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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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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政治的自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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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进入了社会相对和谐的时期。《谷物法》在1846年废除，让许多工人相信他们可以寄希望于政治改革，这也是1848年英国没有爆发革命的一个原因（见第十六章）。中产阶级改革家的吸引力日益增加，工人阶级中最富有的人群也成为了他们的一分子。多数英国工人似乎接受了勤奋和节俭必将带来回报的信念。大部分维多利亚时期各个阶层的人都愈发觉得他们属于一个自己可以认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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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包括许多工会成员，如今都加入了“互助会”，它们逐渐被更多的人称为“自助会”。这样的组织中的成员数量在1815年时不到100万，到1849年，增加到了300万，1872年到达400万，是工会成员数量的4倍。这些组织在成员失业、生病或需要体面葬礼的时候提供微薄的帮助。它们宣扬个人自助和尊严体面的思想，没有为人提供在法国、比利时或莱茵兰的工人间非常普遍的社会主义构想。这些组织帮助教导了一种英国人称之为“尊严体面”的思想，该思想不主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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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互助会，英国的“新型工会”也体现了自助的概念。这些工会的成员认为他们的组织首先代表的是有特定技艺的工匠和技术性工人，如能付得起会费的“工人贵族”中的木匠和印刷工。这些人占据了工人阶级的约15％，与广大非技术性工人的区别很大。他们中一些人在主日学校、工人大学、阅览室和进步组织里教书。当某一行业的地方工会联合起来组成全国性组织的时候，无人谈及革命，甚至也无人谈及对英国经济、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最终重构。19世纪60年代的罢工者越来越乐意接受仲裁委员会，也乐意妥协让步以达成部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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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政府对中产阶级男性进一步放开了选民资格，让辉格党有所获益，使其在19世纪50—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统治英国。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1784—1865）执掌辉格党，他在政治生涯早期是保守党。他精明而精力充沛，抨击者称他为“丘比特勋爵”，他臭名昭著的风流韵事在那个讲究正经的年代十分引人注目。帕麦斯顿子爵曾想引诱维多利亚女王在温莎城堡的女侍之一，让女王十分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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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麦斯顿子爵将决心主张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辉格党人聚集为一个联盟。不奉国教者、天主教徒和自由派的圣公会教徒都不希望圣公会继续作为英格兰国立教会。这些辉格党人逐渐被称为自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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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麦斯顿子爵好斗地叫嚣战争，这为他赢得了民众的好感。1850年，他命令封锁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时，万众喝彩，此举是为了胁迫希腊政府接受唐·帕西菲科的要求。唐·帕西菲科是一名出生在英国的葡萄牙犹太人，一伙雅典的暴徒破坏了他的住宅。帕麦斯顿子爵傲慢地比较古罗马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实力，后者自1832年希腊独立以来就一直是希腊的“保护国”之一。1854年，希腊的国王奥托被推翻后，英国、法国、巴伐利亚和俄国选了一名丹麦王子统治希腊，他被称为乔治一世。同时，这些国家为了安抚希腊民族主义者，将伊奥尼亚群岛的其中一座岛赠予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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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麦斯顿子爵为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获胜自豪之后，在1857年，他突然陷入了一场与中国的短暂战争，此前中国政府扣押了一条过去挂着英国旗帜登记的海盗船。帕麦斯顿子爵在下议院遭到多数党拒绝，议会之外的和平主义政治激进派也反对他，但他拒绝辞职，并要求举行一场普选。他在竞选中以号召爱国主义为基础，这使他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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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随后成为了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的父亲是一个富有但不讲道德的商人，通过和印度及西印度群岛贸易赚了一笔钱。年轻的格莱斯顿笃信宗教，喜欢公开表达他的对世界的道德观。他曾晚上出行，劝妓女从良。格莱斯顿寻求在国家范围内推行他的自律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基督教精神。在他早年的政府工作中，他设法确保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为取消根本不高的收入税发起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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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威廉·格莱斯顿，自由党首相；（右图）本杰明·迪斯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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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财政部长，格莱斯顿在政府针对穷奢极侈和铺张浪费的战斗。与他的保守党对手不同的是，他反对殖民认为殖民太过昂贵。维多利亚女王厌恶格莱斯顿，将几乎每个国内和国际问题都怪到他头上。她憎恨他那意图在英国的立宪政府中进一步减少君主本已有限的分量的运动。在1846年支持了《谷物法》的废除后，他希望使自由党成为带来改革的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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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皮尔因支持1846年对《谷物法》的废除，导致了保守党的分裂。