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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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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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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国王通过首相和议会进行统治。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人很少。在1882年选民范围扩大以前，只有大概60万名男性（总人口的2.5％）有权选举众议院成员，扩大以后达到200万男性，大概是总人口的10％；到了1912年，拥有选举权的人数翻了一番。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政府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危机，主要是由于腐败猖獗和联合政府的变换过快，后者即一种被批评者称为“转换”（trasformismo）的过程：将政治敌人“转换”成盟友。国王翁贝托一世（统治时期：1878—1900）一直袖手旁观，直到不得不介入干涉。他还懒惰无知，甚至不愿意在人前签自己的名字，但却认为自己凌驾于政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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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的首相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1819—1901）同时与北方实业家和南方土地主建立了政治联盟；前者反对教权，支持高关税，后者则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克里斯皮利用军队对付罢工和游行的群众，利用警察威吓胆敢组织反对他的参选党派的对手。1894年，他取消了将近100万人的投票权，并取缔意大利社会党。他的专横手段甚至激怒了国王。国王不悦地承认：“克里斯皮是头猪，但却是一头必要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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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统治时期：1900—1946）签署了一条法令，使首相的职权凌驾于内阁之上。1903年，乔瓦尼·焦利蒂（1842—1928）刚就职首相，就为意大利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政局。焦利蒂是名“转换”高手，他通过建立起许多有效的临时联盟，让政党的标签失去作用。焦利蒂用协商、哄骗、许诺工作和优待、威胁和公然贿赂让许多众议院代表忠诚于他，足以保证他长期掌握这一职位。秉承着“不革命不保守”的信条，首相的这些协调依赖的是反教权的激进党的选票。这是一个以北方为基地的党派，它支持提高行政效率，赞同首相对社会主义的反对。但焦利蒂同样也倚靠南方的天主教温和派，因此反对为了可能会分割大片地产的农村贫民的利益进行任何土地改革。他的政府还必须通过不予满足激进党的反教权的要求来安抚教会(8)。他还发起立法，将意大利南部的教育交付给教士。首相没有干涉黑手党和克莫拉，因为他们能使他获得他们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地区或城市的选票，有一次焦利蒂甚至释放了一千多名黑手党成员，以换取他们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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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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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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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饱受政治分裂之苦的国家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是将意大利人凝聚在一起的方法之一。克里斯皮曾青睐过强硬的殖民政策，他担心其他大国攫取领土时，意大利将会被抛下（见第二十一章）。1896年，他绕过议会的反对，无视将军们行动将失败的警告，准备从意大利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入侵东非国家阿比西尼亚(9)。在被克里斯皮称为“野蛮人”的阿比西尼亚部落成员在阿杜瓦重挫意军后，克里斯皮辞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随后声称，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特伦蒂诺和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港是“未收复的意大利”。1911年，焦利蒂在任期间，意大利对利比亚开战，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见第二十二章）。焦利蒂的社会改革让雇主和许多其他保守派害怕，反议会的右派人数大增。民族主义者的候选人要求在地中海采取更多侵略行动。尽管利比亚的战争进展顺利，但右派不满于利比亚似乎治理不当的现状，而左派根本不想入侵，左右两派都开始远离焦利蒂的自由党中间派路线。利比亚战争也因此直接瓦解了焦利蒂的政治体系。社会主义者因利比亚战争而分裂，他们也不愿“转换”成焦利蒂暂时的政治搭档。焦利蒂只好转向天主教领袖，他说服天主教徒支持他的自由党候选人，条件是自由党同意终止反对教会学校和支持合法离婚的运动。左派被焦利蒂对教会的承诺激怒，将本方的票数提高了两倍，强迫他于1914年3月下台。一名民族主义者宣称，他的新党将教导意大利人尊重“国际抗争”，哪怕这样的结果会导致战争。自由主义的意大利已挺过了许多挑战，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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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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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德意志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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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的统一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支持。在德意志邦国中，民族主义情感也逐渐在中产阶级中蔓延。然而和意大利一样，德意志统一也面临着巨大的阻碍。首先，1848年革命过后，上层社会对可能威胁现状的任何改变都非常警惕。他们尤其害怕革命会触发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们推测，这种情感的发展可能催生对全民平等的诉求。其次，究竟是奥地利还是普鲁士能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在当时并不明确。一些人支持“小德意志”方案，即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由普鲁士来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另一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则支持“大德意志”理想，即由奥地利统治扩张后的德意志邦联。最后，19世纪50年代的镇压让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多数民族主义者认识到，德意志统一不可能在自由主义的支持下达成。1848年革命之后的镇压使数千德意志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四散全欧洲或远至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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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意大利的统一主要通过一个相对强大、繁荣的国家来完成，德意志的邦国中，普鲁士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有几张王牌，包括拿破仑战争后得到了工业重地莱茵兰的土地，以及由关税同盟支撑的较强势的经济地位。此外，普鲁士的人口相当统一，几乎全部是说德语的新教徒。有效的行政官僚机构使国内稳定，对普鲁士王室霍亨索伦家族有利，支配着普鲁士军队军官团的有野心、有权势的有地贵族（容克）也支持王室。普鲁士已成为成功治国的典范。因此在许多普鲁士人看来，其势力的扩张是水到渠成。而另一方面，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人口构成复杂。