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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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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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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仍然面临着爱尔兰问题，这一问题在反映了19世纪晚期欧洲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1868年，威廉·格莱斯顿宣布，他的新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安抚爱尔兰”。一年后，这位自由党首相力促两院通过一项法案，使爱尔兰教会不再是国教(9)，因为爱尔兰80％的人口信奉天主教。这意味着爱尔兰的圣公会不再受到国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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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爱尔兰人来说，似乎只有拥有土地，才能让爱尔兰农民变得富裕。1870年的《爱尔兰土地法》为实施土地改良的佃户提供补偿，并保护他们不被无缘无故逐出土地。但英国新教地主们不想将爱尔兰的土地交给从他们手中租地、为他们干活的佃户。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导致佃农更交不起租金。爱尔兰土地同盟利用了秘密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10)的残余成员，誓将争取独立，该组织于1879年开始向议会施压要求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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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决心让爱尔兰成为他进行道德圣战的战场，但却在自由党内部遭到了反对，因为自由党需要依靠爱尔兰辉格党地主的支持，以维持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1846—1891）是一名自由党爱尔兰新教徒。他开始建立一个议会内部支持地方自治的小型联盟，此举意味着一个单独的爱尔兰议会的建立，但还不代表彻底独立。爱尔兰天主教会也支持地方自治。然而帕内尔的计划没能满足土地同盟和复兴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要求，前者希望立即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后者坚持主张爱尔兰的完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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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到1882年间，爱尔兰农民发动了一场“土地战争”，以示反抗。有的农民接收了未付租金而被驱逐者的租地，于是爱尔兰佃户和劳工便开始刻意避开他们。一位被称作杯葛（Boycott）上尉的大地主代理人是最早的回避对象中的一人，他的名字成为了如是策略的代名词。英国政府的回应是镇压，在1881年中止了爱尔兰的《人身保护令》。然而就在同年，格莱斯顿通过威胁解散议会使一项法案迅速得到通过，保护所有能交上一年的欠租的爱尔兰佃户不受驱逐。帕内尔因为他的激烈反对英国演讲而进了监狱。此外，有的下院议员认为让步助长了暴行，议会内部反对地方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年后，英国政府释放了帕内尔，希望他能帮助结束爱尔兰的混乱，回报是未来会通过一项帮助爱尔兰佃户的新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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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爱尔兰共和派人士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砍死了两名在那里走路的英国官员。这次暗杀震惊了英国公众。为了回应这起命案及爱尔兰共和派人士在爱尔兰犯下的其他30多件杀人案，英国政府实施了《强制法》，通过剥夺被捕者的部分权利来镇压共和派。对凤凰公园杀人案负责的人中有5人被捕，并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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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11)在1886年提出了地方自治，但这一问题在自由党中间产生了分歧，法案没有获得通过。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因为地方自治问题退出了自由党，另组“自由统一党”。帕内尔3年后因与一位积极支持地方自治的爱尔兰自由党下院议员的妻子基蒂·奥谢的私情曝光而声名狼藉。另一项法案因未获上议院通过而在1893年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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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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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生活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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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从1837年直到1901年，都一直高高在上地统治广袤的不列颠帝国，其长寿象征着英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1887年，她在执政50周年纪念时，仅戴了一顶简单的女帽(12)，而没有戴她的王冠，此举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威尔士亲王继承了她的王位，成为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1901—1910）。爱德华和她母亲截然不同，他一直在和母亲作对，也总让母亲蒙羞。“花花公子”爱德华沉迷于声色犬马，吃喝嫖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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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保守党重新执政。同法国和德国的保守党一样英国保守党变成了更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坚定的反社会主义者。自由统一党已在地方自治问题上和保守党联手。1895年，自由统一党领袖约瑟夫·张伯伦加入了保守党政府，担任殖民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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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政府拒绝实施议会的社会改革法案，雇主又企图通过雇佣非工会劳工来削弱工会，受到这些挫折的英国工会主义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进入了一个更富侵略性的阶段。