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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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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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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的首个国际工人协会于1864年在伦敦成立。其成员经历各异，意识形态千差万别。卡尔·马克思是第一国际中的主导人物。他相信，资本与财富前所未有的集中意味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最终斗争一触即发。马克思的坚定信念和大多数法国成员的观念相左，后者中有一部分是无政府主义者；他的信念也不同于相对富裕的英德工人中温和的改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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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际于1876年由于内部分歧解散，此前该组织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国内镇压所削弱。然而社会主义在每个欧洲大国中都成为了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1889年，在巴黎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之际，一场社会主义大会的代表们成立了第二国际。在会上，社会主义者讨论了推动政府走向改革及协调国际行动(5)的策略，同时也就不同的学说和策略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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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凯尔·哈迪于1893年成立了独立工党，这是一次成员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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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出现了大众社会主义党派。20世纪头10年结束时，每个西欧政府的国民议会中都有了工人阶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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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自称国际主义者。他们认为不同国家的工人有相同的利益，相信革命能让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但社会主义者内部仍然分歧很大。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而言，工人们想要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只能发起革命来夺取国家，随后成立社会主义社会。改良派社会主义者相信政治参与可以将改革付诸实践，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最终社会主义者将掌握政权。改良主义者对政治进程的参与受到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谴责，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给“资产阶级”政权撑腰。无论工人们的感受多么不一致，许多国家的立法都改善了工作状况。选举权的扩大也让人们产生了希望，认为进步可能不需要革命就可以达成，因为考虑到国家的实力，即便是一些革命派也认为革命越来越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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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作为政治权力竞争者的出现，反映了每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而和第二国际的影响关系不大。然而欧洲社会主义者当中一直存在的辩论和分歧永远围绕着相同的问题：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是什么？社会主义者宣称工人们跨越国界团结一致，那他们能否支持波兰、捷克及其他民族从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独立的要求？捷克社会主义者心怀本民族人民的民族理想，他们在挑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统治，该党派内说德语的人似乎并不在意捷克的要求。社会主义者应该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见第二十一章），还是应该希望殖民大国能逐渐提高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拥护者的非洲人和亚洲人的生活状况？最后，随着侵略性民族主义逐渐崛起，社会主义者在欧洲一旦爆发战争，自身应如何作出反应的问题上看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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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俄帝国，马克思主义者是“西化派”，因为他们将“科学社会主义”看作是本国政治变革的模型（见第十八章）。他们寄希望于俄国的产业工人来发起革命，但这样的革命只能发生在俄国经历了使中产阶级掌权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在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者在帝国首都圣彼得堡组织了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读书会，至少有一个读书会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流亡者开始在国外发行社会主义报纸，并将这些报纸走私进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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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以改良主义为主流。英国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者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和改良主义者。1884年，一群知识分子成立了费边社，这个名字来源于因拖延战术而闻名的古罗马将领法比乌斯。费边社致力于渐进主义，并将乌龟作为其象征。费边社成员都受到美国作家亨利·乔治的影响。作为畅销书《进步与贫穷》的作者，乔治认为，要想减少英国贫富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可以对土地征收一种“单一税”，从而强迫富有地主缴纳更多税款。“单一税”支持者相信，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改革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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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德国社会主义者并不接受马克思的主张，他们认为革命并不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唯一手段。1863年，一名普鲁士商人的儿子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成立了德意志邦国内第一个（非常小的）独立工人政党。拉萨尔一年后就死了——于39岁在决斗中被爱人的未婚夫所杀。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6)成立。尽管这一政党在1878年被官方禁止，但仍逐渐成长成了一个大众党派。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些改良性质的要求，如比例代表制、妇女的政治权利及工人的8小时工作日。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的父亲起初是柏林的一名水管工人，后来成为了铁道工程师。爱德华·伯恩施坦在《进化的社会主义》（1898）一文中猛烈地抨击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坚持的资本社会濒临崩溃的观点并不准确，他的言论帮助改良主义者获得了胜利，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了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领军人物，相信社会民主党能继续推动改革，而非革命。社会民主党后来成为了一支重要的社会改良主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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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受到选民青睐，得票率从1884年的不到10％上升到1912年的将近35％，1914年成为了德国最大的政治党派。1908年通过了一部关于社团的法律，从此女性可以加入政党，但仍不被允许投票。这一变革使得社会民主党更加壮大，它在1914年拥有超过100万成员。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覆盖从出生到死亡的社会制度，这将让成员感受到他们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化，该党也致力于建立消费合作社、合唱团和自行车俱乐部。