帝国内的众多民族之间可能兴起民族主义运动，在其推动下，哈布斯堡王朝可能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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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一直在争论：统一后的德国应该采用哪种政体。1848年革命中主张人民主权的自由主义运动一直遭到大部分普鲁士容克坚定的反对。他们还反对渴望增强自身政治权力的莱茵兰实业家的自由主义。许多自由主义者，尤其是更自由的德意志南部邦国的共和主义者，希望统一后的德意志能有不受贵族专制的普鲁士或奥地利帝国控制的议会制政府。不过，尽管普鲁士历来实行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一些民族主义共和主义者依旧寄希望于普鲁士，而非奥地利，来领导德意志走向统一。普鲁士容克还担心，若“大德意志”统一计划真的实现，他们的影响力将会被奥地利大大削弱。尽管如此，奥地利还是继续吸引着那些不信任普鲁士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许多南德意志的人想让哈布斯堡王朝支持更小的德意志邦国的事业，促成一个权力分散的联邦，而不是普鲁士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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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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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一世、俾斯麦及宪政危机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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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统一的第一步是一个胜任这项任务的君主的登基。1858年，虔诚的威廉一世（1797—1888）出任他哥哥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摄政王，后者已被宣布为精神失常。威廉一世在1861年腓特烈·威廉去世后继位，从他的统治生涯伊始，威廉一世就表明，他将与先王不同，摆脱保守的普鲁士容克小团体的局限，让一些更温和的保守派进入内阁。威廉一世承诺依宪治国。选民是至少有一些财产的男性，他们对威廉一世的回应是史无前例的高投票数。在1858年的普鲁士议会选举中，自由主义者胜势明显，使大量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经济繁荣中致富的人进入那届议会。支持德意志统一的自由主义者如今有了可以发表言论的公开论坛。许多商人相信，德意志统一对他们有利，正如关税同盟在19世纪40年代为他们带来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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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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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1859年奥地利对抗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和法国的战争让普鲁士人产生了分歧。一些人在厌恶奥地利的同时，又对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帮助策划战争感到极为愤怒。奥地利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因此有权利要求其他成员国予以帮助。但奥地利也是普鲁士在德意志邦国内争夺势力的主要竞争对手。普鲁士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意大利走向统一的进程大大震撼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一些希望普鲁士达成德意志统一的人欣然看待奥地利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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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一些支持德意志统一的压力集团“泛德意志”团体成立了。其中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远的是民族联盟（Nationalverein），该团体希望成立议会制的立宪德国。普鲁士政府对民族联盟保持怀疑，因为其许多成员倾向在德意志邦国中增强政治自由。正如以前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一样，联盟的成员主要是中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律师、官员和小商人，但也有些实业家。1863年，联盟拒绝了工人组织企图加入的尝试，但他们要求出台更为有效的限制君主和容克的统治的宪法，促进了普鲁士政治自由主义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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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改革引出了议会对预算的控制问题，随后发生的普鲁士宪政危机成为德意志以绝非自由主义的路线实现统一的关键性一步。1859年，在奥地利对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和法国的战争期间，普鲁士的军事动员就暴露了普军存在的严重缺陷。军事部长提出了耗费高昂的军队改革：扩充军官团、提高征兵数额，并将服役时间提高到三年。普鲁士自由主义者希望让全体公民参军，但他们也希望国家防卫军作为普鲁士军事力量的基础取代容克控制的职业化军队，让军队与人民之间建立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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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的普鲁士，议会并没有太多特权，但它有批准新税收的权利。为回应政府的施压，虽然议会中自由主义者占多数，但1861年，议会通过了一份临时法案：给军队划拨所需的财款，直到可以考虑改革。自由主义者对这份临时法案的支持是德意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它规定了议会对毫无争议的普鲁士军队权力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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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反对派中的一些领袖人物随即组成了德意志进步党。当军事部长拒绝让步后，自由主义者拒绝投票通过新军队预算。在威廉解散议会后，占据新议会大多数席位的依旧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又拒绝了新的军队预算。为了解决议会反对预算的问题，国王转而求助于一位意志坚定的极端保守的容克——奥托·冯·俾斯麦伯爵（1815—1898），并于1862年任命他为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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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父亲是一名无趣的容克，而母亲却活泼睿智，来自中产官僚家庭。在柏林上学期间，俾斯麦的名声主要来自他在学生团体决斗中留下的伤疤，而非学业上的成功。在获得了法学学位后，他通过了普鲁士官僚机构的考试。1851年，大概是为了堵住他对奥地利喋喋不休的指责，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代表，出席法兰克福邦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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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鲁士的首相，俾斯麦相信他能创造一个新的德意志邦国，既不至于大到超过普鲁士的统治能力，又不会对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而言过于民主。他希望建立一个强大世俗的现代官僚国家。在政党符合他的目的时，他巧妙地利用它们。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牢牢地掌控个人权力。俾斯麦对国内外政治的高超的操纵技巧主导了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铁血宰相”耐心地私下对每个可能的选择作出评估。然后他会坚定不移地行动，加强普鲁士的地位。俾斯麦的政治风格后来被称为现实政治，即在对行动的代价和结果作出现实主义评估的基础上追求国家的自身利益。现实政治没有道德伦理的考量，它们为俾斯麦增强普鲁士王室、贵族及德意志势力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所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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