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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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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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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英国卷入了一场大型战争，这场战争结束了从拿破仑1815年战败后几乎一直持续的长久和平。（的确，这一阶段有时候被称为不列颠治世，部分原因是英国的海上霸权从侧面打消了他国发动冲突的念头。）英国参与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以支持土耳其人对抗俄国。此前俄国1841年介入，对抗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见第十六章）。1853年，俄军占领了奥斯曼在多瑙河的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见地图18.1），以巩固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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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8.1 1853年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 图中标出了俄军和英、法、撒联军和奥军在此次大国战争中的行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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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晚期起，沙俄帝国就意图控制君士坦丁堡的海峡，这些海峡将欧洲和亚洲分开，能为俄国海军提供进入爱琴海和地中海的通道。俄国的野心无可避免地使之和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后者直到19世纪初都一直控制着几乎整个巴尔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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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在希腊独立战争中战败后，奥斯曼的统治者对军队和帝国的行政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3)。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统治时期：1808—1839）重新整理了国库，并在1831年对帝国进行了人口普查。马哈茂德的继任者实施了更深入的改革，这一时期被称为“坦齐马特”（Tanzimat），即“改组”，从1839年持续到1878年。根据1839年的《御园敕令》，苏丹保证所有奥斯曼臣民生命、财产和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时他开始实行征兵制，以及更合理的税收制度。随后他还进行了其他改革：如建立刑事法典和商业法典，改革司法，通过创造更现代的官僚系统，中央政府对地区实施更强的控制，减少了总督的自治权力。这样的改革取悦了英法政府，这部分是因为现在的奥斯曼市场对外贸易更加开放，且英法政府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稳定对抑制俄国向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一步扩张的野心来说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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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大概多达80％的人口都是基督教徒。每种宗教都有自由礼拜的权力，非穆斯林也可以上伊斯兰法院。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大部分时候都非常和谐。几个世纪以来，帝国的结构都鼓励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因为基督教徒被看作二等臣民，课税负担也比穆斯林更重。族间通婚非常常见。在18世纪晚期，苏丹对帝国内各种宗教的控制更加严格。每个宗教团体——希腊正教、犹太教和亚美尼亚人的宗教——都被划归进所谓的“米勒特”制度。19世纪中期，苏丹使穆斯林的宗教和文化领袖团体(4)受到行政上的控制。此外，俄国的穆斯林少数派遭到迫害的传闻，以及西方大国对伊斯兰教的怀疑，都促进了奥斯曼帝国内伊斯兰教的逐步崛起。宗教领袖开始号召回归伊斯兰教的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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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土耳其的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批富庶商人的崛起，他们背离甚至否定按宗教的方针组织大众的做法。奥斯曼的旧有统治阶层原本来自苏丹的家仆，曾广泛任职于帝国的行政系统和军队，现在他们被官员所代替。奥斯曼的内政部长、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和其他方面一样，反映了西方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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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奥斯曼帝国似乎仍有可能继续衰落。埃及几乎就要实现独立。俄国如一只秃鹫那般随时准备从其强大的对手的衰落中得利，这一情形现在被称为“东方问题”。俄国自认为是斯拉夫人和东正教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保护者，煽动着反抗土耳其人的情绪。奥斯曼帝国内部在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少数派开始发表民族主义宣言，梦想着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此举挑战了帝国几个世纪以来不可或缺的伊斯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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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阿富汗产生了兴趣，英国十分厌恶俄国影响力的扩大。而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大的贸易也是英国支持土耳其的另一因素。法国的拿破仑三世急需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巩固他的政权，因此也准备好通过支持奥斯曼帝国来阻止俄国的扩张。法国皇帝认为自己是奥斯曼政权下的犹地亚的天主教圣所的保护人。为了安抚信仰天主教的支持者，拿破仑三世要求天主教至少要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与东正教享有平等的地位。俄国对此加以拒绝，并要求有否决改变圣所和全体奥斯曼帝国基督徒的状况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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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10月，奥斯曼帝国对俄国宣战。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舰队在黑海打败了奥斯曼的舰队，用燃烧弹点燃了苏丹的木船。沙皇自信英法会因利益冲突陷入不和，事实却证明这毫无根据。