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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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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改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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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32年起，英国的大部分民众就认为日后必将有进一步的政治改革。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投票者希望终结英国政治生活中贵族过大的影响力，因而支持选民资格的适度放开。工人们则希望实现男性普选。至于维多利亚女王，她坚持认为她“不能也不会成为民主制君主国的女王”。在下议院先后代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约翰·布莱特（1811—1889）为选举改革发起运动。1866年，绝大多数成员为中产阶级的全国改革联盟（National Reform League）联手工匠们组成的改革同盟和布莱特的议会激进派，目标是户主选举权，即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应当有权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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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一如既往地相信，政治改革不仅是有利的，也是很可能发生的。“未来是不可抵挡的，”这名自由党领袖在议会上如是奚落保守党，“时机对我们有利。伟大的社会力量……与你们对立。”但他只想让选民范围扩大到包含工匠和技术工人（即“工人贵族”）的程度，而不是让全体男性得到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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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担心更多人拥有投票权会使更多人加入自由党，最终导致此后出现可能削弱有钱地主的政治影响力的立法。自由党政府提出了一部法案，希望降低城市和乡村地区个人为获得选举资格而须缴纳的最低税额，其中城市的税率将比乡村更低。这项提出的改革举措仍将普通工人和其他贫民排除在外。然而上议院拒绝了这项法案，因为大部分议员反对一切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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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累里曾预测“烧杀掠夺”会随着英国实现男性普选而出现，现在他相信并非全民受益的选举改革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对他所在的保守党有所益处。迪斯累里“冒险一搏”，建议每个户主都应有投票权，乡村的最低缴税要求应该进一步降低。在保守党的支持下，1867年《改革法》就像1832年《改革法》一样，获得了通过。此举让选民数目翻了一番，但英国仍然没有实现男性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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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的法国，第二帝国的每一名成年男性都有投票权。但皇帝拿破仑三世通过给出有政府作后台的候选人和利用公投这一波拿巴家族的古老工具，冷漠地操纵着男性普选。德意志帝国也实现了男性普选，但帝国议会并没有多少实权。俄国根本没有通过全国投票选出的机构，始于1864年的地方议会（地方自治会，zemstvo）由地方选举团选举，但依靠于沙皇任命的长官。意大利只有一小部分成年男性因拥有财产而可以投票。英国改革后的选举体系不仅大幅增加了选民，而且增加了选民的影响力，因为下议院在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中享有很大的权力。从这一点来看，英国似乎也在民主政治的逐步崛起中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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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没能讨好新选民中的许多人。工人现在可以投票，在他们的支持下，自由党在议会中优势明显。20多年前宪章运动的主要目的终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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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的另一部《改革法》使农业劳动者有了投票权，如此增加了200万选民。女性仍然不能投票，而依旧没有投票权的男性只剩居无定所的人、与父母同住在家且不交租金的儿子，以及家仆。1885年的《再分配法》取消了一些人口稀少选区的投票权，增加了许多城市选区的代表席位。然而，单一选区制的确立补偿了保守党，平衡了自由党在城市地区的潜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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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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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共识建立的基础，是人们坚信经济中“看不见的手”会促进经济增长。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觉得1834年《济贫法》是弄巧成拙，因为该法令只为并未涉及的贫民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资源。但由于逐渐意识到数百万工人都十分贫困，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数中产阶级至本世纪中叶已改变了他们对政府社会职能的看法。埃德温·查德威克（1800—1890）是一名记者，同时也是杰里米·边沁的同事，他起草了《济贫法》。在霍乱席卷了城市贫困区后，他所著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报告》（1842）强烈要求政府对此采取行动。议会通过了一些法令，促进了对许多贫穷工人所居住的寄住房屋的检查，这主要归功于查德威克的努力。此后，议会委员会开始召集专家收集英国民众生活的信息并对其进行评估。数据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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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也开始兴起。1848年，议会建立了全国卫生总署。查德威克所揭露的关于公共卫生，或者说是关于公共卫生缺乏的问题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反对者们不赞同政府的一切干预，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宁愿冒患霍乱和其他疾病的风险，也不要被人逼着变得健康。”