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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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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革命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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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晚期，欧洲发生了食物短缺，包括爱尔兰马铃薯饥荒这样的悲剧性事件。各个制造业城镇饱受失业率的困扰。然而，无论对经济的不满是多么普遍，光有这一因素也不足以引发1848年的革命浪潮(1)。艰难时世为现存政权的政治上的反对者提供了动力，这些政权正专注于应对粮食骚乱和其他民众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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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与政治反对者中有自由主义的改革者，他们要求进行温和的政治变革，诸如减少对新闻的限制，或在有选举产生的议会的国家扩大选民范围，使更多的男性有权投票。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早已为推动德意志各个邦国统一作好了准备。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要求更为激进的改革，包括男性的普选权，以及改善贫穷劳工的状况的社会改革。激进的改革者中也有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主要是要求拥有独立国家的匈牙利人。当抗议之火被火花点燃时，温和派和激进派在革命中联手。法国七月王朝的突然垮台正是那粒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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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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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1830年革命建立的自由派奥尔良王朝的敌人似乎多于朋友。它被夹在贵族和共和派之间，前者声称奥尔良王朝并非王朝正统，而后者要求政权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1840年到1841年间，随着严重的粮食歉收危及全国，共和派开始发起要求选举改革的运动。在1840年，法国还遭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羞辱，国王路易-菲利普似乎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后者在俄国的支持下反抗土耳其的苏丹，希望建立一个埃及帝国。当时以英国为首的其他欧洲大国反对穆罕默德·阿里，害怕他的自治和最近进行的征服战争会威胁到奥斯曼帝国的稳定，法国不得不让步以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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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又一场开始于1846年粮食危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共和派再次发起了呼吁选举改革的运动。工人们要求获得投票权和国家对本行业的帮助。选举改革的运动在1848年2月22日巴黎的一场呼吁改革的大型宴会上达到高潮。首相弗朗索瓦·基佐禁止了这项活动。为了表示抗议，示威者穿越巴黎市中心的街道游行。第二天，大量群众冒着倾盆大雨聚在一起。成员来自中产阶级的巴黎国民自卫军拒绝使用武力驱散示威者。路易-菲利普罢免了基佐，但是在当天傍晚，示威者依旧群情激昂，军队开始惊慌失措，他们向民众开火，40人丧生。人们抬着他们的尸体走过街头，工人们（主要是手工艺人）开始建造路障。国王路易-菲利普退位，希望下议院将王位传给他年轻的孙子巴黎伯爵。但是为时已晚。获胜的人群在市政厅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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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巴黎的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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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选举出一个以9个共和党人为首的临时政府。集结在市政厅的人群施压，要求再加上两位受到激进派支持的著名社会主义者，一位是路易·勃朗，另一位是个工人。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实施男性普选制，并废除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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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革命蔓延到法国各省。情绪高涨的群众们开始种植“自由树”，以此纪念一个新时代，这一仪式借鉴自法国大革命时期。正统派希望波旁王朝复辟。奥尔良派也未完全出局，因为路易-菲利普的一些有能力的儿子正在流亡。这两支君主主义者的余绪可依靠地方显贵（贵族或富裕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不但如此，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也有一群怀念他的伯父的支持者。在这个著名的诗人阿尔方斯·德·拉马丁（1790—1869）抱怨“法国感到厌倦”的时期，拿破仑的传奇依旧在许多老兵、农民和学生中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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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派自身分裂为两派，一边是坚定的共和派，他们始终反对奥尔良王朝统治，另一边是温和派，他们只是在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才接受了它。社会主义者希望共和国将会是迈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的第一步。路易·勃朗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信奉他们所说的“劳动权利”，他们坚信政府应该在经济危机时承担起为人民提供就业和鼓励甚至资助工人协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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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国有革命的传统，羽翼未丰的共和国必须向其他欧洲大国保证：法国不会像在18世纪90年代做的那样向其他国家输出革命。