在1850年皮尔去世后，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成为了保守党的领袖、格莱斯顿的重要对手。作为一名受洗加入圣公会的犹太人，迪斯累里看起来不太可能成为一个由土地财富主导的党派的领袖，但他是一名精力充沛、颇有手段的政治家和一名有感染力的演说家，他能敏锐察觉保守党尝试恢复经济保护主义的举动注定会失败。与格莱斯顿不同的是，迪斯累里尽一切可能奉承女王，他和女王关系很好。维多利亚在寻求意见上对迪斯累里的依赖，就像对之前的阿尔伯特一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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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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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改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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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32年起，英国的大部分民众就认为日后必将有进一步的政治改革。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投票者希望终结英国政治生活中贵族过大的影响力，因而支持选民资格的适度放开。工人们则希望实现男性普选。至于维多利亚女王，她坚持认为她“不能也不会成为民主制君主国的女王”。在下议院先后代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约翰·布莱特（1811—1889）为选举改革发起运动。1866年，绝大多数成员为中产阶级的全国改革联盟（National Reform League）联手工匠们组成的改革同盟和布莱特的议会激进派，目标是户主选举权，即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应当有权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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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一如既往地相信，政治改革不仅是有利的，也是很可能发生的。“未来是不可抵挡的，”这名自由党领袖在议会上如是奚落保守党，“时机对我们有利。伟大的社会力量……与你们对立。”但他只想让选民范围扩大到包含工匠和技术工人（即“工人贵族”）的程度，而不是让全体男性得到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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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担心更多人拥有投票权会使更多人加入自由党，最终导致此后出现可能削弱有钱地主的政治影响力的立法。自由党政府提出了一部法案，希望降低城市和乡村地区个人为获得选举资格而须缴纳的最低税额，其中城市的税率将比乡村更低。这项提出的改革举措仍将普通工人和其他贫民排除在外。然而上议院拒绝了这项法案，因为大部分议员反对一切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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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累里曾预测“烧杀掠夺”会随着英国实现男性普选而出现，现在他相信并非全民受益的选举改革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对他所在的保守党有所益处。迪斯累里“冒险一搏”，建议每个户主都应有投票权，乡村的最低缴税要求应该进一步降低。在保守党的支持下，1867年《改革法》就像1832年《改革法》一样，获得了通过。此举让选民数目翻了一番，但英国仍然没有实现男性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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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的法国，第二帝国的每一名成年男性都有投票权。但皇帝拿破仑三世通过给出有政府作后台的候选人和利用公投这一波拿巴家族的古老工具，冷漠地操纵着男性普选。德意志帝国也实现了男性普选，但帝国议会并没有多少实权。俄国根本没有通过全国投票选出的机构，始于1864年的地方议会（地方自治会，zemstvo）由地方选举团选举，但依靠于沙皇任命的长官。意大利只有一小部分成年男性因拥有财产而可以投票。英国改革后的选举体系不仅大幅增加了选民，而且增加了选民的影响力，因为下议院在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中享有很大的权力。从这一点来看，英国似乎也在民主政治的逐步崛起中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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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没能讨好新选民中的许多人。工人现在可以投票，在他们的支持下，自由党在议会中优势明显。20多年前宪章运动的主要目的终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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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的另一部《改革法》使农业劳动者有了投票权，如此增加了200万选民。女性仍然不能投票，而依旧没有投票权的男性只剩居无定所的人、与父母同住在家且不交租金的儿子，以及家仆。1885年的《再分配法》取消了一些人口稀少选区的投票权，增加了许多城市选区的代表席位。然而，单一选区制的确立补偿了保守党，平衡了自由党在城市地区的潜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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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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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共识建立的基础，是人们坚信经济中“看不见的手”会促进经济增长。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觉得1834年《济贫法》是弄巧成拙，因为该法令只为并未涉及的贫民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资源。但由于逐渐意识到数百万工人都十分贫困，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数中产阶级至本世纪中叶已改变了他们对政府社会职能的看法。埃德温·查德威克（1800—1890）是一名记者，同时也是杰里米·边沁的同事，他起草了《济贫法》。在霍乱席卷了城市贫困区后，他所著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报告》（1842）强烈要求政府对此采取行动。议会通过了一些法令，促进了对许多贫穷工人所居住的寄住房屋的检查，这主要归功于查德威克的努力。此后，议会委员会开始召集专家收集英国民众生活的信息并对其进行评估。数据时代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