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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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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帝国中的多样性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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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各地区体现了语言、文化和历史的高度多样性（见地图17.3）。11个较大的民族生活在帝国的领土内，包括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及以东的斯洛伐克人，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巴尔干半岛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人、塞尔维亚人，东南部的罗马尼亚人和乌克兰人，阿尔卑斯山地区蒂罗尔的意大利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但人数远超其他的两个族裔是主要居住在奥地利、另有许多住在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占人口的35％），以及匈牙利人，或称为马扎尔人（占人口的23％）。匈牙利的传统王室领地是帝国最大的领地，它被分成匈牙利、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伏伊伏丁那和军事边界区。然而这个国家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数量并没有各种斯拉夫人加起来多，后者占帝国总人口的45％。捷克人占奥地利人口的23％。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人（占人口的19％）是除了马扎尔人以外最大的民族（见表17.1）。交通运输网不够发达，使许多民族领地更加与世隔绝、以乡村为主——比如，维也纳和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之间没有通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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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7.3 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民族 19世纪60—70年代哈布斯堡帝国包含多种多样的民族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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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1 1910年奥匈帝国的民族构成（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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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人口 德意志人 12.0 马扎尔人 10.1 捷克人 6.6 波兰人 5.0 乌克兰人 4.0 罗马尼亚人 3.2 克罗地亚人 2.9 民族 人口 塞尔维亚人 2.0 斯洛伐克人 2.0 斯洛文尼亚人 1.4 意大利人 0.8 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人 0.6 其他 0.4 这样的多民族帝国是如何在众多相互竞争的民族对立和需求之中凝聚起来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非民族国家的角度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建国历程的事。首先，哈布斯堡王朝本身的传统就是一股推动聚合的重要力量，深深根植于中欧的历史中。1848年以18岁的年龄登基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名字的第二部分取自他的先祖、开明的约瑟夫二世，以在革命年代强调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正如一名匈牙利政治家在1848年革命期间所说：“不是统一的观念拯救了这个王朝，而是王朝的观念拯救了统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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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哈布斯堡王朝依赖于德意志中产阶级和大量德裔官僚的支持。帝国首都维也纳最卓越的文化传统（如音乐）具有非常鲜明的德意志特色。维也纳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50—60年代，通过建造一条宽敞而现代的林荫大道——环城大道，来彰显他们对奥地利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统治。由于城市的防御工事在很早以前就失去了所有的军事作用，只是用来区分富裕的城中心和无产阶级聚集的郊区，因此1857年，弗朗茨·约瑟夫下令将其拆除，一条干道就是在防御工事的旧址上修建而成。新的大道的建成也有军事动机蕴含其中：如果爆发工人阶级起义，军队可以迅速调动。维也纳中心区的建筑反映了贵族阶级和天主教会的品位。作为对比，公共建筑(15)以及制造商和银行家们依环城大道而建的宅邸则反映了维也纳上层阶级的世俗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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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大的捷克和奥地利市镇主要讲德语；在布拉格，德意志人比捷克人多了两倍有余，尽管那里的德意志人比例在19世纪后半叶因为更多捷克人的进入而有所下降。德语也是军队（和秘密警察）的官方语言。非德裔的城市移民认识到，想要在国内走动，必须说德语。德意志中产阶级也从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波希米亚的工业集中化起步中获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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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得到的支持来自奥地利和匈牙利贵族，以及克罗地亚、波兰和意大利贵族，他们是长久以来有政治主权的民族里的贵族地主。后三类贵族依靠哈布斯堡王朝来维护他们的特权对抗各自领地内的少数民族和本族的农民。因此，需要和哈布斯堡王朝合作以保持自身在克罗地亚的特权的人数不多的克罗地亚贵族阶层长期为王朝服兵役(16)。因此，帝国的维持靠的是保护受优待的民族的地位；尤其是保护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防止他们受到统治的领地上其他民族，比如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捷克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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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维也纳及其环城大道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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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主教是哈布斯堡统治领域内大部分民族的信仰，这是奥地利得以统一的另一因素。天主教会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一直支持哈布斯堡王朝，这种支持也减少了人口中绝大多数为天主教徒的民族（如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尤其是波兰人）中的民族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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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帝国军队声望依然非常高(17)。军队在维持帝国统一中起了重要作用。和在官僚机构一样，说德语者主导着军官团，他们担任了70％的军队职务。哈布斯堡王朝的军官为集体精神所自豪。他们用熟人间的称呼“你”（Du）指称对方，而不像德意志军队坚持使用更为正式的“您”（Sie）。不同民族的士兵继续效忠于军队，军队则很少干预地方罢工，不像在法国，工人们非常讨厌军队。弗朗茨·约瑟夫登基之时正是帝国看似分崩离析之际，这造就了其长久的统治。他致力于军队建设，也收到了军队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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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帝国对民族主义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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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60年代，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还仅仅存在于数量较小的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之间，特别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之间。一名捷克民族主义者在一次布拉格作家会议上如是说：“如果现在天花板掉在我们头上，民族主义运动就结束了。”大部分民族主义者最开始的目标在于文化的语言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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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害怕对自治、甚至彻底独立的要求会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往往和政治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也可能会威胁到帝国的独裁结构。德意志和意大利民族主义的成功导致帝国中占少数的意大利人以及最重要的是德语人口可能更愿意分别加入意大利和德意志，这也威胁到帝国的领土完整。此外，匈牙利人作为帝国第二大民族，要求获得与马扎尔人的土地面积相称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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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的革命过后，哈布斯堡王朝就像德意志邦国和法国一样，继续冷酷地镇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自从弗朗茨·约瑟夫登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开始，帝国就进入了“新专制主义”时代，1851年12月的《特许令》对此作了明文规定。亚历山大·冯·巴赫（1813—1893）是当时的内政部长（实质上也是无头衔的首相），他使用了国家最有力的工具，包括从维也纳派遣至各地的官员和警察组成的统治集团。一些贵族对1848年后农民义务的废除非常不满，总的来说，他们欢迎哈布斯堡王朝专制主义的复兴。但他们也将一些地方上的特权让渡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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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巴赫与天主教会签署了一份宗教协定，恢复了教会的许多特权，并扩展了教会的权力，包括高级教士对神职人员的审判权。正如在法国，教会权力有所恢复。国家取消了民事婚姻，并恢复了教会对教育的实际控制。新教徒不可以在天主教学校教书，犹太人获得财产的权利也受到了新的限制。当时有人这样讽刺地描述巴赫体系：“行政部门的管理者是一队站着的士兵、一队跪着在教堂里乞求为政府所接纳的祈祷者和一队爬着的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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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危机和外交政策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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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和非德意志民族间的敌意越来越强烈，新专制主义也日益不受欢迎，紧随奥军在意大利的失败之后，1859年8月，弗朗茨·约瑟夫免去了巴赫作为政府首脑的职务，随后颁布了一部新的宪法，即1860年的《十月文告》，重新确立保守联邦主义的形式。省议会获得新的权力，让贵族感到宽慰。然而，《十月文告》并没有满足匈牙利贵族，他们缺乏像获益于巴赫体系的说德语者那样的影响和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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