭党人密谋的传统,并确信能够扩大自己的民族主义组织——青年意大利党,其党员的年龄都在40岁以下。他在意大利一个又一个国家遭到监禁和驱逐,在1834—1836年间和1844年发动了一系列失败的起义。但是马志尼使意大利民族主义的事业未曾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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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开始指望意大利当时最强的城邦——自由主义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来实现民族统一。但是奥地利仍然统治着意大利半岛,包括一些自豪于自身独立地位的小国。意大利统一的梦想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仅在中产阶级的一小撮知识分子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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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于1830年迎娶了玛丽亚·克里斯蒂娜,这是一名自由主义的那不勒斯公主。他们的女儿伊莎贝拉成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但是贵族和教士却坚持认为西班牙不能由女人统治。于是在1833年国王去世后,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爆发了内战,后者即卡洛斯派(Carlists),支持已故国王的弟弟唐·卡洛斯继承王位。在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摄政统治时期,她于1834年颁布了一部以法国的《1814年宪章》为基础的宪法。但是同年,拉蒙·纳瓦埃斯将军(1800—1868)掌控了大权,并颁布了一部保守主义的宪法,严格控制出版。在他临终时,他自夸道:“我没有敌人,我已把他们全部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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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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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诸国,自由派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拿破仑时代制定的宪法早已逐渐失效或被废除。民选议会的选民资格被严格限制,议会本身也几乎没有任何权力。但是受1830年的几场革命鼓舞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已经到达中欧地区。在汉诺威和黑森卡塞尔,人民发动的暴乱迫使统治者作出政治上的让步。在萨克森,莱比锡与德累斯顿爆发起义后,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生效。在德意志北部的不伦瑞克,自由主义者也在制定宪法方面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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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波兰发生的反抗俄国的起义激发了德意志大学生的想象力。1832年,海德堡大学附近的一座城堡废墟中3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将民族主义运动推向顶点,这场会议的发言人褒扬人民主权。学生们企图占领德意志联邦议会所在地法兰克福的行动被警察们挫败。联邦议会为此通过了“十条”(Ten Articles),包括将大学置于监视之下,与警察协调合作镇压德意志诸国的自由派,禁止公共集会,并规定联邦诸国将会帮助任何受到革命威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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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由主义在德意志诸国逐渐获得了教授、学生以及律师的大力支持。后来这段时期被称作三月前期,即1848年三月革命前的骚动时期(见第十六章)。1830年的法国革命影响了这些“青年德意志人”。诗人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在波旁王朝灭亡后,飞速来到巴黎。他的《法兰西现状》将巴黎显而易见的思想自由和乐观主义气氛与自由派在没有革命传统的德意志诸国面对的镇压和悲观顺从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德意志自由派依旧是政治的局外者,他们与人们对意识形态统一性的普遍尊重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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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意志自由主义日渐与对德意志的统一的追求联系起来,尽管德意志的地方主义(诸多独立小国并存的传统)对此构成了挑战。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明确地阐述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对一个强大国家的尊敬之间的联系,后者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国家主权则是德意志自由主义思想的特征。对黑格尔而言,民族主义等同于一种有潜力塑造一种新道德的世俗宗教。黑格尔笔下的国家强大无比、甚至令人畏惧,他使个人权利服从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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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吸引了德国商人和制造商,他们反对阻碍贸易的复杂的关税壁垒,这种制度沿公路与河流设立了一系列收费高昂的关卡。随着德意志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莱茵兰地区,商人们支持建立关税同盟的提议。在1834年,关税同盟成立后,17个德意志邦国的关税壁垒得以解除。对自由派民族主义者而言,关税同盟似乎为德意志最终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它为呼吁政治改革的运动注入了生机。但是那些希望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走向立宪制度的人感到失望。普鲁士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统治时期:1840—1861)拒绝建立一个代表所有普鲁士人的议会。