即使俄军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撤退了，英国公共舆论仍热切希望英国表明立场，英国皇家海军因此出兵黑海。拿破仑三世不甘示弱，也派出了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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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3月，英法对俄宣战。英法军队首先在黑海边缘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对俄军展开行动。塞瓦斯托波尔很难从海上攻克，只能从陆上进攻。衰弱的侵略军包围了港口。法军似乎训练更优良，粮食供应和装备也比英军好。英国高级指挥官是40年前滑铁卢战役的老兵，坚持将俄国人称为“法国人”。大部分英国军官都是因为贵族出身而得到任命，而非因为能力出众。一名指挥官每天都在泊在海上的私人游艇里过夜，晚餐由法国主厨准备，而与此同时他的士兵则在克里米亚冬夜的泥土和大风里瑟瑟发抖，吃些糟糕的军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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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国的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所著《轻骑兵的冲锋》家喻户晓，诗中英国骑兵在巴拉克拉瓦向着“鬼门关”冲去，但死于疾病者(5)比战死者多得多。第一批战时通讯员通过电报为英法两国热切的读者发送急讯，在这两国，人们对远方围攻行动的兴趣使报纸的发行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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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冒险走进这场混战。出生于富庶的家庭的南丁格尔成为一名护士，这让她的父母大为震惊，因为在当时护士这个职业被看作是接纳“不守规矩”的女性的领域。在听说了伤员霍乱、痢疾患者经受的悲惨状况后，南丁格尔自愿在一家君士坦丁堡的医院进行服务。她为政府提供了十分详细的信息，说明错误和所需，让政府大为震动。她通过私人捐赠筹款，成功改善了医院的环境。军官们认为她会“宠坏那些畜生”，也就是伤病的士兵，对政府提出强硬要求的女性在当时也受到歧视，但南丁格尔却打破了这些成见。几年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为军中士兵改善了伙食和医疗卫生。护理也成为一种更受尊敬的行业，部分是由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其余生所作的受到公众高度的关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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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巴拉克拉瓦的轻骑兵的冲锋；（右图）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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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瓦斯托波尔最终于1855年9月投降，之后克里米亚战争慢慢终结。1856年3月的《巴黎和约》保证多瑙河一带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实现自治(6)、土耳其独立，以及黑海地区的中立地位。克里米亚战争证实：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依然是欧洲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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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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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政治的自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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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进入了社会相对和谐的时期。《谷物法》在1846年废除，让许多工人相信他们可以寄希望于政治改革，这也是1848年英国没有爆发革命的一个原因（见第十六章）。中产阶级改革家的吸引力日益增加，工人阶级中最富有的人群也成为了他们的一分子。多数英国工人似乎接受了勤奋和节俭必将带来回报的信念。大部分维多利亚时期各个阶层的人都愈发觉得他们属于一个自己可以认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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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包括许多工会成员，如今都加入了“互助会”，它们逐渐被更多的人称为“自助会”。这样的组织中的成员数量在1815年时不到100万，到1849年，增加到了300万，1872年到达400万，是工会成员数量的4倍。这些组织在成员失业、生病或需要体面葬礼的时候提供微薄的帮助。它们宣扬个人自助和尊严体面的思想，没有为人提供在法国、比利时或莱茵兰的工人间非常普遍的社会主义构想。这些组织帮助教导了一种英国人称之为“尊严体面”的思想，该思想不主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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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互助会，英国的“新型工会”也体现了自助的概念。这些工会的成员认为他们的组织首先代表的是有特定技艺的工匠和技术性工人，如能付得起会费的“工人贵族”中的木匠和印刷工。这些人占据了工人阶级的约15％，与广大非技术性工人的区别很大。他们中一些人在主日学校、工人大学、阅览室和进步组织里教书。当某一行业的地方工会联合起来组成全国性组织的时候，无人谈及革命，甚至也无人谈及对英国经济、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最终重构。19世纪60年代的罢工者越来越乐意接受仲裁委员会，也乐意妥协让步以达成部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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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政府对中产阶级男性进一步放开了选民资格，让辉格党有所获益，使其在19世纪50—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统治英国。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1784—1865）执掌辉格党，他在政治生涯早期是保守党。他精明而精力充沛，抨击者称他为“丘比特勋爵”，他臭名昭著的风流韵事在那个讲究正经的年代十分引人注目。帕麦斯顿子爵曾想引诱维多利亚女王在温莎城堡的女侍之一，让女王十分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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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麦斯顿子爵将决心主张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辉格党人聚集为一个联盟。不奉国教者、天主教徒和自由派的圣公会教徒都不希望圣公会继续作为英格兰国立教会。这些辉格党人逐渐被称为自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