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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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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的凛冽寒风残酷地冷却了“民族之春”。镇压的浪潮使全欧洲的自由派、共和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希望破灭。后人往往带着后见之明评论道:在1848年,至少对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而言,欧洲历史已经到达转折点,但未能完成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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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在1848年革命后变得更加强大。革命最初胜利是因为法普奥当局缺乏充分的军事准备。这三个国家很快吸取了教训。随着革命者的失败,柏林、维也纳和巴黎人曾要求的市民或国民自卫军的时代从此结束。职业化的军队增强了反革命势力,恢复了哈布斯堡王朝在波希米亚、匈牙利以及意大利北部的统治;普鲁士的军队毁灭了德意志各个邦国内革命的最后的希望;法国军队镇压了路易·拿破仑政变后的抵抗。路易·拿破仑的公民投票强化了法国中央集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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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哈布斯堡帝国内起义的将军们:耶拉契奇、拉德茨基和温迪施格雷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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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848年革命标志着工人首次有组织地提出要求政治权利。不但如此,法国南部激进的农民帮助人们消除了认为农民必定保守的谬见。尽管1848年革命最终失败,但是它们留下了至关重要的政治遗产。这是法国的共和主义、德意志和意大利城邦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演习时期。葡萄牙建立了议会制政府,从而完成了始于1820年的自由主义革命。1848年革命不单是独立的民族现象,而且该进程引领了19世纪最后数十年中各国大众政治的兴起。虽然革命者的目标中有许多以中产阶级对自由主义改革(如新闻自由)的要求为中心,但是1848年革命也有大众的一面,其特征是对男性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一些对妇女政治权利的要求。尽管时间短暂,但数十万普通民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这些发生在世纪中叶的革命影响到了每一个在1848年的春天爆发革命的国家随后的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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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是一个反例。但英国1848年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因为1848年,英国没有革命。在英国,政治改革发生在妥协而非革命之后。与法国在1830年与1848年革命前的中产阶级自由派不同,英国的中产阶级自由派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促使工人上街对抗权威,他们害怕在无意中引发无法控制的起义。宪章运动——19世纪40年代要求男性普选权的大众请愿运动在1848年得到了最后一次机会。英国政府逮捕被怀疑的激进派,并调遣8000人的军队进入伦敦以镇压一次预计在4月10日爆发但实际并未发生的运动,还任命了由15万平民担任的“特别警察”。商人预计宪章派的示威会带来麻烦,他们拿出了猎枪,在办公室外设置路障。宪章派是渐进主义者,除了极少数的激进派支持使用“暴力”。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自1798年的起义失败后进入了休眠状态,1848年再次苏醒,部分是因为当时居于美国的爱尔兰移民的革命热情。英国当局搜寻来自美国的船只,寻找可能用于起义的武器和资金。但是爱尔兰有英国军队,大量爱尔兰人移民至美国,这使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那个革命之年的努力只体现为一次小规模的起义。激进的爱尔兰同盟与宪章派中的“暴力派”本可能达成的同盟从未实现。与此同时,新闻诋毁“爱尔兰佬”酗酒、不可信赖、有潜在的革命趋向,与此同时,精英阶层对爱尔兰起义的恐惧让英国人民族性中的反天主教思想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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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反革命运动让一代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遍布世界大部分地区。几千名法国人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德意志和意大利政治流亡者来到美国。他们传播了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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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也熬过了1848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挑战。年轻的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向他的母亲吹嘘:“我们已经将宪法抛下船,如今奥地利只有一个舰长。”奥地利政府利用克罗地亚人的军队对抗匈牙利人的起义,巧妙地操纵着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局势相当复杂,以至于一名匈牙利人指出:“匈牙利国王向克罗地亚国王宣战,奥地利皇帝保持中立,这三位君主是同一人。”1848—1849年,匈牙利大约至少有10万人死于战火,它仍是君主国内奥地利的下级伙伴。但是农民如今摆脱了先前要为领主服的劳役。尽管自由主义的克罗梅日什宪法被扔到一边,但是1849年3月的奥地利宪法确实建立了议会。然而许多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以及其他民族的目标依旧没能实现。在意大利半岛,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着伦巴第和威尼托,独立城邦众多,且大部分人对意大利民族主义漠不关心,这些依旧是挡在意大利统一之路上的令人沮丧的障碍。但即使在败局中,意大利各个城邦中的革命只不过使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更加坚定地致力于民族统一的事业。同样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革命的失败,以及维也纳激进派的革命的失败,绝未使哈布斯堡王朝的挑战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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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革命让更多人支持德意志民族主义。一名普鲁士大臣认识到:“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重现。回到过去衰败的环境就像竹篮打水。”但革命的确让普鲁士创建宪法和民选议会,1849—1850年国王开始控制局势后,对此只是稍微进行了一些改变。对许多德意志人而言,1848年革命在中欧的失败说明德意志只有在普鲁士或者奥地利的帮助下才能统一。