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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十七章 民族统一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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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前半叶,几小群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分别鼓动各自的民族进行政治统一。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往往是同一拨人,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1848年的许多革命者都要求民族统一,尤其是德意志邦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的律师和教授,以及反对奥地利统治的北意大利的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尽管1848年革命有所成果,使法国成为共和国,使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立宪变革,并激发了反对奥地利控制北意大利的起义,作为1848年革命的代表的人民运动却未能让德意志和意大利得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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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统一之所以实现,并不是因为朱塞佩·马志尼的乌托邦式民族主义,也不是因为朱塞佩·加里波第及其追随者向南方的狂乱奔袭,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意大利半岛上最强大、最自由主义的国家皮埃蒙特-撒丁王国扩张的结果。在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统治者萨伏依王朝的自由主义的庇护下,意大利实现了政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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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经历则十分不同。德国的统一受到的影响来自独裁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巧妙的外交和军事操纵。曾有过这样的说法:“多数国家拥有军队,而普鲁士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用“铁和血”缔造的德意志帝国和它的缔造者普鲁士一样保守,与欧洲的自由主义潮流公然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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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崛起,以及1871年德意志的崛起,改变了现代欧洲的历史。德意志成为一个大国,意大利则是准大国。而奥匈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挑战其君主统治,这依然是其国内外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从某种角度来说,哈布斯堡王朝似乎不合时宜,与民族主义的时代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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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意大利的政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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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政治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曾异想天开地认为:意大利“不过是个地理概念”。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意大利就一直处于政治分裂的状态,不同地区和民族彼此争执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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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显著区别加剧了政治的碎片化。意大利北部总是比南部富饶很多。哈布斯堡王朝也是阻止意大利统一的一大障碍,它依然拥有伦巴第威尼托王国,并统治着意大利中北部的帕尔马公国、托斯卡纳大公国和摩德纳公国(1)。教皇在罗马周边教皇国的影响和对该地区的世俗控制是意大利统一的另一道障碍。此外,意大利也缺乏中央集权行政的传统。强大的地方贵族在南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和西西里提供庇护,组建了非正式的平行政府。最后,除了这些体制上的障碍以外,贵族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就统一的意大利应该是君主国、共和国、或甚至由教皇统治这一问题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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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意大利统一面临着许多阻力,但还是有一些因素促成了最终的意大利复兴运动。民族主义在自由主义贵族和中上层阶级中逐渐升温,尤其是在北部的律师和教授群体中。民族主义的宣传册和报纸、1848年革命失败的记忆和对最近一个自15世纪末占领意大利部分地区的大国奥地利的普遍的痛恨煽动了这种情绪。大部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预想了一场独立于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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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统一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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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统一的领袖似乎有两种的可能的来源。首先,皮埃蒙特-撒丁(撒丁王国)萨伏依王朝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统治时期:1849—1878)希望通过在半岛上逐步扩张他的势力范围来统一意大利。皮埃蒙特-撒丁无疑是意大利最富饶的地区,工业生产高度集中,水力资源优厚,市场开放,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继承了相对高效的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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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所受教育不多,十分粗俗,酷爱马匹和打猎甚于一切——可能除了他的16岁情人,一个王宫侍卫的女儿。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还算开明,在1852年任命加富尔伯爵卡米洛(1810—1861)为他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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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富尔伯爵出生于拿破仑占领时期的一个皮埃蒙特贵族家庭,小时候受到很多宠爱,长大以后倔强任性,有些懒散,脾气不好。他哥哥继承了家族的侯爵称号,而加富尔伯爵进入了一所军校,数学和工程学学得很好。在军队中,他逐渐迷上了政治激进主义。刚一听说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加富尔伯爵就挥舞着一把裁纸刀跑过他在热那亚的军营,高喊着“共和国万岁!打倒一切暴君”!加富尔伯爵的政治激进主义对他在军中的晋升毫无帮助,他以视力下降和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军事工程师的职务,而他的健康问题至少部分是因为他终生过量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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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撒丁王国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右图)加富尔伯爵卡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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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富尔伯爵广泛阅读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游历英法两国,并对那里的繁荣和高效的政府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加富尔伯爵的母语一直是法语,尽管他对意大利的掌握有所提高。在财产方面,他利用轮种法、地面排水和农具机械化技术挣了不少钱。随后他在银行和商业上也大获成功,但这些都没有让忧郁的加富尔伯爵快乐起来。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写道,他想到自杀,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欲求”。但他最终找到了一个让人有强烈的动力的目标:意大利半岛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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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富尔伯爵渐渐开始支持贵族自由主义。他决心通过逐渐扩张撒丁王国的君主立宪制来达成政治统一。加富尔伯爵既是富有远见和勇气的理想主义者,又可以做到冷酷无情和不择手段的狡诈,而这一切对实现意大利统一都十分必要。他还曾自夸,他喜欢把政治问题简化成图表,里面画出了所有可能的因素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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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加富尔伯爵被选进了新立宪政府的皮埃蒙特议会,第二年被任命为农业和商业部长,1852年被任命为首相。他组织起了数届松散的自由主义联合政府中的第一届,这些政府是基于在贵族、教权主义右翼和共和左翼中间的政治中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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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富尔伯爵的政策帮助刺激了皮埃蒙特的经济。他使商人更容易获得担保,利用低关税吸引外国资本,建造铁路,增强军队。加富尔伯爵规定神职人员也要向他人一样遵守民法典,并对教会财产征税,这反映了皮埃蒙特的自由主义世俗价值观。然而,就像法国奥尔良王朝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伊始的自由主义一样,加富尔伯爵的自由主义在演化为共和主义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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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更大众化的民族主义传统在1848年革命“民族之春”梦碎后依然存在。朱塞佩·马志尼一直是其代表人物。出生在热那亚的马志尼小时候亲眼目睹了皮埃蒙特的爱国主义者在1820年到1821年发动运气不佳的革命起义后离乡流亡。马志尼常穿黑色衣服(2),发誓要一直哀悼下去,直到意大利实现统一。秘密起义的失败让他转而拥护支持者更多的民族主义运动,并立志成立一个实施社会改革的共和政府。在马志尼成为君主政治和贵族特权的死敌的同时,他坚信传统的自由主义缺乏道德价值观,他也拒斥社会主义,认为它太过唯物。他向往统一,认为它是一股道德力量,可以教化和提升意大利人民,提供将使他们释放潜力且配得上民主制的共同信仰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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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尼相信意大利的统一必须靠人民自己的努力,不能仅仅依仗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扩张。马志尼的秘密社团“青年意大利”沿袭烧炭党的密谋传统,希望能从意大利的各国开始,调动起欧洲大众,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揭竿而起。因此他支持欧洲其他民族主义团体的目标,包括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斯拉夫人,希望最终诞生一个多民族的协会——“青年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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