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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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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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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1855—1881）解放了农奴，这是俄国在19世纪所进行的最大胆的改革。农奴制支配了税收系统、军队、法庭和几乎其他所有的政府机构。的确，政府在村社层面几乎毫无存在感——正如农民们所说的“天高皇帝远”。因为领主的劳工几乎可以算无穷无尽，许多领主都毫无提高农产量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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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二世于1855年继承了他父亲尼古拉一世的皇位，他对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战败十分震惊。沙皇和他的一些官员开始相信，如果不解放农奴，他的国家将无法与西方抗衡。尽管领工资的劳动力有所增加，俄国工业发展和实际的农业生产需要能够课税的不领工资的劳动力。尽管一些领主尝试提高他们土地的生产力，农奴却仍然不愿全力投入工作——这也难怪。大部分俄罗斯农民仍然使用浪费的三田轮作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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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上半叶，农奴起义发生了1500多次，时不时震撼着帝国。许多农奴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加入了军队，认为他们在回家后能获得自由。数千农奴前往东部的旷野或克里米亚，这削弱了俄国所依靠的农业经济基础。因为许多谣言说，农民所认为的民族之父沙皇会终结俄国的“特殊制度”，所以农民起义变得更加广泛。知识分子一如既往地谴责农奴制，官僚至少在私下也是如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会上告诉地主：“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总比农奴们自下而上解放自己要来得好。”一些贵族现在相信，解放农奴不可避免。1858年，一名斯拉夫派贵族上书沙皇，说“废除像对待物品牲口一样处置人的权利，对他们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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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4月5日，俄国成为了最后一个废除农奴制的欧洲国家。亚历山大二世通过东正教会发布的公告解放了2200万农奴。然而在之后的两年间，旧体制基本上仍在发挥作用。不过农奴此后通过男性户主管理的公社“米尔”获得了土地。国家对贵族损失的土地作出补偿，农民得通过每年交付赎地费偿还国家。贵族在解放农奴过程中有所损失，很多情况下他们得到的是没什么价值的债券，他们还失去了农奴能带来的价值。农民不再仰仗领主变幻莫测的审判。但是许多农民希望得到完全、直接、无需补偿的自由(20)，他们对所得到的自由的条件非常失望。此外，由于村庄集体负责赎地费和税金(21)，以前的农奴现在更像被抵押给自己村社的人质。他们不再欠领主劳役，而是欠国家税金，税金由公社收取。他们获得村中户主的许可之后才能去别处找工作。农民向飞速发展的城市蜂拥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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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农奴解放后，农民们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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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皇俄国，农奴的解放基本上是和平进行的，但在美国，奴隶们只有在经过19世纪最激烈的斗争之一——美国内战（1861—1865）后才获得了自由。美国南方的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为了捍卫奴隶制而加入战争，但俄国贵族没有抵抗就向农奴解放投降了。尽管沙俄帝国幅员辽阔，沙皇的国家比美国相对弱小的中央政府行使着更为集中的权力。此外，美国人比俄国贵族更倾向于认为私人财产是一种绝对权利，而俄国贵族首要希望从农民身上榨取服务。解放农奴后，拥有巨大财富的俄国贵族仍能购买这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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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二世随后进行了更多改革，他清除了一些无能的部长和官员，要求财政部记录日常预算。1864年，沙皇宣布成立地区或村社会议，称为地方自治会，由这些会议选举地方大会代表。6年后，他建立了类似的城镇机构，称为杜马，有权征税、组织公共事务和教育。但内政部控制着地方自治会，地方长官则无视它们，其中一些人认为地方自治会的成员是煽动者。此外，富有的地主选举地方自治会的成员，他们的投票比市民和农民更有分量。但地方自治会使一些普通人能够初步开始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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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法律编成了法典，但农奴的解放使得行政机构必须扩张，因为几百万人现在服从于国家司法。沙皇学习英国，建立起地区性的、更低层级的法庭及公开陪审制。1864年，俄国政府的首个独立的司法机关成立，尽管沙皇可以推翻任何法庭决议。陪审制度确立，随之而来的还有上诉的可能性。然而农民和社会精英并不在同一法庭上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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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沙俄帝国的基本结构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军队中的士兵不再是忠诚而拮据、补给不足、不识字而颓丧的农奴，而是同样满足这些描述的农民。过去，很少有士兵能挨过25年的兵役，事实上士兵的妻子有权在丈夫服役3年后改嫁。亚历山大二世确立了普鲁士式的总参谋部，设法使武器现代化，并将兵役期缩短到6年，随后是9年的预备期和5年的民兵役。亚历山大还取消了一些体罚形式，包括残忍且往往致命的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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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沙皇国及其第三处警察镇压异己的专制权力大部分都没有受到波及。大部分政治案件都被送往秘密军事法庭受审。审查机关在解放农奴前几年被暂时削弱，亚历山大此时完全恢复了其权力。此外，沙皇丝毫不愿设立任何种类的全国性代表机构，因为这样的机构会削弱他的权威。俄国改革仍然有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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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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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帝国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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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后，俄国按照《巴黎和约》（1856）规定，让出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比萨拉比亚，并不得不接受黑海的中立，这进一步摧毁了帝国在东南欧的野心（见地图18.2）。