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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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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帝国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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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后，俄国按照《巴黎和约》（1856）规定，让出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比萨拉比亚，并不得不接受黑海的中立，这进一步摧毁了帝国在东南欧的野心（见地图18.2）。此时的俄国还面对着帝国内部各民族间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经过两年的公众示威后，1863年波兰爆发了起义。起义者宣告成立“国家政府”，随后被俄国军队击垮。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采取了严厉措施，下令没收部分波兰土地，作为起义的惩罚。他关闭了大部分修道院，也不允许设立地方自治会（选举产生的会议）或在法庭设立陪审团，这些是他之前在俄国实施的改革。波兰变成了一个省，所有对自治的幻想都破灭了。由于普鲁士政府禁止人们向波兰人或天主教徒（教士也参与了造反）售卖土地，甚至在普鲁士的波兰人都感觉到了镇压的影响。在乌克兰，波兰民族意识也帮助激发了乌克兰身份认同的出现。作为回应，1863年，国家禁止发表乌克兰语的非虚构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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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8 ．2 俄国的扩张 《巴黎和约》（1856 ）导致俄国失去领土后，俄国转向东方，通过中亚向远东及其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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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尔干半岛，由于保加利亚人也是斯拉夫民族，俄军代表保加利亚人介入。泛斯拉夫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崛起日益明显。该主义热情地宣称：所有斯拉夫民族是一家人。在黑塞哥维那，农民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收税人和士兵。在随后的俄土战争（1877—1878）中，一支俄军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奥匈军队和英国海军整装待发，防止俄军到达达达尼尔海峡。奥斯曼帝国的战败迫使其和俄国签署了《圣斯特凡诺条约》（1878）。随后，其他大国要求通过国际会议对此事进行讨论。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主持了柏林会议（1878）。保加利亚成为了公国，但仍属于土耳其苏丹的附庸。在迪斯累里的坚持下，柏林会议缩小了保加利亚的国土面积。希腊索要并获得了色萨利，这使希腊边界推进到了马其顿边境，而后者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同时声称有权占有的。尽管保加利亚已经在1870年确立了当地的东正教会，但在当时，几乎没有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就在几十年前，那里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希腊人。俄国必然会主导保加利亚，因为俄罗斯人掌握着政府的重要职位，而巴尔干半岛泛斯拉夫主义(22)情绪也在不断上升，这样的情形为奥匈帝国和英国敲响了警钟。柏林会议还承认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为独立国家，进一步削减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俄国获得了比萨拉比亚的一小部分，因此得到了多瑙河河口的控制权。但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尤其相信他们受到了英国的侵害，被俾斯麦的德国所背叛。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也将越发感到，他们无法得到马其顿是受到了欺骗，他们相信俄国曾承诺把它交给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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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二世随后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中亚和中东。1859年到1860年，俄军征服了突厥斯坦，1866年吞并了塔什干，之后抵达阿富汗。征服高加索的穆斯林山地人的战争在1860年结束。这次扩张为帝国增加了500万穆斯林。在这个时候，俄国的扩张似乎对英国在其帝国宝地印度附近的利益造成了冲击。英军入侵了阿富汗，并于1881年在这个国家扶持了一位傀儡登上王位。在远东地区，俄军穿越了西伯利亚，与他们同行的是越来越多的罪犯，俄国海军由此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入太平洋。此前的19世纪30年代，在西伯利亚发现了金矿，这已吸引了数万人去西伯利亚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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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沙俄帝国囊括了世界七分之一的大陆块。向东的扩张最终导致了和中国的冲突。中国皇帝面对俄国的要求时不堪一击，面对英国也是如此。让人惊奇的是，日本在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后，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成为实力更强劲的俄国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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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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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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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40年代，俄国专制统治的主要批判来自革命者，而不再是心怀愧疚的乡绅。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包括贵族、商人、农民和东正教神父的后裔。他们还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往往独自出击，或组成很小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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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俄国革命者认为，曾经的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辩论毫无意义。虚无主义者不接受任何教条，尤其不接受西方的唯物主义学说。他们还否定了许多俄国传统，因此也否定了斯拉夫派。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东正教会是压制民众的机构，而另一些人仍然是虔诚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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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者认为俄国民众中有一股尚未被利用的革命力量，相信农奴解放后一批独立农民的出现对他们的事业是一种帮助，这些独立的农民更有可能起义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正如他们之前的愧疚的乡绅，虚无主义者相信文学的力量可以带来改变。