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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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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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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嫁给了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德国亲王阿尔伯特（1819—1861）。他们的婚姻很幸福，尽管她将性生活描述为“为底层的情欲让步”。她在一个女儿结婚前，警告说新娘就像是“待宰的羔羊”，总有些时候需要忍受丈夫的冲动，“为英格兰着想”。维多利亚生养孩子，仅仅是因为她认为这是作为女王的责任的一部分。她很少在孩子面前表达爱意，对待孩子仿佛是在管理远程业务。但是女王母性的光辉洒遍了英国和她统治的诸多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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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思维狭隘，不善社交，不够圆滑，让内阁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十分恼火。他在政府中溜达，心血来潮时下笔如飞地写信和备忘录，在可以插手的时候插手事务。尽管维多利亚从一开始就申明，她不需要国王就能做好女王的工作，但她对阿尔伯特的深情在英国国内触发了一些反德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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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阿尔伯特亲王在伦敦组织了世博会。在开场祷告中，英格兰圣公会的大主教认为英国的繁荣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相对和平不无关系。英国的特殊不仅限于此。在1848年欧洲大陆的革命之后，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曾写道：“在我们身边，世界因为大国的苦难而动荡不堪……正当这样的时期，在我们的岛上，政府的道路却丝毫不受影响。我们在无政府状态的包围下拥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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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世博会上，600多万游客主要来自英国，也有不少来自欧洲大陆，甚至更远。他们可以挑选1.4万名参展者提供的10万多件展品（半数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展品分为原材料、机械、制成品和艺术品几类，有实用家用物件，也有普鲁士工业家克虏伯展示的巨型枪炮。后者出现在这个展会上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展馆中许多人认定科学和工业为欧洲日后的和平提供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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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赞颂工业时代、英国在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和“世界蜂巢里的工蜂”。世博会的商品目录册里讴歌着“人类的进步……我们正执行伟大而神圣的上帝的意志”。世博会的游客有富人，也有只付一先令的入场费的贫民，多数游客乘火车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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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42岁的阿尔伯特死于伤寒，维多利亚悲痛欲绝。她陷入孤独的孀居生活，与世隔绝，推掉了大部分公共事务。维多利亚过了很久才逐渐重新成为一个处于19世纪下半叶大变迁中的国家的焦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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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几乎不了解她的臣民过着怎样的生活，她本能地反对工厂改革和下等阶级增多的受教育机会(1)。但女王仍然是“尊严体面”的典范，这使得人们用她的名字命名了“维多利亚时代”。“尊严体面”在教育和当时的文学中反复强调，它是家庭和关于公共行为的严格准则的核心。但它在不同阶层的家庭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富足的中产阶级家庭认为它是三名仆从；中下阶层的家庭认为是远离厨房的、可以享用早餐的起居室；下层家庭则认为是避免参加贫民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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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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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世博会期间，“维多利亚时代的”这一词首先被使用，并唤起了英国中产阶级的满足和自豪感。维多利亚时代的共识与资本家的商业道德密切相关，它强调在进步过程中应当自力更生，信念坚定。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理想中，个人应该通过努力工作证明自己的道德价值，与旧的委派体系中的恶行截然不同。合适的统治者应该由竞争决定，而不是由贵族的垄断或不劳而获的特权、也不是由工人阶级对在国家繁荣中分得更大一杯羹的要求决定，国家繁荣在英国中产阶级看来，是靠他们的辛勤工作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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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道德信仰自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1）《物种起源》的出版后大为发展。达尔文有一位专横的父亲，他克服了长期的焦虑、自我怀疑和重度抑郁，坚定并系统地研究、分析生物的进化。他的著作大胆地认为，一些物种因为更好地适应了当下的环境，得以存活和进化；另一些则因为不那么“适应”而消失。达尔文作品的言外之意似乎表明：国家应该靠后站，放手让个人在人生的运动场上竞争。这对许多自信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教会而言不是，因为达尔文的书说人类是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从其他的动物形态进化而来，因此挑战了《圣经》中上帝七天创造世界的描述。达尔文的研究和分析是19世纪欧洲科学和宗教斗争中一项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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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言论，处处包含宗教形象和相关典籍。