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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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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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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共识建立的基础，是人们坚信经济中“看不见的手”会促进经济增长。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觉得1834年《济贫法》是弄巧成拙，因为该法令只为并未涉及的贫民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资源。但由于逐渐意识到数百万工人都十分贫困，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数中产阶级至本世纪中叶已改变了他们对政府社会职能的看法。埃德温·查德威克（1800—1890）是一名记者，同时也是杰里米·边沁的同事，他起草了《济贫法》。在霍乱席卷了城市贫困区后，他所著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报告》（1842）强烈要求政府对此采取行动。议会通过了一些法令，促进了对许多贫穷工人所居住的寄住房屋的检查，这主要归功于查德威克的努力。此后，议会委员会开始召集专家收集英国民众生活的信息并对其进行评估。数据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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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也开始兴起。1848年，议会建立了全国卫生总署。查德威克所揭露的关于公共卫生，或者说是关于公共卫生缺乏的问题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反对者们不赞同政府的一切干预，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宁愿冒患霍乱和其他疾病的风险，也不要被人逼着变得健康。”《泰晤士报》曾如是抱怨。然而，在1854年，查德威克被迫从卫生总署辞职的时候，国家已经拥有了干预卫生问题的权利。19世纪60年代议会发布的法令加强了对矿井、雇员超过50人的工厂及妇女和孩子工作的工厂工作环境的监管力度。1866年《公共卫生法》让地方政府有更多权力来保证更清洁的水资源供应。5年后，国家检查员第一次可根据法律规定进入工作区域。议会很快在城市和乡村成立了卫生局，尽管地方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往往联合在一起阻碍改革者的努力。但像全国教育同盟这样的改革同盟成为了英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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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伦敦街头的消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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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改革法》通过之后，自由党在竞选中大获全胜，该党终结了军队捐官制度，在爱尔兰实施土地改革，政府也承认了工会的合法性。当保守党在1874年重新掌权时，他们也希望从自由党争取到工人的支持，因此使议会批准了许多改革，包括一条禁止雇用失学儿童做童工的法律。然而中产阶级态度的转变远不止是利他主义的原因。制造商也知道他们的产品有需求的前提是工人们有钱可花。在英国，“乐观主义时代”变成了“发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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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曾让人定义“官僚”，她不了解这个词语的含义。“这个么，夫人，”那人回应道，“是法国人搞的东西。”然而维多利亚的国家有所扩张。1841年，英国政府作为欧洲几大国中集权化程度最低的政府，雇用了4万名男性和0.3万名女性。到了1911年，21.7万名男性和5万名女性为政府做事。《济贫法》的实施本身就加强了政府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市政议会从治安法官手中接过了管理地方政府的任务，后者从16世纪起就一直在担当这个职责。现在，市政当局负责教育、卫生、住房、道路建设和警务。地方政府的工作原本不过是一项奖励给有土地的绅士的荣誉，现在则要求拿工资的官员们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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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责任的增加，英国公务员变成了一项职业。政府举行竞争激烈的考试以决定任免和提拔。然而，这些考试并没有使公务员录取变得民主化。曾就读于一所昂贵的精英公立学校的人(8)在考试中比其他没有进入这些学校的人有大得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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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国家的作用在19世纪中期大增，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时代进入了尾声。格莱斯顿的女儿在说起他时回忆道：“我已经习惯了听他用充满敬畏的语气说‘政府’这个词，这种语气也使‘政府’成了实际上的我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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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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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政治时代降临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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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改革法》通过后，本杰明·迪斯累里就离职了，他力求让保守党适应大众政治生活的年代。他意识到这个长期和英国的有土地的精英及圣公会紧密联系的党派必须力争获得多于对手自由党的选票，因此他创造了一种现代国家党派组织。迪斯累里让英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为保守党党纲的一部分，并提出自由党可能削弱英国的观点。当土耳其和俄国开始为巴尔干问题起争端的时候，迪斯累里支持土耳其，尽管1876年土耳其军屠杀了约1万至1.5万名保加利亚人。但格莱斯顿为大屠杀所震慑，过分慎重地看待巴尔干地区的政治问题。他这么想很顺理成章：比起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英国更害怕侵略性扩张主义的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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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保守党反映了英国现代政治生活的重大转变。传统的“城市”与“乡村”间的分野从17世纪起便是英国政治的特点，现在已基本消失。一些富有商人不再支持自由党，转而支持保守党。此外，许多贵族自身早已积极参与到银行和现代产业的管理中去。维多利亚登基后的几十年内新兴的英国商业精英和他们所效仿的贵族阶层一样，成为了保守党。当时有人在评论这一演变的时候写道：“我们的地方贵族、乡绅和大大小小的乡村地主都成为了商业大佬，富商则成了乡村绅士。”一些富商离开了不奉国教者团体，改投国教圣公会。