1863年，曾是神学院学生的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出版了小说《怎么办？》，对几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坚定的行动者描述成“合理利己主义者”，他们将成为训练有素的变革的先驱者。因为虚无主义者不受道德条律的束缚，所以他们相信他们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达成目标。在19世纪60年代，虚无主义者团体进行了暴力革命，谋划暗杀国家官员和沙皇。警察渗入“土地和自由社”（Land and Freedom）、“组织”（The Organization，其中央委员会称为“地狱”）之类的团体，并将它们驱往地下，尤其在1866年，一名学生意图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这类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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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成为了史上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国家的存在，因此他们和社会主义者发生了激烈争论，后者不想摧毁国家，而希望接管它。巴枯宁曾抱怨：“卡尔·马克思把工人变成理论家，就这样毁了工人。”他是一位离开了舒适的贵族家庭的职业革命者。巴枯宁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每天只花几个小时睡眠，几乎总是在进食、喝酒、抽雪茄，在狼吞虎咽和喷云吐雾中进行组织和策划工作。巴枯宁曾自称“魔鬼本尊”，他认为“社会问题”基本上就是“要推翻社会”，他也这么做了。他诱骗警察从1847年的巴黎追到了1848年（革命的那一年）的德累斯顿和中欧的几个地点。他在俄国被捕并投入监狱，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并于1861年设法逃脱，来到了日本，之后途经美国到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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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米哈伊尔·巴枯宁，职业无政府主义者；（右图）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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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相信“摧毁是一种创造性的激情”，并像其他虚无主义者一样，相信农民大众是未被利用的潜在的革命力量。马克思坚持认为农民不像工业无产阶级，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他们没有阶级意识。马克思坚信战斗的工人阶级在一个集权的党的领导下能引起一场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担心马克思主义者要用无产阶级国家替代资产阶级国家，那仍然是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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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些梦想着农民自发起义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谢尔盖·涅恰耶夫（1847—1882）认为一个紧密团结的革命小群体能发动一场横扫专制压迫的农民革命。他写道：“革命者是注定要殉身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务、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融汇在唯一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激情——革命之中。”在谋杀他的一名同事之后，涅恰耶夫被捕入狱，并死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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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痛苦的一生中，涅恰耶夫一直在和民粹主义者斗争。民粹主义者为回应虚无主义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仍保留了斯拉夫派对俄罗斯农民的信心。他们是浪漫的集体主义者，把俄罗斯农民群体看得太过理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希望教导农民，但民粹主义者希望学习农民。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几千名曾在知识分子圈子待过的年轻的俄罗斯人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走向乡村，他们许多人受到了彼得·拉夫罗夫（1823—1900）的影响。拉夫罗夫在他的《历史信件》（1869）中悲叹道，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鸿沟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更大了。这些上层社会的俄罗斯人很像19世纪30—40年代的愧疚的乡绅。他们“走向人民”，像农民一样着装，还希望通过帮助教育农民来准备一场革命。一些青睐直接革命的人担心解放农奴可能会导致保守自耕农阶级的出现。俄国似乎还没来得及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已经根深蒂固了，这一情形和西欧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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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一名民粹主义革命者射伤了圣彼得堡的长官。当年另一场由土地与自由社的“组织破坏队”发动的袭击杀死了第三处警察的领导。工人的罢工潮也让恐怖主义者们相信：革命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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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又躲过了两次暗杀。他希望能安抚他的敌人，又不至于摧毁专制的根基，因此解散了第三处。因为教育部长关于大学录取的严苛政策不受欢迎，沙皇免去了他的职务，并宣布成立新的协商议会。但在1881年，民意党的成员行动起来，他们将一枚炸弹扔到了亚历山大的雪橇附近。当沙皇愚蠢地走出雪橇查看损坏情况时，另一人投了一枚炸弹，杀死了他。然而，这次暗杀行动并没有像执行者预计的那样，成为导致革命的燎原的星火。数百万沙皇的臣民为这位解放了他们的统治者进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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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三世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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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1881—1894）在父亲被暗杀后，无心考虑任何帝国机构的自由化。俄罗斯帝国内有公共舆论，但没有大众政治生活。暗杀行动让地方自治会的权力有所减少。司法权被交给警察，政治审判被转移到军事法庭。在这个时候，谴责专制的人们唯一安全的出路就是流亡。政治难民大部分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形成小团体，居住在日内瓦、巴黎和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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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教授和教师的控制更加严格，学费增长，让普通民众打消上学的念头。警察可以无缘无故将任何人逮捕并投入监狱。由此导致的政治审判事实上可能反倒帮助了改革者和革命的事业，他们利用法庭作为讨论专制政体和将政治问题公开化的场合。尽管政治审判被转移到了军事法庭，法庭上发生的事还是影响了俄罗斯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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