此时的俄国还面对着帝国内部各民族间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经过两年的公众示威后，1863年波兰爆发了起义。起义者宣告成立“国家政府”，随后被俄国军队击垮。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采取了严厉措施，下令没收部分波兰土地，作为起义的惩罚。他关闭了大部分修道院，也不允许设立地方自治会（选举产生的会议）或在法庭设立陪审团，这些是他之前在俄国实施的改革。波兰变成了一个省，所有对自治的幻想都破灭了。由于普鲁士政府禁止人们向波兰人或天主教徒（教士也参与了造反）售卖土地，甚至在普鲁士的波兰人都感觉到了镇压的影响。在乌克兰，波兰民族意识也帮助激发了乌克兰身份认同的出现。作为回应，1863年，国家禁止发表乌克兰语的非虚构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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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8 ．2 俄国的扩张 《巴黎和约》（1856 ）导致俄国失去领土后，俄国转向东方，通过中亚向远东及其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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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尔干半岛，由于保加利亚人也是斯拉夫民族，俄军代表保加利亚人介入。泛斯拉夫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崛起日益明显。该主义热情地宣称：所有斯拉夫民族是一家人。在黑塞哥维那，农民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收税人和士兵。在随后的俄土战争（1877—1878）中，一支俄军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奥匈军队和英国海军整装待发，防止俄军到达达达尼尔海峡。奥斯曼帝国的战败迫使其和俄国签署了《圣斯特凡诺条约》（1878）。随后，其他大国要求通过国际会议对此事进行讨论。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主持了柏林会议（1878）。保加利亚成为了公国，但仍属于土耳其苏丹的附庸。在迪斯累里的坚持下，柏林会议缩小了保加利亚的国土面积。希腊索要并获得了色萨利，这使希腊边界推进到了马其顿边境，而后者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同时声称有权占有的。尽管保加利亚已经在1870年确立了当地的东正教会，但在当时，几乎没有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就在几十年前，那里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希腊人。俄国必然会主导保加利亚，因为俄罗斯人掌握着政府的重要职位，而巴尔干半岛泛斯拉夫主义(22)情绪也在不断上升，这样的情形为奥匈帝国和英国敲响了警钟。柏林会议还承认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为独立国家，进一步削减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俄国获得了比萨拉比亚的一小部分，因此得到了多瑙河河口的控制权。但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尤其相信他们受到了英国的侵害，被俾斯麦的德国所背叛。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也将越发感到，他们无法得到马其顿是受到了欺骗，他们相信俄国曾承诺把它交给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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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二世随后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中亚和中东。1859年到1860年，俄军征服了突厥斯坦，1866年吞并了塔什干，之后抵达阿富汗。征服高加索的穆斯林山地人的战争在1860年结束。这次扩张为帝国增加了500万穆斯林。在这个时候，俄国的扩张似乎对英国在其帝国宝地印度附近的利益造成了冲击。英军入侵了阿富汗，并于1881年在这个国家扶持了一位傀儡登上王位。在远东地区，俄军穿越了西伯利亚，与他们同行的是越来越多的罪犯，俄国海军由此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入太平洋。此前的19世纪30年代，在西伯利亚发现了金矿，这已吸引了数万人去西伯利亚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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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沙俄帝国囊括了世界七分之一的大陆块。向东的扩张最终导致了和中国的冲突。中国皇帝面对俄国的要求时不堪一击，面对英国也是如此。让人惊奇的是，日本在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后，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成为实力更强劲的俄国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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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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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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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40年代，俄国专制统治的主要批判来自革命者，而不再是心怀愧疚的乡绅。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包括贵族、商人、农民和东正教神父的后裔。他们还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往往独自出击，或组成很小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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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俄国革命者认为，曾经的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辩论毫无意义。虚无主义者不接受任何教条，尤其不接受西方的唯物主义学说。他们还否定了许多俄国传统，因此也否定了斯拉夫派。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东正教会是压制民众的机构，而另一些人仍然是虔诚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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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者认为俄国民众中有一股尚未被利用的革命力量，相信农奴解放后一批独立农民的出现对他们的事业是一种帮助，这些独立的农民更有可能起义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正如他们之前的愧疚的乡绅，虚无主义者相信文学的力量可以带来改变。1863年，曾是神学院学生的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出版了小说《怎么办？》，对几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坚定的行动者描述成“合理利己主义者”，他们将成为训练有素的变革的先驱者。因为虚无主义者不受道德条律的束缚，所以他们相信他们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达成目标。在19世纪60年代，虚无主义者团体进行了暴力革命，谋划暗杀国家官员和沙皇。警察渗入“土地和自由社”（Land and Freedom）、“组织”（The Organization，其中央委员会称为“地狱”）之类的团体，并将它们驱往地下，尤其在1866年，一名学生意图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这类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