这种新的保守党的政治文化受到了忠诚的民族主义少数派“托利党工人”的支持，挺过了正在改造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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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本人开始发起一场在多个小镇作短暂停留的“中洛锡安”运动，该名得自他1879年的首批停留地之一。他的宣传面向一切愿意来火车站听他演讲的人。这使保守党不得不更加抑制心中的感觉：如此向普通人呼吁非常粗俗，或太过“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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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守党仍然是掌握大量土地财富的党派。大片地产在长子继承法的规定下得以维持完整。因为议会分区的原因，乡村地区在议会中的代表数过多，又增加了有地绅士们的优势。1871年，大概1200人拥有英国土地的四分之一，而7000户家庭的财产是国家总额的一半。直到1885年，有地绅士们统治着下议院；1893年前，他们统治着内阁，而直到20世纪，贵族的上议院都仍然是他们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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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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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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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仍然面临着爱尔兰问题，这一问题在反映了19世纪晚期欧洲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1868年，威廉·格莱斯顿宣布，他的新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安抚爱尔兰”。一年后，这位自由党首相力促两院通过一项法案，使爱尔兰教会不再是国教(9)，因为爱尔兰80％的人口信奉天主教。这意味着爱尔兰的圣公会不再受到国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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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爱尔兰人来说，似乎只有拥有土地，才能让爱尔兰农民变得富裕。1870年的《爱尔兰土地法》为实施土地改良的佃户提供补偿，并保护他们不被无缘无故逐出土地。但英国新教地主们不想将爱尔兰的土地交给从他们手中租地、为他们干活的佃户。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导致佃农更交不起租金。爱尔兰土地同盟利用了秘密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10)的残余成员，誓将争取独立，该组织于1879年开始向议会施压要求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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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决心让爱尔兰成为他进行道德圣战的战场，但却在自由党内部遭到了反对，因为自由党需要依靠爱尔兰辉格党地主的支持，以维持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1846—1891）是一名自由党爱尔兰新教徒。他开始建立一个议会内部支持地方自治的小型联盟，此举意味着一个单独的爱尔兰议会的建立，但还不代表彻底独立。爱尔兰天主教会也支持地方自治。然而帕内尔的计划没能满足土地同盟和复兴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要求，前者希望立即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后者坚持主张爱尔兰的完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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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到1882年间，爱尔兰农民发动了一场“土地战争”，以示反抗。有的农民接收了未付租金而被驱逐者的租地，于是爱尔兰佃户和劳工便开始刻意避开他们。一位被称作杯葛（Boycott）上尉的大地主代理人是最早的回避对象中的一人，他的名字成为了如是策略的代名词。英国政府的回应是镇压，在1881年中止了爱尔兰的《人身保护令》。然而就在同年，格莱斯顿通过威胁解散议会使一项法案迅速得到通过，保护所有能交上一年的欠租的爱尔兰佃户不受驱逐。帕内尔因为他的激烈反对英国演讲而进了监狱。此外，有的下院议员认为让步助长了暴行，议会内部反对地方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年后，英国政府释放了帕内尔，希望他能帮助结束爱尔兰的混乱，回报是未来会通过一项帮助爱尔兰佃户的新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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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爱尔兰共和派人士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砍死了两名在那里走路的英国官员。这次暗杀震惊了英国公众。为了回应这起命案及爱尔兰共和派人士在爱尔兰犯下的其他30多件杀人案，英国政府实施了《强制法》，通过剥夺被捕者的部分权利来镇压共和派。对凤凰公园杀人案负责的人中有5人被捕，并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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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11)在1886年提出了地方自治，但这一问题在自由党中间产生了分歧，法案没有获得通过。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因为地方自治问题退出了自由党，另组“自由统一党”。帕内尔3年后因与一位积极支持地方自治的爱尔兰自由党下院议员的妻子基蒂·奥谢的私情曝光而声名狼藉。另一项法案因未获上议院通过而在1893年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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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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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生活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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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从1837年直到1901年，都一直高高在上地统治广袤的不列颠帝国，其长寿象征着英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1887年，她在执政50周年纪念时，仅戴了一顶简单的女帽(12)，而没有戴她的王冠，此举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威尔士亲王继承了她的王位，成为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1901—1910）。爱德华和她母亲截然不同，他一直在和母亲作对，也总让母亲蒙羞。“花花公子”爱德华沉迷于声色犬马，吃喝嫖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