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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生活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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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从1837年直到1901年,都一直高高在上地统治广袤的不列颠帝国,其长寿象征着英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1887年,她在执政50周年纪念时,仅戴了一顶简单的女帽(12),而没有戴她的王冠,此举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威尔士亲王继承了她的王位,成为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1901—1910)。爱德华和她母亲截然不同,他一直在和母亲作对,也总让母亲蒙羞。“花花公子”爱德华沉迷于声色犬马,吃喝嫖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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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保守党重新执政。同法国和德国的保守党一样英国保守党变成了更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坚定的反社会主义者。自由统一党已在地方自治问题上和保守党联手。1895年,自由统一党领袖约瑟夫·张伯伦加入了保守党政府,担任殖民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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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政府拒绝实施议会的社会改革法案,雇主又企图通过雇佣非工会劳工来削弱工会,受到这些挫折的英国工会主义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进入了一个更富侵略性的阶段。1868成立的英国职工大会为有组织的劳工提供了一个发言的平台,尽管工会的财政资源更加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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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种更好战的“新工会主义”包括许多钢铁工厂的工人在内的半技术工人组成的组织。1887年,自1848年伦敦的最后一次宪章运动游行以来,大量英国工人首次走上街头,为失业和高昂的生活成本而抗议游行。11月13日是“黑色星期一”,在伦敦中心区的一片“红色恐惧”中,自1848年来,商店首次停业。警察袭击了工人群体,2人死亡,约100名抗议者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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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伦敦电气工人罢工取得了成功,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制。随后,码头工人为争取最低工资开始进行罢工。为首的是本·蒂利特(1860—1943)。蒂利特出生于布里斯托尔,7岁就开始在砖厂切割粘土板,随后跟着老乔·巴克的马戏团逃跑,成为杂技演员,再后来加入了商船和海军。他在码头找了份工作,帮助组织了数千名非技术工人进行一场大罢工。澳大利亚工人送来的资金帮助罢工者渡过难关。5周后,码头工人争取到了最低工资和加班费。蒂利特的码头工人工会很快有了3万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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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数千名散工,包括伦敦拥挤的东区居民,仍不属于工会或互助会。对他们来说,技术工人的独立仍然仅仅是一个梦想。1897年到1898年的罢工(13)表明了新工会不断增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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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继续抗击工会。1901年,在解决威尔士的一个铁路罢工案时,上议院对塔夫河谷的判决是工会及其高层应该为罢工期间公司的损失负法律责任。这一行动导致了工党的诞生。工党于1900年首次组织起来(14),其起源是1893年由下院议员詹姆斯·凯尔·哈迪(1856—1915)建立的小型政党独立工党。这名粗野的苏格兰矿工斥责下院议员为女王曾孙的出生送去祝贺,而不向在威尔士矿井的一次矿难中死去的几百名矿工的家人致以哀悼,这激怒了下议院。如今工党发誓将在议会代表工人,尤其希望撤销塔夫河谷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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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本·蒂利特,码头工人工会的组织者;(右图)詹姆斯·凯尔·哈迪,独立工党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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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工会主义者和保守党集团之间的分歧让执政10年的保守党下台了。一些政治领袖,包括约瑟夫·张伯伦发起了支持保护关税的运动,相信这样的关税可以通过创造巨大的帝国市场,让英国更加繁荣。许多保守党,包括首相阿瑟·贝尔福(1848—1930),都相信选民更青睐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人们会认为此种政策意味着食物价格更低。由于无法消除保守党内部的分歧,贝尔福于1905年12月辞职,第二年自由党大获全胜,他们保证撤销塔夫河谷案判决,因此赢得了工人阶级的投票。1900年,工党只争取到了一个议席,现在在下议院则拥有29名议员。在自由党政府领导下,1906年,议会撤销了塔夫河谷案判决,通过了《劳资争议法》。这一法律允许罢工纠察,并判定工会不必为罢工引起的经济损失负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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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赫伯特·阿斯奎斯(1852—1928)成为了自由党首相。正如保守党,他支持大英帝国的伟大事业。但自由党内升起了一颗新星——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且魅力无穷的威尔士人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他出身普通,比起英语更喜欢说母语威尔士语。劳合·乔治因反对布尔战争(见第二十一章)而进入公众视野,尽管整体而言,他支持帝国。在讨伐保守党的同时,劳合·乔治沿袭了格莱斯顿的改革传统。他希望通过让工人、中产阶级和商人联合起来支持自由党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工会成员加入工党的大潮。自由党政府成立了地方委员会,以设定各行业的最低工资,让英国政府介入雇主和工人之间谈判,介入程度之深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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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时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提出了一项预算,要求对遗产、非劳动收入和未耕地征税,来为提高的公共利益部分埋单。