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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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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到1914年期间,欧洲人口增长了二分之一,从2.9亿增加到4.35亿(见表19.3)。到19世纪末,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欧洲人。大部分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迅速,职员、销售员等“白领”职业增加,服务业的就业吸引了许多人迁向城市。工厂产量的增加改变了工业化城市的物理结构,其标志就是城市范围内的社会隔离更为严重,工人阶级所在的郊区在城市外围迅速发展。以移民美国为主的海外移民人数也迅速增加,就算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萧条结束之后也没有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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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3 1871年至1911年间主要国家的人口增长(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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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前后 1911年前后 增长百分比 德 国 41.1 64.9 57.8 法 国 36.1 39.6 9.7 奥匈帝国* 35.8 49.5 38.3 英 国 31.8 45.4 42.8 意大利 26.8 34.7 29.5 西班牙 16.0 19.2 20.0 *不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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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科林·戴尔,《20世纪法国的人口与社会》(纽约:霍姆斯与迈耶出版社,1978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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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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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口迅速增长,因为曾经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而现在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死亡率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下降,尤其是儿童的死亡率。尽管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甚至更早开始,出生率有所下降,但出生率仍然超过了死亡率。因为胸部和胃部感染能得到更好的治疗,生活水平也普遍提高,所以婴儿死亡率下降,在中西欧尤为如此。许多穷人现在生活在更温暖干燥的住宅中,尽管脏乱差的工业化大城市中这样的提升仍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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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夫妻决定控制生育孩子的数量(见表19.4)。尽管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有九个孩子,但贫穷的家庭往往比上层家庭拥有更多孩子,后者往往决定只养育两三个后代,希望能让每个孩子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和遗产。法国官员和民族主义者担心他们国家急剧下降的出生率,法国人口从19世纪中期到1914年只增加了15%。也许这部分是因为农田要被分割成小块土地:由于法国不再实行长子继承制(7),因此多一个孩子即意味着土地将进一步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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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4 英格兰和威尔士家庭规模(孩子数量)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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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家庭规模 1861—1869 6.16 1871 5.94 1876 5.62 1890—1899 4.14 1900—1909 3.30 1910—1914 2.82 资料来源:爱德华·安东尼·里格利,《人口与历史》(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69年),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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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日益广泛,尽管方法还是比较传统。体外射精是最常见的方式,不过并不能每次成功。动物肠子制成的简易避孕套在19世纪80年代被橡胶避孕套取代,但是橡胶避孕套相对较贵,主要用途也只是防治疾病,而不是生育控制。由于家庭希望减少孩子的数量,单身女子也会碰上意外怀孕,堕胎变得常见起来,部分原因是避孕手段失误率仍然太高。尽管流产不仅违法,而且十分危险,但仍有大概四分之一的怀孕最终以流产结束。女人们为了终止妊娠,不惜采用各种传言有效的方法,或任由自己受庸医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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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些地方,未婚情侣或单身母亲生孩子的情况迅速增加。男人们向刚搬进城里的年轻女性主动许诺婚姻,有的甚至什么都不许诺,但她们经不住诱惑。随之而来的就是意外怀孕。大部分国家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从未结婚,也没有建立永久或长久的伴侣关系。这样的人群大概占10%到15%。未婚女人在苏格兰、爱尔兰和法国的布列塔尼尤为常见,因为从这些地区迁居去城市化、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的男性比女性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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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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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工业化国家中,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北欧国家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南欧和东欧,英国生活水平高于法国,德国则在努力和这两国缩小差距。在英国,实际工资(考虑通胀)在1850年至1875年间增长了三分之一,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又增加了将近一半。工人消费水平更高,因为农产品产量上升和运输条件的提升降低了食品价格。工人阶级的家庭仍将半数预算花费在食物上,但已经比之前要少了。于是更多消费转向了衣物,有时候还能小有结余。小镇商店的供货达到了史上最佳,赶集日上开始销售成衣和量产家用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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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阿根廷来的冷藏船只向欧洲供应了更多粮食和肉。肉类再也不是奢侈品。1875年,德国人平均每人每年要消费将近60磅肉,到1912年,这个数据到达了105磅。德国人在世纪末平均消费的糖的量是30年前的4倍。生活在内陆深处且较富裕的人们发现,冰镇鱼肉的冰化掉之前鱼制品就能到达他们的地区。穷人现在的饮食也更加多样,蔬菜、水果和奶酪的比例上升了。由于普通人的饮食水平提高了,他们的营养也提升了,人们慢慢越来越高。然而,大部分地区的工人仍然长期营养不足,也很容易在童年患病。欧洲劳工的平均身高仍然低于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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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入和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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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和女性全球范围内的迁移正在形成一支全球劳动力,欧洲移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永久性和季节性的欧洲大陆内迁居民依然非常常见。尤其在法国,许多边缘农业产业的乡村地区有大量人口涌向城镇。季节性工作让数十万劳工在每年固定的时间里跨过国界,去做建筑和收割工作。一些意大利劳工被称为“燕子”,因为他们每年要花四周时间来往阿根廷,收割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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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迁入城市的居民并没有切断自身和其在农村的家乡的联系。许多产业工人仍然回到家乡帮助收割,许多矿工有时候也做农活。因此,迁居是双向的,至少在迁居距离较短时是这样。当移民回家探亲时,他们带回家的不仅仅是在城镇经历的故事,还有不同的说话方式、控制生育的知识、阅读的习惯、对运动的兴趣和更大的政治自觉和政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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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前往海外的移民急剧增加,主要原因有经济萧条、农村地处偏僻又人口过剩、宗教迫害,以及提升生活水平的希望。在1805年到1880年间,大约800万欧洲人移民海外,主要是去美国。俄国和东欧有越来越多的穷人向外移民。在1890年至1914年间,大概35万希腊人(8)离开了他们的祖国,大部分人从此一去不复返。离开欧洲的移民行为本身得益于交通方式的革命,蒸汽船载着几百万人漂洋过海,开始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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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状况好转,德国的对外移民速度开始放缓,但爱尔兰和意大利对外移民的增长速度依然很快,尤其是意大利。在20世纪头十年,欧洲对外移民数量增加至每年100万到140万人。大部分人登上拥挤不堪的蒸汽船前往美国: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前往纽约、波士顿和费城;葡萄牙人去普罗维登斯和新贝德福德;德国人和波希米亚人去芝加哥、密尔沃基和费城(见表19.5);波兰人去芝加哥和底特律。1907年,由于意大利移民的数量十分庞大,他们寄回国内的钱足够填补祖国一半的商业赤字。瑞典人、挪威人和芬兰人由于年成不好,并受到美国1862年《宅地法》(9)的鼓舞,开始大批涌向美国北部。到20世纪30年代,300万瑞典人改变了国籍,本国人民只剩下约600万。1888年葡萄牙废除奴隶制后,数十万葡萄牙人前往巴西,希望能找到劳工一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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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5 1871—1910年间前往美国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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