《泰晤士报》曾如是抱怨。然而，在1854年，查德威克被迫从卫生总署辞职的时候，国家已经拥有了干预卫生问题的权利。19世纪60年代议会发布的法令加强了对矿井、雇员超过50人的工厂及妇女和孩子工作的工厂工作环境的监管力度。1866年《公共卫生法》让地方政府有更多权力来保证更清洁的水资源供应。5年后，国家检查员第一次可根据法律规定进入工作区域。议会很快在城市和乡村成立了卫生局，尽管地方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往往联合在一起阻碍改革者的努力。但像全国教育同盟这样的改革同盟成为了英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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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伦敦街头的消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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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改革法》通过之后，自由党在竞选中大获全胜，该党终结了军队捐官制度，在爱尔兰实施土地改革，政府也承认了工会的合法性。当保守党在1874年重新掌权时，他们也希望从自由党争取到工人的支持，因此使议会批准了许多改革，包括一条禁止雇用失学儿童做童工的法律。然而中产阶级态度的转变远不止是利他主义的原因。制造商也知道他们的产品有需求的前提是工人们有钱可花。在英国，“乐观主义时代”变成了“发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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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曾让人定义“官僚”，她不了解这个词语的含义。“这个么，夫人，”那人回应道，“是法国人搞的东西。”然而维多利亚的国家有所扩张。1841年，英国政府作为欧洲几大国中集权化程度最低的政府，雇用了4万名男性和0.3万名女性。到了1911年，21.7万名男性和5万名女性为政府做事。《济贫法》的实施本身就加强了政府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市政议会从治安法官手中接过了管理地方政府的任务，后者从16世纪起就一直在担当这个职责。现在，市政当局负责教育、卫生、住房、道路建设和警务。地方政府的工作原本不过是一项奖励给有土地的绅士的荣誉，现在则要求拿工资的官员们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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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责任的增加，英国公务员变成了一项职业。政府举行竞争激烈的考试以决定任免和提拔。然而，这些考试并没有使公务员录取变得民主化。曾就读于一所昂贵的精英公立学校的人(8)在考试中比其他没有进入这些学校的人有大得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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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国家的作用在19世纪中期大增，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时代进入了尾声。格莱斯顿的女儿在说起他时回忆道：“我已经习惯了听他用充满敬畏的语气说‘政府’这个词，这种语气也使‘政府’成了实际上的我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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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政治时代降临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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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改革法》通过后，本杰明·迪斯累里就离职了，他力求让保守党适应大众政治生活的年代。他意识到这个长期和英国的有土地的精英及圣公会紧密联系的党派必须力争获得多于对手自由党的选票，因此他创造了一种现代国家党派组织。迪斯累里让英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为保守党党纲的一部分，并提出自由党可能削弱英国的观点。当土耳其和俄国开始为巴尔干问题起争端的时候，迪斯累里支持土耳其，尽管1876年土耳其军屠杀了约1万至1.5万名保加利亚人。但格莱斯顿为大屠杀所震慑，过分慎重地看待巴尔干地区的政治问题。他这么想很顺理成章：比起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英国更害怕侵略性扩张主义的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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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保守党反映了英国现代政治生活的重大转变。传统的“城市”与“乡村”间的分野从17世纪起便是英国政治的特点，现在已基本消失。一些富有商人不再支持自由党，转而支持保守党。此外，许多贵族自身早已积极参与到银行和现代产业的管理中去。维多利亚登基后的几十年内新兴的英国商业精英和他们所效仿的贵族阶层一样，成为了保守党。当时有人在评论这一演变的时候写道：“我们的地方贵族、乡绅和大大小小的乡村地主都成为了商业大佬，富商则成了乡村绅士。”一些富商离开了不奉国教者团体，改投国教圣公会。这种新的保守党的政治文化受到了忠诚的民族主义少数派“托利党工人”的支持，挺过了正在改造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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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本人开始发起一场在多个小镇作短暂停留的“中洛锡安”运动，该名得自他1879年的首批停留地之一。他的宣传面向一切愿意来火车站听他演讲的人。这使保守党不得不更加抑制心中的感觉：如此向普通人呼吁非常粗俗，或太过“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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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守党仍然是掌握大量土地财富的党派。大片地产在长子继承法的规定下得以维持完整。因为议会分区的原因，乡村地区在议会中的代表数过多，又增加了有地绅士们的优势。1871年，大概1200人拥有英国土地的四分之一，而7000户家庭的财产是国家总额的一半。直到1885年，有地绅士们统治着下议院；1893年前，他们统治着内阁，而直到20世纪，贵族的上议院都仍然是他们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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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