而普奥任何一方支持下的德意志统一可能会给欧洲的国家体系带来巨大的变化,改变欧洲、特别是中欧的势力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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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真是如此,爱尔兰应该也会发生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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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直到1844年,拉丁语一直是匈牙利的官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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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拉德茨基精力旺盛,79岁时他还生了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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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月柏林起义爆发后,普鲁士全体男性投票产生该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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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五部分 大众政治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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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欧洲的三大国分别是英国、法国和沙俄。然而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改变了中欧的均势,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动向。此外,在觉醒的民族意识影响下,哈布斯堡帝国中的少数民族尤其要求更多的权利,给欧洲之后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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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进入了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急剧变革的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科学技术的进步引领了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钢铁和电力改变了制造业。城市迅速发展,宽阔的林荫道边是百货公司、咖啡馆和书报亭随处可见。观赏性运动和奢华的有歌舞表演的酒店是本世纪末的象征。然而,一些叛逆的先锋作家和艺术家担心西方文明发展过猛,似乎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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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政党政治得到了发展,帮助开启了大众政治年代。虽然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提高,贫穷劳动者的艰难境地仍导致了社会主义党的成立。社会主义者被选进欧洲的不少议会。工会提出要求,参与罢工。在英国,工党形成于20世纪早期,受到了要求社会改革的工人们的支持。在沙俄,自由派对沙皇独裁的批评日益大胆;日俄战争中的惨败成为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导火索。这场革命促使政府进行了昙花一现的政治改革,也鼓舞了改革者和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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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世纪以来,自由主义者捍卫着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认为投票权应基于财产所有权。此举是在宪政的背景下进行的,同时他们力争立法议会的权利。1848年的革命不甚成功,在此后的30年里,自由主义风靡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希腊和瑞典。英国议会1867年大幅扩展了男性公民的选举权,1872年通过了无记名投票,并在1884年使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有了选举权。19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成为了共和国,之后德意志、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实现了男性普选。如果没有自由主义者扩大选举权的决心,大部分西欧国家就不会推行在许多国家先于政治民主出现的男性普选制度。从19世纪后半叶至今,自由民主制都是欧洲政治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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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自由主义却处于守势,饱受左翼和右翼的攻击。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的范围越来越大,民族主义在其中的分量也在逐渐增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代,民族主义是被等同为政治左派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者认为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议会政府,以及投票权的扩大(1),是成立民族国家的坚实基础。至少在19世纪的前半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紧密相联的,正如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往往是同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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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末,许多坚信本民族优于其他民族,极力主张民族高于宣扬人民主权或相信人类平等。民族主义成为了尤其受右翼党派拥护的意识形态。廉价的报纸向热切的读者赞颂民族。“沙文主义”被用以定义投身于增强本民族权力的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者的自信。与此同时,从挪威和瑞典到奥地利和西班牙,罢工和游行的浪潮让保守党惊惶不安。对支持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恐惧将社会精英和一些中产阶级推向了民族主义右翼。反犹太主义也依托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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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基础是本民族高于其他民族、因此有权通过帝国扩张统治“劣等”民族的假设,民族主义很容易和帝国主义混在一起。大国的“新帝国主义”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到了1914年,这些大国已经瓜分了世界四分之三的土地。帝国主义让国际对抗更加激烈。错综复杂的结盟使欧洲大国形成了两大全副武装的阵营,德意志和奥匈帝国对抗英法俄。巴尔干半岛上民族主义的发展让沙俄和奥匈帝国的对抗在各自坚定不移的盟友支持下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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