1868成立的英国职工大会为有组织的劳工提供了一个发言的平台，尽管工会的财政资源更加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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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种更好战的“新工会主义”包括许多钢铁工厂的工人在内的半技术工人组成的组织。1887年，自1848年伦敦的最后一次宪章运动游行以来，大量英国工人首次走上街头，为失业和高昂的生活成本而抗议游行。11月13日是“黑色星期一”，在伦敦中心区的一片“红色恐惧”中，自1848年来，商店首次停业。警察袭击了工人群体，2人死亡，约100名抗议者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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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伦敦电气工人罢工取得了成功，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制。随后，码头工人为争取最低工资开始进行罢工。为首的是本·蒂利特（1860—1943）。蒂利特出生于布里斯托尔，7岁就开始在砖厂切割粘土板，随后跟着老乔·巴克的马戏团逃跑，成为杂技演员，再后来加入了商船和海军。他在码头找了份工作，帮助组织了数千名非技术工人进行一场大罢工。澳大利亚工人送来的资金帮助罢工者渡过难关。5周后，码头工人争取到了最低工资和加班费。蒂利特的码头工人工会很快有了3万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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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数千名散工，包括伦敦拥挤的东区居民，仍不属于工会或互助会。对他们来说，技术工人的独立仍然仅仅是一个梦想。1897年到1898年的罢工(13)表明了新工会不断增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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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继续抗击工会。1901年，在解决威尔士的一个铁路罢工案时，上议院对塔夫河谷的判决是工会及其高层应该为罢工期间公司的损失负法律责任。这一行动导致了工党的诞生。工党于1900年首次组织起来(14)，其起源是1893年由下院议员詹姆斯·凯尔·哈迪（1856—1915）建立的小型政党独立工党。这名粗野的苏格兰矿工斥责下院议员为女王曾孙的出生送去祝贺，而不向在威尔士矿井的一次矿难中死去的几百名矿工的家人致以哀悼，这激怒了下议院。如今工党发誓将在议会代表工人，尤其希望撤销塔夫河谷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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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本·蒂利特，码头工人工会的组织者；（右图）詹姆斯·凯尔·哈迪，独立工党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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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工会主义者和保守党集团之间的分歧让执政10年的保守党下台了。一些政治领袖，包括约瑟夫·张伯伦发起了支持保护关税的运动，相信这样的关税可以通过创造巨大的帝国市场，让英国更加繁荣。许多保守党，包括首相阿瑟·贝尔福（1848—1930），都相信选民更青睐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人们会认为此种政策意味着食物价格更低。由于无法消除保守党内部的分歧，贝尔福于1905年12月辞职，第二年自由党大获全胜，他们保证撤销塔夫河谷案判决，因此赢得了工人阶级的投票。1900年，工党只争取到了一个议席，现在在下议院则拥有29名议员。在自由党政府领导下，1906年，议会撤销了塔夫河谷案判决，通过了《劳资争议法》。这一法律允许罢工纠察，并判定工会不必为罢工引起的经济损失负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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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赫伯特·阿斯奎斯（1852—1928）成为了自由党首相。正如保守党，他支持大英帝国的伟大事业。但自由党内升起了一颗新星——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且魅力无穷的威尔士人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他出身普通，比起英语更喜欢说母语威尔士语。劳合·乔治因反对布尔战争（见第二十一章）而进入公众视野，尽管整体而言，他支持帝国。在讨伐保守党的同时，劳合·乔治沿袭了格莱斯顿的改革传统。他希望通过让工人、中产阶级和商人联合起来支持自由党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工会成员加入工党的大潮。自由党政府成立了地方委员会，以设定各行业的最低工资，让英国政府介入雇主和工人之间谈判，介入程度之深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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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时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提出了一项预算，要求对遗产、非劳动收入和未耕地征税，来为提高的公共利益部分埋单。这样的“特别附加税”(15)将会落在国家最富有的那些家庭头上。他认为保持“全副武装的公爵派头”的费用堪比保养一艘新战舰的花费，并把贵族家庭描述成牺牲公众利益豢养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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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铁路工人上诉他的工会，他希望工会资金务必不被用于支持工党候选人竞选下议院议员，或在其当职后支付给他们，在1909年的奥斯本判决中，上议院的裁决于他有利。（下院议员们几年后开始领工资。）正如塔夫河谷罢工案，奥斯本判决是对工会的致命打击。在社会对抗的大环境下，上议院否决了1909年的预算，引起了轩然大波。上议院认为这一预算是对富人的攻击，因此行使了其几十年未用的否决权。阿斯奎斯将上议院的否决称为“对宪法的违背，对下议院权利的侵犯”。他解散了议会，自信能赢得新一轮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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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初始，自由党人确实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工党的帮助下重新掌权。阿斯奎斯的1911年《议会法》提议取消上议院否决任何财政法案的权利。许多英国人认为这一法案的通过是对贵族特权的最后一击。这一法令还明确说明，任何法案只要在初次于议会内提出后经过两年，在下议院的三次会议上未加改变而获通过，即使此后不被上议院通过，也可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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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斯奎斯威胁要求国王乔治五世(16)册封更多贵族以通过法案时，尽管拒绝妥协的人（即所谓的死硬派）表示反对，上议院还是通过了1911年《议会法》。上议院因此取消了其固有的否决权，完成了英国政治生活中自1832年《改革法》（它最早削减了英国贵族过多的权力）通过便开始的漫长革命。上议院随后撤销了奥斯本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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