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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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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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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主教国家，教会仍是另一股忠于民族国家的力量。然而随着国家、社会机构和民族主义自身逐渐世俗化，教会在一些天主教国家的影响力被削弱了。教皇的宣言似乎坚定地站在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对立面，尤其反对民族国家的出现和议会制政体。1864年的教皇通告《邪说汇编》中，教皇庇护九世谴责了这样一个观点：“罗马教皇能够也应该和进步、自由主义及现代文明相协调，和睦共处。”1870年，教会宣布了教皇永无谬误论，认为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人们应将教皇的宣言看作绝对真理。教会支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君主制政体，反对新近统一的意大利政府，并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国初期暗中支持法国君主主义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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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利奥十三世（教皇任期：1878—1903）与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他接受了现代社会。他的通告《新事通谕》（1891）呼吁人们关注社会不公，承认许多工人由于“雇主毫无人性，对手贪得无厌”而饱受痛苦。《新事通谕》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果：19世纪90年代“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发展起来，虽然教会本身并不认同这些运动。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希望让雇主和工人回到教堂。一些教士和男女信徒组织了俱乐部、假日营地、运动社团和慈善组织，帮助工人租用花园，种植蔬菜水果。许多天主教徒将教皇的通告看作是准许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通行证。天主教工会希望把工人、雇主和当地贵族的名誉成员团结在一起，抵抗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些“混合”或“黄色”的工会受到大部分工会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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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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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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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希望接管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却希望毁灭它。无政府主义一直是非主流运动，但19世纪欧洲国家影响范围的急剧扩大推动了无政府主义的发展，这一哲学思想与先前的时代关联不大。无政府主义是政治治理哲学的对立面，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治本身就默认国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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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像米哈伊尔·巴枯宁（见第十八章）一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坚信需要用暴力推翻政府，其他人则相信自发的互利共生最终会将政府变成多余之物。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俄国王公的儿子，也是一名地理学家，他憧憬的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人人平等，和谐共处，不需要国家的限制。克鲁泡特金希望建立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这一想法来源于他亲眼所见的俄国大众的苦难生活，以及19世纪60年代他本人在瑞士和法国的汝拉山的生活经历。在那里，制表匠人和农民和谐相处，生活相对富饶，国家也似乎离他们很远。克鲁泡特金和让-雅克·卢梭一样，认同自然原始的人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目标。他相信每个人生来都是一块白板——这也是约翰·洛克的观点——在成长过程中被社会腐蚀，更被国家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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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在欧洲最集权的国家——法国获得了一些支持，但主要还是盛行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这两个国家中，许多人认为民族国家是外来入侵者。受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移民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在阿根廷也十分流行。交通运输更为便捷，移民也不断增加，将包括一些流亡者在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带去了新国家，其中伦敦是欧洲大陆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避难所。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随其他移民一起前往美国，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暴乱后，其中4人被绞死。而德国却鲜有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其社会主义者和帝国支持者都尊重国家，在英国也是如此，这个狭长的岛国是西欧集权程度最低的国家，也是西欧最为民族主义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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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法国总统萨迪·卡诺1894年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暗杀；（右图）彼得·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反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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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一个松散的组织，名叫国际劳动人民联盟，又叫“黑色国际”，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是黑色的。国际劳动人民联盟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联系。但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形成小团体或独自出击。在西班牙南部省份安达卢西亚的穷苦农民中，无政府主义表现出基本不具有宗教色彩的千禧年主义的性质。他们流传着一个故事，据说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临终前让他信教的亲戚召来了一名神父和一位律师。他接受了教会的临终圣礼，并起草了一份遗嘱，让人们以为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总算接受了宗教传统，于是亲戚们把两人都找来了。神父和律师到了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示意他们分别站在床两侧，倾身向前，聆听他的忏悔和遗嘱。这时，无政府主义者宣布道：“现在，我总算能和基督一样，死在两名贼人中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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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90年代，一系列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和轰炸事件让整个欧洲为之震撼。