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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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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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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40年代，俄国专制统治的主要批判来自革命者，而不再是心怀愧疚的乡绅。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包括贵族、商人、农民和东正教神父的后裔。他们还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往往独自出击，或组成很小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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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俄国革命者认为，曾经的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辩论毫无意义。虚无主义者不接受任何教条，尤其不接受西方的唯物主义学说。他们还否定了许多俄国传统，因此也否定了斯拉夫派。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东正教会是压制民众的机构，而另一些人仍然是虔诚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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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者认为俄国民众中有一股尚未被利用的革命力量，相信农奴解放后一批独立农民的出现对他们的事业是一种帮助，这些独立的农民更有可能起义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正如他们之前的愧疚的乡绅，虚无主义者相信文学的力量可以带来改变。1863年，曾是神学院学生的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出版了小说《怎么办？》，对几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坚定的行动者描述成“合理利己主义者”，他们将成为训练有素的变革的先驱者。因为虚无主义者不受道德条律的束缚，所以他们相信他们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达成目标。在19世纪60年代，虚无主义者团体进行了暴力革命，谋划暗杀国家官员和沙皇。警察渗入“土地和自由社”（Land and Freedom）、“组织”（The Organization，其中央委员会称为“地狱”）之类的团体，并将它们驱往地下，尤其在1866年，一名学生意图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这类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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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成为了史上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国家的存在，因此他们和社会主义者发生了激烈争论，后者不想摧毁国家，而希望接管它。巴枯宁曾抱怨：“卡尔·马克思把工人变成理论家，就这样毁了工人。”他是一位离开了舒适的贵族家庭的职业革命者。巴枯宁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每天只花几个小时睡眠，几乎总是在进食、喝酒、抽雪茄，在狼吞虎咽和喷云吐雾中进行组织和策划工作。巴枯宁曾自称“魔鬼本尊”，他认为“社会问题”基本上就是“要推翻社会”，他也这么做了。他诱骗警察从1847年的巴黎追到了1848年（革命的那一年）的德累斯顿和中欧的几个地点。他在俄国被捕并投入监狱，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并于1861年设法逃脱，来到了日本，之后途经美国到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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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米哈伊尔·巴枯宁，职业无政府主义者；（右图）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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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相信“摧毁是一种创造性的激情”，并像其他虚无主义者一样，相信农民大众是未被利用的潜在的革命力量。马克思坚持认为农民不像工业无产阶级，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他们没有阶级意识。马克思坚信战斗的工人阶级在一个集权的党的领导下能引起一场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担心马克思主义者要用无产阶级国家替代资产阶级国家，那仍然是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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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些梦想着农民自发起义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谢尔盖·涅恰耶夫（1847—1882）认为一个紧密团结的革命小群体能发动一场横扫专制压迫的农民革命。他写道：“革命者是注定要殉身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务、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融汇在唯一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激情——革命之中。”在谋杀他的一名同事之后，涅恰耶夫被捕入狱，并死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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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痛苦的一生中，涅恰耶夫一直在和民粹主义者斗争。民粹主义者为回应虚无主义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仍保留了斯拉夫派对俄罗斯农民的信心。他们是浪漫的集体主义者，把俄罗斯农民群体看得太过理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希望教导农民，但民粹主义者希望学习农民。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几千名曾在知识分子圈子待过的年轻的俄罗斯人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走向乡村，他们许多人受到了彼得·拉夫罗夫（1823—1900）的影响。拉夫罗夫在他的《历史信件》（1869）中悲叹道，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鸿沟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更大了。这些上层社会的俄罗斯人很像19世纪30—40年代的愧疚的乡绅。他们“走向人民”，像农民一样着装，还希望通过帮助教育农民来准备一场革命。一些青睐直接革命的人担心解放农奴可能会导致保守自耕农阶级的出现。俄国似乎还没来得及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已经根深蒂固了，这一情形和西欧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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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一名民粹主义革命者射伤了圣彼得堡的长官。当年另一场由土地与自由社的“组织破坏队”发动的袭击杀死了第三处警察的领导。