这样的“特别附加税”(15)将会落在国家最富有的那些家庭头上。他认为保持“全副武装的公爵派头”的费用堪比保养一艘新战舰的花费,并把贵族家庭描述成牺牲公众利益豢养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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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铁路工人上诉他的工会,他希望工会资金务必不被用于支持工党候选人竞选下议院议员,或在其当职后支付给他们,在1909年的奥斯本判决中,上议院的裁决于他有利。(下院议员们几年后开始领工资。)正如塔夫河谷罢工案,奥斯本判决是对工会的致命打击。在社会对抗的大环境下,上议院否决了1909年的预算,引起了轩然大波。上议院认为这一预算是对富人的攻击,因此行使了其几十年未用的否决权。阿斯奎斯将上议院的否决称为“对宪法的违背,对下议院权利的侵犯”。他解散了议会,自信能赢得新一轮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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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初始,自由党人确实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工党的帮助下重新掌权。阿斯奎斯的1911年《议会法》提议取消上议院否决任何财政法案的权利。许多英国人认为这一法案的通过是对贵族特权的最后一击。这一法令还明确说明,任何法案只要在初次于议会内提出后经过两年,在下议院的三次会议上未加改变而获通过,即使此后不被上议院通过,也可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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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斯奎斯威胁要求国王乔治五世(16)册封更多贵族以通过法案时,尽管拒绝妥协的人(即所谓的死硬派)表示反对,上议院还是通过了1911年《议会法》。上议院因此取消了其固有的否决权,完成了英国政治生活中自1832年《改革法》(它最早削减了英国贵族过多的权力)通过便开始的漫长革命。上议院随后撤销了奥斯本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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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海员、码头工人、船夫和修船工一同发起的全国罢工很快席卷了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食物短缺的可能性迫使政府勉强采取行动。罢工者通过强制性仲裁获得了加薪。一场全国铁路罢工以协商解决收尾。当矿工联合会发起第一波全国煤矿罢工的时候,80多万人参与了罢工,让另外130万人无法工作。矿工争取到了最低工资,但1912年码头工人没有达到他们的罢工目标,英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罢工潮以失败告终。许多罢工的失败结局可能促使英国工人更加支持议会改良主义。无论如何,19世纪90年代,集体协商开始普遍起来,许多地方设立了调停和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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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地方自治仍然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如今看来几乎不可避免。爱尔兰的政客、农民和诗人都满怀在20世纪头10年十分显著的民族主义情绪。盖尔语联盟推广了爱尔兰音乐,并鼓励人们说盖尔语,而不是英语。在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的帮助下,都柏林建立了第一家爱尔兰地方剧院。叶芝促成了一种有时将爱尔兰人的阶级差异一笔带过的文学民族主义:“帕内尔沿路走来,他对一个欢呼的人说:/‘爱尔兰将获得自由,而你将仍旧砸石块。’”这样的文学还倾向于将爱尔兰人浪漫化,将其塑造成因贫穷和辛勤工作而富有道德的农人。在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2)中,他曾居住过的大都市飞速发展,却依旧穷困,而乡村似乎成为了人们逃离这种迷惘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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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只能接受爱尔兰从英国完全独立,但另一些则支持地方自治。阿尔斯特的爱尔兰新教徒已经超过了当地天主教徒一倍,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认为地方自治(Home Rule)就是天主教的“罗马统治”(Rome Rule)。1913年,阿尔斯特的新教徒组织了一支准军事性质的志愿军。与此同时,一支爱尔兰共和军也在招兵买马。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伤口重新裂开,爱尔兰内战似乎一触即发。1914年9月,尽管上议院仍然不肯妥协,坚决反对,议会仍然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但由于英国及所有欧洲大国都参加了战争,许多细节留待未来解决。自由主义的英国也被卷入了自身无法控制的国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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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沙皇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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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的俄国是一个建立在沙皇和贵族联合的基础上的专制主义国家。19世纪的俄国和英国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后者有悠久的议会统治传统,商业和制造业发达。从16世纪开始,俄国的沙皇就通过征服南方的辽阔土地和民族、侵入亚洲,缓慢地扩张他们的帝国。正如奥匈帝国一样,比它大得多的沙俄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族不到总人口的一半。其他民族对帝国以及东正教会的抵抗,比如波兰天主教徒的抵抗,日益挑战着俄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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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见第十五章)昙花一现,运气不佳,而从此以后俄国没有进行重大的改革,只在19世纪40年代解放了国有的农奴。国家的结构一成不变,沙皇的权力没有任何制度限制。然而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仍然通过知识分子逐渐渗透进来。农奴制根据法律将大部分农民束缚在他们领主的土地上,知识分子感到与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社会相疏远,其中一些人认为革命不可避免。此外,农奴制不仅毫无人性,而且经济上非常低效。这也使得沙皇认识到只有通过改革和解放农奴,俄国才能与西方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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