暴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行动宣传”的目标就是掀起一场革命。巴枯宁有一名意大利门徒，叫恩里科·马拉泰斯塔（1853—1932），在意大利、西班牙和阿根廷都有追随者。他曾表达过一无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苦闷：“你是否知道他们（富人）吃的每一口面包都是从你孩子嘴里夺下的，他们送给妻子的每件漂亮礼物，都意味着你妻子的贫穷、饥寒，甚至可能从妓？”巴枯宁曾相信，一起暴力事件就能震撼人们的认知，产生连锁反应，最终演变成革命。克鲁泡特金曾说：“一个行为比一千本小册子更有宣传效果。”19世纪90年代，巴塞罗那成为了“炸弹之城”。无政府主义者从1881年起杀死了6名国家首脑，正是在那年，人民意志党的成员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其他受害者包括1900年被杀的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8)，以及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他于次年遭到枪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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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2年到1894年，巴黎遭遇了一系列轰炸事件。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曾这么告诉震惊的法官：“一个人袭击他看到的第一个资产阶级，这样并不是滥杀无辜。”弗朗索瓦·克洛狄于斯·拉瓦绍尔是一名穷困的工人，他曾投下一枚炸弹。“看看这只手，”拉瓦绍尔告诉惊慌失措的法官和陪审团，“它有多少手指，它就杀死了多少资产阶级！”类似的袭击之后越来越多。1893年3月，一名因失业而无力糊口的工人将一枚小炸弹扔进了下议院，使得几名议员受了轻伤。他希望人们能关注一下穷人们的贫困潦倒。法国总统萨迪·卡诺（1837—1894）拒绝了宽恕行凶者的请愿。随后，一名年轻知识分子埃米尔·亨利往巴黎圣拉扎尔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内扔了一枚炸弹，杀死了一名男子，伤及20多人。1894年6月，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卡诺。无政府主义的袭击潮在法国逐渐平息，但在西班牙依然十分活跃，西班牙政府折磨并处死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的严酷镇压适得其反，人们愈发反抗这一政策，国家很快减少了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杀戮，以平息愤恨。随着大众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崛起，无政府主义渐渐消隐，成为了大众抗议中的一支边缘力量，但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仍然没有消退，尤其是在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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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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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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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工会主义出现了。工会主义认为，工会组织应该帮助工人们掌控自己的行业。工会主义者认为生产者们的自由协会最终会替代国家，这一思想颇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影子。正如社会主义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工会主义者拒绝参与政治生活。工会主义盛行于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有时候又被称为无政府工会主义，因为它反对国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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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索雷尔（1847—1922）是一名退休工程师，总是自豪地佩戴着法国政府颁发的显赫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看起来不像是个会策划任何革命活动的人。但索雷尔的《暴力论》（1908）鼓励工会主义者直接地采取行动，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直到一场工人发起的“总罢工”让它们都屈服。索雷尔所说的“总罢工”是指一系列同时发生的罢工，它们将使工厂关闭，导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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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到1907年这段时间在法国有时被称为“工会主义的英雄时代”，因为在法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太多行业发生了太多罢工。1904年这一年单在法国就发生了1000多起罢工。在1907年“南部叛乱”期间，葡萄园主和葡萄园管理者激烈抗议国家对酒类收税。在意大利，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西西里1893年到1894年的罢工和暴乱潮。在1898年的米兰，士兵与工业化郊区的工人作战，将近200名工人被杀，上百人受伤。1914年6月“红色周”中的暴力骚乱震撼了意大利亚得里亚海边的城市安科纳，警方为了阻止一群人离开反军国主义游行队伍进入市区，射杀了两人。连一向平静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1909年也被一场总罢工搅得不得安宁，但这场罢工最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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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会主义主导了巴塞罗那的工人运动，尤其是装卸工人，他们面对着警察在马德里精心部署的无情镇压。1902年、1906年和1909年加泰罗尼亚都出现了罢工潮，1909年罢工过后还发生了血腥暴动，后被称为“悲惨周”。但渐渐地，革命论调败给了对实际经济收益的追求，这在意大利和法国尤为明显。至少在西欧，改良主义取得了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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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权利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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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每个角落，女性在法律权利上都仍是男性的从属。她们被大部分大学拒之门外，不能投票(9)，对家庭财政收入控制有限，甚至毫无控制权。女性在迈入专业领域一事上几乎毫无进展，因为一些男人担心会出现要求得到和男性同等的教育和机会的“新女性”。“新女性”一词来自意大利女性主义者玛利亚·蒙台梭利（1870—1952）一场演说的标题。蒙台梭利是一名医生，也是强调鼓励儿童创造力的创新学校的创始人，这类学校现在依然存在。但万事开头难。当一名希腊女科学家在雅典大学发表就职演说时，男学生们打断了她的演讲，大喊着：“滚回厨房去！”在追求平等权利的过程中，女性面临着十分巨大的阻力。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认为女性要求的平等权利“是她可怜的、软弱的性别决意要得到的”，这种要求是“疯狂的、讨厌的蠢念头……忘记了女性的一切情感和礼节”。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坚持认为女性没有男性聪慧。这样的伪科学论断阻碍了女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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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政党从原则上反对女性获得选举权。温和派共和党声称女性搞不懂政治议题。尽管天主教国家的社会党和工会支持女性劳工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但社会主义者却担心如果女性有权投票，她们会支持教权主义的候选人。不过，一些女性争论说，只要女性无权进入大学或是投票，社会改革就永远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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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妇女参政论者埃米莉·戴维森在埃普瑟姆丘陵的赛马场冲向国王的马下，当场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