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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帝国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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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军事失败让马扎尔人愈发要求更多的权力。因为害怕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可能和马扎尔人联盟,弗朗茨·约瑟夫在兵败普鲁士的前一年,即1865年,满足了马扎尔民族将特兰西瓦尼亚重新并入匈牙利的要求。他早已要求费伦茨·戴阿克(1803—1876)提供一个使马扎尔人的要求与皇权相调和的解决方案。戴阿克是一名富有的马扎尔贵族和律师,他相信匈牙利的民族身份依靠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不倒。皇帝意识到只要马扎尔民族得不到满足,不愿意合作,他就无法准备一场针对普鲁士的复仇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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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的《奥匈协定》(Ausgleich)创造了奥匈二元帝国。匈牙利议会宣布弗朗茨·约瑟夫为匈牙利的立宪君主,同时也是奥地利的皇帝。维也纳的官僚系统继续管理金融、外交和防御事务。匈牙利语现在成为匈牙利的官方语言,而马扎尔人的领地今后开始拥有自己的宪法、议会和官僚系统。二元帝国的两方每10年协商一次经济关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议会选举帝国议会或代表团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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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协定》完整保留了德意志人在奥地利和马扎尔人在匈牙利的统治地位。新宪法原则上承认所有民族的平等,但也维持了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帝国议会(Reichsrat)中享有的过多的优势。皇帝照例任命德意志人进入重要的部门,可以在议会不开会时根据敕令进行统治,或拒绝签署任何不称心的立法,来轻松地绕过议会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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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皇帝作为匈牙利国王的权力如今受到更多限制,1867年的匈牙利宪法让马扎尔贵族得以掌控匈牙利议会。匈牙利大臣不对弗朗茨·约瑟夫负责,而对由主要的马扎尔族有产者选出的匈牙利议会下议院负责。因此《奥匈协定》是匈牙利自由主义的一次胜利。1868年的《民族法》给予各民族在学校、教堂和政府部门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但并没有承认任何独立的政治民族身份。克罗地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尤其厌恶这一处置。一名奥地利的《奥匈协定》设计者的话反映了日益紧张的局势:“斯拉夫人不适合统治;他们必须被人统治。”许多塞尔维亚人越来越认同沙俄,沙俄认为自己是所有斯拉夫人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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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帝国中的民族紧张态势和民族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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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匈帝国,民族之间的紧张态势导致了连续不断的政治分歧,这主要源自匈牙利对奥地利在二元帝国内的主导地位的不满及其治下民族的各种需求。从19世纪70年代起,事实上属于匈牙利的一部分的克罗地亚派5名代表参加了总共60名成员的帝国代表团,而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忽略了。匈牙利政府无情地继续进行马扎尔化运动,小到解散非马扎尔文化社团,大到禁止以非马扎尔名命名乡村和街道。匈牙利语依然是官方语言,政府不允许其他民族进行行政或文化自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匈牙利的马扎尔化运动是匈牙利人对逐渐升温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回应,也是匈牙利对自身在二元帝国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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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冯·塔菲伯爵(1833—1895)是1879年至1893年的奥地利首相,他平衡了相冲突的各民族的利益。捷克贵族和知识分子在19世纪早期曾致力于文字和语言复兴,编纂出版捷克字典和语法书籍。捷克民族主义者要求承认历史上重要的波希米亚王国,但遭到了波希米亚境内的德语人口和害怕匈牙利国内少数民族也提出类似要求的马扎尔人的反对,致使弗朗茨·约瑟夫拒绝给予承认。塔菲伯爵一方面无视斯洛文尼亚等少数民族提出的认可其语言的要求,另一方面于1880年宣布第三大民族捷克人的语言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国家行政系统中和德语的地位相等,来安抚捷克人。他还鼓励建立捷克语学校,并在1882年在布拉格设立了大学。但“青年捷克人”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希望实现民族独立。1893年,塔菲伯爵因为奥地利投票权扩大问题而辞职。此后一道命令官员同时掌握德语和捷克语的法令在说德语者的抗议下撤销了,捷克人就此事举行示威,在政府不得不宣布戒严后,塔菲伯爵的继任者之一也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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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出版于维也纳的泛斯拉夫报纸《斯拉夫报》中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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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它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添加了民族独立的目标。自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后,波兰人就成为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沙俄的臣属民族,其中在俄国,在1863年,俄军镇压了波兰起义(见第十八章)。