企业家们相信，他们的成功和富有是遵照上帝意愿。许多那个时代的人坚持认为当时显著的社会和谐的原因比起经济繁荣，更多的是宗教普遍的影响力。因此，许多英国人惊讶，甚至震惊于政府1851年一个周日早晨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各教堂的调查结果。在将近1800万英国人中，只有720万出头的人会去教堂。此外，如果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每个人都决定去教堂，教堂只能容下总人口的58％，伦敦的教堂只能容下30％的伦敦人。1841年到1876年间，英格兰圣公会建造了1727座新教堂，修复了7000多座旧教堂。圣公会的对手教会中，公理会教友和天主教徒将他们的教堂数目翻了一番，浸礼会教徒把他们的教堂数目增加了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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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同时代的印刷品，表现了达尔文注视着人类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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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教会几乎等同于英国精英阶层，它依然是自由主义改革者针对的目标。议会在1828年废除了《宣誓法案》和《市镇法案》，取消了两条重要的禁止拒绝在圣公会领圣餐的不奉国教者（非圣公会新教徒）担任公职的歧视性法律。1854年和1856年，议会颁布的法令允许不奉国教者进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但天主教徒（多数的爱尔兰移民、少数为家族改信天主教的贵族）仍面临着大众的怀疑，这也反映了英国民族特性中反天主教主义的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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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许多中产阶级都希望让下层阶级更“有道德”。公理会和浸礼会的福音派(2)在下层阶级赢得了许多皈依者，大概是因为这些教会的领导者比英格兰教会更多地关注穷人现状。人们关注下层阶级的酗酒问题——三分之一的被逮捕者是因为醉酒和妨害治安行为而被捕，这使禁酒运动蓬勃发展。1869年成立的慈善组织协会为摆脱酗酒的人提供慈善捐助。1875年，救世军开始投入工作，帮助那些愿意参与宗教复兴服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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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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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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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英国卷入了一场大型战争，这场战争结束了从拿破仑1815年战败后几乎一直持续的长久和平。（的确，这一阶段有时候被称为不列颠治世，部分原因是英国的海上霸权从侧面打消了他国发动冲突的念头。）英国参与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以支持土耳其人对抗俄国。此前俄国1841年介入，对抗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见第十六章）。1853年，俄军占领了奥斯曼在多瑙河的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见地图18.1），以巩固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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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8.1 1853年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 图中标出了俄军和英、法、撒联军和奥军在此次大国战争中的行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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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晚期起，沙俄帝国就意图控制君士坦丁堡的海峡，这些海峡将欧洲和亚洲分开，能为俄国海军提供进入爱琴海和地中海的通道。俄国的野心无可避免地使之和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后者直到19世纪初都一直控制着几乎整个巴尔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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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在希腊独立战争中战败后，奥斯曼的统治者对军队和帝国的行政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3)。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统治时期：1808—1839）重新整理了国库，并在1831年对帝国进行了人口普查。马哈茂德的继任者实施了更深入的改革，这一时期被称为“坦齐马特”（Tanzimat），即“改组”，从1839年持续到1878年。根据1839年的《御园敕令》，苏丹保证所有奥斯曼臣民生命、财产和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时他开始实行征兵制，以及更合理的税收制度。随后他还进行了其他改革：如建立刑事法典和商业法典，改革司法，通过创造更现代的官僚系统，中央政府对地区实施更强的控制，减少了总督的自治权力。这样的改革取悦了英法政府，这部分是因为现在的奥斯曼市场对外贸易更加开放，且英法政府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稳定对抑制俄国向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一步扩张的野心来说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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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大概多达80％的人口都是基督教徒。每种宗教都有自由礼拜的权力，非穆斯林也可以上伊斯兰法院。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大部分时候都非常和谐。几个世纪以来，帝国的结构都鼓励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因为基督教徒被看作二等臣民，课税负担也比穆斯林更重。族间通婚非常常见。在18世纪晚期，苏丹对帝国内各种宗教的控制更加严格。每个宗教团体——希腊正教、犹太教和亚美尼亚人的宗教——都被划归进所谓的“米勒特”制度。19世纪中期，苏丹使穆斯林的宗教和文化领袖团体(4)受到行政上的控制。此外，俄国的穆斯林少数派遭到迫害的传闻，以及西方大国对伊斯兰教的怀疑，都促进了奥斯曼帝国内伊斯兰教的逐步崛起。宗教领袖开始号召回归伊斯兰教的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