其他大国害怕这个新政权会在巴黎的宣扬独立或民族主义事业的政治流亡者的敦促下公开支持波兰独立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一些法国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吞并萨伏依和尼斯（均属皮埃蒙特-撒丁王国），法国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时不时地宣称有权拥有这两个地区。自愿者组成了一支成员混杂的军队，铭记着要吞并这两个地区。但是新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拉马丁向欧洲大国保证，法国只有和平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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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选举制宪会议代表的日子临近，那些从前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人如今对政治充满兴趣。在巴黎，超过200家政治俱乐部（大部分是共和派和共和社会主义俱乐部）开始开会，且几乎同样多的报纸开始出版，也有许多许多外省报刊。当作家、争取女性权利的活动家乔治·桑（阿芒迪娜·杜德望的笔名，1804—1876）被锁在了她的公寓门外时，她发现周边3个社区的锁匠都在参加俱乐部的会议。俱乐部代表前往外省地区，目的是将绝大多数为农村人口的选民从赞同君主制的地方显贵的影响下争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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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立即加强了温和共和派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差异。许多无法获得贷款的企业关门了。政府发行的债券价值大幅下跌，巴黎证券交易所暂时关闭。工匠们没有客户，工人们没有工作。在首都，超过一半的劳动者失业。更为年轻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工人被招募进一个辅助性准军事警察部队，即机动宪兵队，由临时政府组织，帮助维持秩序。由于缺乏资金，临时政府以紧急事态的名义，将直接税上调了45％，这一税收被称作45生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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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更多的外省工人来到巴黎寻求帮助，临时政府开设了“国家工厂”，让失业工人去修路、挖山并支付薪水给他们。许多富裕的巴黎人开始抱怨新政府不得不支持失业工人。政府最终同意将巴黎工人每日的工作时间限制在10小时之内，而外省则是12个小时。同时根据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政府还建立了“卢森堡委员会”，专门研究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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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革命通过破坏现存的政治制度，向所有的社会制度发出了质疑，其中包括现存的性别等级制度。在巴黎，妇女们成立了许多俱乐部。女性创办的《妇女之声》以及其他一些报纸呼吁改革，比如法律面前女性平等、离婚的权利，以及更好的工作环境。请愿者们要求共和国使女性也有选举权。这些要求改变的响亮呼声使上流阶级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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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一家巴黎的妇女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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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大选使包括许多君主主义者在内的保守派占据了制宪会议的大部分席位，该会议将起草新宪法。激进的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只赢得了900个席位中的约100个。共和派由于临时政府的增税政策，在农村损失惨重。许多农村人憎恨城市工人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降低面包价格和维持国家工厂。二月革命带来的喜悦被焦虑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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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邦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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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1789年革命，1848年革命从法国迅速蔓延到中欧。当自由派等待时机时，少数年轻的德意志激进派变得更加焦躁不安。在“饥饿的40年代”期间，仅普鲁士西里西亚就有约5万人死于疾病，许多德意志邦国发生了反抗粮食商人和税吏的暴动。手工艺人组织起行业协会和互助团体。尽管这些组织在工人失业和罢工期间只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但它们使政治意识形态得到最初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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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战术有显而易见的巨大差异。这两个团体有时共用同样的报社、政治俱乐部，甚至健身或步枪爱好者协会，也都要求结束农民对贵族所负有的所有残留下来的封建义务、结束政治压迫、制定宪法、赋予集会和新闻自由，以及扩大选民范围。但是自由派反对男性普选。而包含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派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让德意志诸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更加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也许还能达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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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底传来的法国革命的消息说服了德意志的统治者对自由派让步。在巴伐利亚，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之时，学生已开始抗议路德维希一世（统治时期：1825—1848）的统治。当巴伐利亚的示威者建造路障，并要求建立一个共和国后，路德维希一世同意赋予新闻自由和其他自由权。这未能安抚反对者，国王退位，让位给儿子。在一些更小的邦国，包括汉诺威、符腾堡萨克森和巴登，统治者任命一些著名的自由派担任大臣。这些就是1848年的“三月政府”，其出现并非因为统治者的信念，而是出于对革命蔓延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