不像法国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不仅和工会运动形成了紧密的联盟，而且帮助建立了一些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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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于是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善的社会主义党派；它出版100多种报纸和杂志，定期举办政治会议和社会活动。该党派的组织和改良主义影响了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士类似党派的演变。然而，社会民主党仍然挣扎于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种种矛盾，因为在德意志帝国这个社会中，很多方面仍然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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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革命是一种传统，更重要的是人们对1871年巴黎公社依然记忆犹新，这两方面鼓舞了一些法国社会主义者，他们相信革命可以让他们执掌政权。巴黎社会主义者朱尔·盖德（1845—1922）是一个严肃、无趣而死板的人，人们叫他“红色教皇”。他笃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1883年，盖德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反抗组织——法国工人党，这是法国第一个现代政党。盖德认为选举活动是宣传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好机会，不过他的追随者参加了争取8小时工作日及其他一些改革的抗争。与之相对的改良派社会主义者相信，政治上的施压可以通过投票箱赢得一切可能的社会改革。在选举过程中，革命派和改良派社会主义者往往抛弃分歧，赢得了许多工业城市的市政府政权。但法国实施“市政社会主义”的结果受到高度集权的国家的限制，尽管一些面向普通人的服务得到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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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改良派亚历山大·米勒兰（1859—1943）1899年接受了一个内阁职位时，革命派和改良派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再次浮出水面。1905年，随着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的成立，前哲学教授让·饶勒斯（1859—1914）实现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统一。他精力充沛，组织能力强，能言善辩，由此在国内名气很大。但盖德派和改良派之间的差别依然十分明显。社会主义者构成了法国的第二大政党，1914年在下议院中占有五分之一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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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战胜了当地贵族不可动摇的权力、镇压(7)，以及无政府主义强烈的吸引力（尤其在南意大利）。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在意大利穷困的南部没能取得多少进展。到1912年，革命派已经掌握了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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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实权仍在有权有势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主手中，这些人在地方上影响力巨大，常常操纵议会选举，还受到天主教会和军队的支持。西班牙社会党成立于1879年，只在工业化的阿斯图里亚斯和巴斯克地区有数目客观的追随者。和德国、法国与意大利不同，第一批西班牙社会主义者直到1909年才被选入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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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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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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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主教国家，教会仍是另一股忠于民族国家的力量。然而随着国家、社会机构和民族主义自身逐渐世俗化，教会在一些天主教国家的影响力被削弱了。教皇的宣言似乎坚定地站在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对立面，尤其反对民族国家的出现和议会制政体。1864年的教皇通告《邪说汇编》中，教皇庇护九世谴责了这样一个观点：“罗马教皇能够也应该和进步、自由主义及现代文明相协调，和睦共处。”1870年，教会宣布了教皇永无谬误论，认为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人们应将教皇的宣言看作绝对真理。教会支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君主制政体，反对新近统一的意大利政府，并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国初期暗中支持法国君主主义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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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利奥十三世（教皇任期：1878—1903）与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他接受了现代社会。他的通告《新事通谕》（1891）呼吁人们关注社会不公，承认许多工人由于“雇主毫无人性，对手贪得无厌”而饱受痛苦。《新事通谕》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果：19世纪90年代“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发展起来，虽然教会本身并不认同这些运动。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希望让雇主和工人回到教堂。一些教士和男女信徒组织了俱乐部、假日营地、运动社团和慈善组织，帮助工人租用花园，种植蔬菜水果。许多天主教徒将教皇的通告看作是准许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通行证。天主教工会希望把工人、雇主和当地贵族的名誉成员团结在一起，抵抗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些“混合”或“黄色”的工会受到大部分工会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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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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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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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希望接管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却希望毁灭它。无政府主义一直是非主流运动，但19世纪欧洲国家影响范围的急剧扩大推动了无政府主义的发展，这一哲学思想与先前的时代关联不大。无政府主义是政治治理哲学的对立面，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治本身就默认国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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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像米哈伊尔·巴枯宁（见第十八章）一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坚信需要用暴力推翻政府，其他人则相信自发的互利共生最终会将政府变成多余之物。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俄国王公的儿子，也是一名地理学家，他憧憬的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人人平等，和谐共处，不需要国家的限制。克鲁泡特金希望建立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这一想法来源于他亲眼所见的俄国大众的苦难生活，以及19世纪60年代他本人在瑞士和法国的汝拉山的生活经历。在那里，制表匠人和农民和谐相处，生活相对富饶，国家也似乎离他们很远。克鲁泡特金和让-雅克·卢梭一样，认同自然原始的人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目标。他相信每个人生来都是一块白板——这也是约翰·洛克的观点——在成长过程中被社会腐蚀，更被国家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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