而他在1847年最终召开的联合议会并非由民众选举产生,且仅仅是作为国王的顾问机构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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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大不列颠的危机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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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对政治改革的要求,特别是对扩大选民范围、使更多中产阶级拥有投票权的要求,将真正考验英国的精英阶层为了社会和政治和谐而作出妥协的能力。滑铁卢之战后的复员30万士兵几乎找不到任何工作,他们中许多人依靠救济金而活。在民众的抗议中,劳动者们加入了呼吁普选的激进分子组织的俱乐部。1818年到1819年的粮食歉收导致了高物价、粮食骚乱和砸毁机器事件。18世纪90年代大众的激进主义导致政府解散了激进的“通讯协会”,终止了《人身保护令》,使不经起诉逮捕民众成为可能。《结社法》(1799—1800)在规定罢工违法的同时,加强了反对工会的现行法律。如今普通民众也开始要求政治改革。1819年8月16日,大约6万人集结在曼彻斯特附近举行示威游行,他们要求建立政治组织和自由集会的权利。受到委派的当地警员介入,逮捕了示威的主要发言人。接下来,士兵们向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开枪,这些抗议者中许多人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11人被射杀身亡,数百人受伤。这场丑陋的事件以“彼得卢大屠杀”之名被载入历史,这是一场可耻的胜利,战胜的不是滑铁卢的拿破仑,而是英国的毫无抵抗力的贫民劳动者。议会通过了《六条法令》,恢复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镇压性法律,暂停《人身保护令》,对出版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那一年,政府还粉碎了“卡托街密谋”,这是一场激进主义者策划的阴谋,他们打算在伦敦暗杀出席晚宴的内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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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晚期对英国的穷人而言是一段惨淡的时光。英国犯罪率增加,特别是涉及财产的犯罪,反映出当时的世道艰难。工匠和技术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组织了更多的工会,例如代表工程技术工人的工会。1824年,议会废除了《结社法》,使罢工变得合法。于是工人们组织了更多“互助会”,其会员需要交纳一定的会费,以此换得工会在他们生病时提供的最低限度的帮助,或是由工会支付他们的安葬费,以避免他们被不体面地葬于贫民墓地。在1829—1830年遍及英格兰南部的生活艰辛、劳资纠纷、示威以及粮食骚乱和砸毁机器的浪潮的背景下,互助会以及其他的工人俱乐部引发了人们对改革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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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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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及选举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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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世纪的英国将不会出现革命。那些控制议会的有土地的精英受到制造业利益团体的支持,屈服于中产阶级的要求,进行改革,化解了当时社会与政治的紧张局面。尽管许多托利党人相信选举改革将开启一个危险的先例,但是由于害怕民众的抗议、甚至是革命的爆发,他们最终作出了妥协。由议会批准的改革有助于自由主义共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出现,这种共识将持续整个世纪。宗教可能也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英国政府专门拨款,在工人阶级地区建立了更多圣公会教堂。同时,卫理公会和英国其他“新不奉国教派”的教会一起争取到了许多信徒,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社会的紧张局势。圣经会以及其他关注穷人困境的福音派协会数量急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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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尽管遭到英国国教的强烈反对,议会还是废除了迫使所有公职人员必须在圣公会领受圣餐的《宣誓法案》及《市镇法案》。对天主教解禁已成为一个重大政治议题,这或多或少是因为它与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的问题有关系。那里已开始了一场改革运动,它组织抗议活动,反对英国的新教统治。似乎到处都在发生起义。爱尔兰富裕的天主教徒直到1793年才拥有投票权(12)。1800年,爱尔兰议会被废除,尽管在大不列颠议会上有爱尔兰的代表。到了182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天主教徒解禁法》,最终从法律上解除了禁止天主教徒担任政府公职和议员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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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一直与辉格党领导的要求选举改革的运动密切相关。这一政党最坚定地支持君主立宪制和议会的权利。当时英国只有十五分之一的男性拥有投票权。商人为自己在下议院未被充分代表而怨恨。选举制度依旧是体现地方精英阶层与英格兰某些从14世纪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群体的利益的大杂烩。议会中代表北方工业城市的议员仅有寥寥几位,因为议会选区自工业革命前的时期以来从未改变。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在议会中都没有相应的代表。这些城市里富裕的商人已不再满足于通过声称考虑他们的利益的议员得到间接的“实质性代表”。与此不同的是,一些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区在议会中却依然拥有代表。其中邓尼奇是最臭名昭著的“腐败选区”。从12世纪起,这个地区就被大海淹没。而所谓的“口袋选区”则是被当地富裕的地主控制的选区,他们能定期重返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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