波兰民族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复苏,但波兰人在奥属加利西亚地位尚可(18),波兰民族又分散在三个帝国中,这减弱了波兰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所有直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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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哈布斯堡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正当泛斯拉夫运动在沙俄和巴尔干半岛愈演愈烈之时,这次吞并为帝国增加了一大批塞尔维亚人以及穆斯林人。这促使南斯拉夫人(主要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一些斯洛文尼亚人)更强烈地要求获准组成帝国的第三部分。自1828年起,塞尔维亚就基本上从奥斯曼帝国中独立,当时一名平息了一场塞尔维亚起义的塞尔维亚官员被冠以世袭塞尔维亚大公的名号。如今,由于塞尔维亚1878年已经正式独立,许多奥匈帝国内的塞尔维亚人希望归属到塞尔维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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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要求他们的语言在军中享有与德语同样的地位。在这个世纪之交,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威胁要解散匈牙利议会,实现普选,他相信满足匈牙利人的要求意味着二元帝国的终结。衰老的哈布斯堡皇帝与匈牙利议会的关系逐渐恶化,正如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1913,见第二十二章)及鼎盛一时的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让奥匈帝国和沙俄之间的关系变味。1914年3月,一位来访者访问了奥地利议会下议院后,惊奇地回忆道:“大概有20个衣着光鲜的人,或坐或站在他的小桌子后。一些人粗鲁地开关桌盖,发出刺耳的声音,一些人把玩具小号吹得嘟嘟响,一些人在乱奏口拨琴,还有人在敲小军鼓……由此产生的噪音大得刺耳,完全盖过了房间另一边的一个人的声音,那个人显然在自己的位置上发表讲话。我们只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动,太阳穴青筋暴起。这简直就是失控的疯人院!那就是我的总体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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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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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德意志统一的达成,主要是属于统一后的国家的一部分的最强大的国家扩张的结果。然而尽管看似相似,这两个事例又有所不同。加富尔伯爵卡米洛首先通过改革,将皮埃蒙特-撒丁王国转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君主国,然后才达成意大利的统一。自由主义的意大利在此之后,尽管进行着改革,仍然不断地经历着政治危机。其不断扩大的投票权(在1912年增加了1倍有余)可以说让南北差距导致的分歧进一步加大。1903年,乔瓦尼·焦利蒂作为首相上台,稳定了意大利政治。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力量不断壮大,他们作为左派反对自由主义政体,而民族主义者作为右派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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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富尔伯爵通过自由主义政治手段,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奥托·冯·俾斯麦则利用经济自由主义,为保守的政治民族主义的目标服务,从而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自由主义在统一后的德意志几乎没有影响力。尽管男性拥有普选权,德意志的统治者仍是保守的容克支持的保守君主。尽管大众社会党有所发展,德意志的帝国议会对专制政府几乎毫无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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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革命之后,事实证明民族主义确实是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的主要力量。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上,民族主义渐渐成为威胁帝国自身存在的力量。在倾向战争的民族主义时代,奥匈帝国内的民族紧张态势也预示了欧洲日后的紧张态势。作为对比,欧洲的其他三大国几个世纪来一直处于政治统一的状态。在这三国中,英俄两国在1848年没有爆发革命。而第三个大国法国从独裁帝国的混乱阶段得以崛起。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1850—1914年伟大的变革时期中的英、法、俄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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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两国统治者是奥地利皇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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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还经常带着黄色的宠物金丝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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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年轻的新娘也不一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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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主愿意嫁给这个年轻的法国人,只要“他的确不让我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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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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