工人的罢工潮也让恐怖主义者们相信：革命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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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又躲过了两次暗杀。他希望能安抚他的敌人，又不至于摧毁专制的根基，因此解散了第三处。因为教育部长关于大学录取的严苛政策不受欢迎，沙皇免去了他的职务，并宣布成立新的协商议会。但在1881年，民意党的成员行动起来，他们将一枚炸弹扔到了亚历山大的雪橇附近。当沙皇愚蠢地走出雪橇查看损坏情况时，另一人投了一枚炸弹，杀死了他。然而，这次暗杀行动并没有像执行者预计的那样，成为导致革命的燎原的星火。数百万沙皇的臣民为这位解放了他们的统治者进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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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三世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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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1881—1894）在父亲被暗杀后，无心考虑任何帝国机构的自由化。俄罗斯帝国内有公共舆论，但没有大众政治生活。暗杀行动让地方自治会的权力有所减少。司法权被交给警察，政治审判被转移到军事法庭。在这个时候，谴责专制的人们唯一安全的出路就是流亡。政治难民大部分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形成小团体，居住在日内瓦、巴黎和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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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教授和教师的控制更加严格，学费增长，让普通民众打消上学的念头。警察可以无缘无故将任何人逮捕并投入监狱。由此导致的政治审判事实上可能反倒帮助了改革者和革命的事业，他们利用法庭作为讨论专制政体和将政治问题公开化的场合。尽管政治审判被转移到了军事法庭，法庭上发生的事还是影响了俄罗斯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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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的俄罗斯帝国，幅员极其辽阔，是英国领土面积的100多倍、美国(23)的3倍多。其人口在1861年是7400万左右，到1905年翻倍至1.5亿左右。共有将近200个民族，146种语言。俄罗斯人占全国人口的40％，其次是乌克兰人、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再次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比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人以及中亚的穆斯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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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在帝国西部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俄罗斯化”运动。沙皇禁止民众在学校使用俄语以外的语言，并禁止出版物使用乌克兰语等语言，尽管这一语言有2500万人使用。与此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发起运动，抵制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所信仰的其他宗教。新法律对犹太人实行限制，原则上他们被禁锢在波兰的“栅栏区”。1899年，芬兰议会被降格为只能提供“咨询”，大部分关键行政岗位上的芬兰人都被俄罗斯人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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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化”使得民族主义团体更加坚定了要获得民族认同的决心。在俄属波兰，人们的反抗越发大胆。基于语言和天主教的长久以来的文化联系让波兰人团结在了一起。尽管俄、奥、普在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让独立的波兰不复存在，但波兰民族认同犹存。此外，1831年和1863年两次运气不佳的起义之后被迫流亡国外的波兰人使波兰独立事业维持着生机。于是两个强大的运动发展了起来。民族民主党试图在俄国治下振兴波兰民族，把普鲁士和之后的德意志看作主要敌人；波兰社会党则不同，希望能再组织一场起义，这场起义将在有朝一日促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波兰，非波兰民族的权利也能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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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改革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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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人口都非常贫困：人均收入大概是英国的五分之一，德意志的四分之一，巴尔干诸国的一半。即使1910年70％的7—11岁儿童可能至少上学一年，全国约60％的人依然是文盲。1897年，只有1％的人口上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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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俄罗斯帝国，尤其是波罗的海地区，识字率在上升，希望改革的人也随之越来越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大众读者迅速增加，尤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就连前往西伯利亚的季节性工人和农民都开始随身带着书。大众对文学的喜好从宗教书籍和俄国文学经典名著(24)扩展到相对自由主义的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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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自19世纪60年代那段热血岁月起，就在拓展俄国公共舆论所涉及的领域中发挥着作用。俄军对抗土耳其军的糟糕表现（1877—1878）证明，克里米亚战争后实行的军事改革远远不够。越来越多的受教育机会、越来越高的政府官僚化程度，工业发展还让职业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再加上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扩张、城市的发展，以上种种似乎都让专制变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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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包括小部分乡绅、地方议会(25)的领导，最重要的是职业阶层的人士，包括经济学家、地方自治会的农学家、医生、律师、教师和学生。还有一些国家官僚希望能在国家、贵族的不妥协立场和革命者的起义之间找到中间道路，希望沙皇能允许政治改革，以逐步实现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政府通过立法略微缩短了过长的工作时间（1897），并出台了第一部工厂保险法（1903），让一些人受到了鼓舞。解放同盟的自由派要求增加地方自治会的权力，其有限的权力在1890年遭到削减，但他们的构想也不过是让这些组织和沙皇之间有积极的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