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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权利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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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每个角落,女性在法律权利上都仍是男性的从属。她们被大部分大学拒之门外,不能投票(9),对家庭财政收入控制有限,甚至毫无控制权。女性在迈入专业领域一事上几乎毫无进展,因为一些男人担心会出现要求得到和男性同等的教育和机会的“新女性”。“新女性”一词来自意大利女性主义者玛利亚·蒙台梭利(1870—1952)一场演说的标题。蒙台梭利是一名医生,也是强调鼓励儿童创造力的创新学校的创始人,这类学校现在依然存在。但万事开头难。当一名希腊女科学家在雅典大学发表就职演说时,男学生们打断了她的演讲,大喊着:“滚回厨房去!”在追求平等权利的过程中,女性面临着十分巨大的阻力。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认为女性要求的平等权利“是她可怜的、软弱的性别决意要得到的”,这种要求是“疯狂的、讨厌的蠢念头……忘记了女性的一切情感和礼节”。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坚持认为女性没有男性聪慧。这样的伪科学论断阻碍了女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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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政党从原则上反对女性获得选举权。温和派共和党声称女性搞不懂政治议题。尽管天主教国家的社会党和工会支持女性劳工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但社会主义者却担心如果女性有权投票,她们会支持教权主义的候选人。不过,一些女性争论说,只要女性无权进入大学或是投票,社会改革就永远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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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妇女参政论者埃米莉·戴维森在埃普瑟姆丘陵的赛马场冲向国王的马下,当场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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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运动这个词逐渐在欧美流行起来,但女性运动在欧洲却发展得十分缓慢,英国则是女性运动最为活跃的国家。在英国,第一批女性政治组织建立于19世纪60年代,1864年女性获得了地方选举的投票权,6年后获得了郡议会和堂区议会选举中的投票权。女性还获得了进入大学的权利,并在争取已婚女性财产权、子女抚养权和提出离婚的权利方面有所进展。英国在出现争取女性权利的运动的同时,从19世纪80年代起还出现了“新帝国主义”(见第二十一章)。女性主义者忧虑帝国殖民地女性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印度女性。在印度,英国女性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印度女性,她们认为印度女性是野蛮宗教和文化风俗的受害者。这样的忧虑塑造了英国女性主义。英国女性主义者逐渐认为她们是殖民地女性的拯救者,将自身与帝国的好处等同起来,并认为英国在“教化使命”中拥有独特地位。曾有人这么说:“我们不仅仅在为英国女性抗争,而是在为全体遭到贬低、身心痛苦、申诉无门的女性抗争,英国须日日向上帝交代她们的生活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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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第一届关于女性权利和女权机构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到1900年,德国已有850多家协会致力于争取女性权利,包括增加教育和雇用机会及工资平等。到了19世纪末,英国女性团体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超过25万人联名的请愿书,要求改革。随着更多职业对女性开放,争取女性选举权的运动传播得越来越广。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鼓舞了许多国家的组织。一个斗志昂扬的女权团体发起了直接行动作为宣传。埃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1928)在1903年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联盟。为了抗议女性没有选举权,其成员砸毁了伦敦时尚的牛津街上的商店窗户,将酸液倒在高尔夫球场的果岭地(10)(高尔夫在当时是英国贵族男性的运动),并炸掉了自由党领袖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的宅邸。其他被称为“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的女性则在被逮捕后绝食抗议。1907年,英国女性获得了在地方政府任职的权利。最引人注目的一次事件发生在1913年埃普瑟姆丘陵(Epsom Downs)的赛马场,一名妇女参政论者带着写有“妇女应有选举权”的横幅,冲到乔治五世的马前,当场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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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文化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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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欧洲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乐观。自1815年拿破仑战败以来,欧洲开始了一段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只发生了一些范围较小、时间较短的战争,包括血腥的普法战争(1870—1871)。识字率快速上升,特别是在西欧和北欧。民族国家变得更加世俗化,获得了本国人民的忠诚。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并且至少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白领工作让更多人开始期待更美好的事物。此外,缩短了的工时让包括很多工人在内的雇员有了更多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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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60年代,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通过现实主义的兴起可见一二,现实主义成为了大部分艺术家和作家的文化风格。而从19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科技进步越来越多,世界也日益城市化,在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的同时,也催生了璀璨夺目的艺术成就。科学发现不断推陈出新,关于宇宙运转的新理论也在不断出现,旧常识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社会科学家试图解释社会和个人内心世界的运作机理。同时,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开始走向理性主义、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对立面。在法国,非理性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开始崭露头角。柏格森向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挑战,向大众推广这样一种观念:任一个人和国家都蕴藏着一种创造性的“活力”或“生命冲动”(élan vital),等待释放。这种“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化颠覆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将理性奉为西方文化中的主导价值之一的观念。先锋这一概念取自军事策略,指的是一小波自认为处于艺术表达和艺术成就前沿的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转而支持人类本性的基础是非理性的,他们的作品处处体现出不确定性和文化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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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利克斯·纳达尔拍摄的“现代生活的诗人”——夏尔·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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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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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领域比以往更宽广,社会变革速度也在加快,受此影响,一些世纪中期的作家完全摒弃了文学传统。19世纪50—60年代,现实主义成为了欧洲文化的主流风格。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曾将自己称为现代生活的诗人。他最有名的作品是诗集《恶之花》(1857)。他相信艺术必须是艺术家个人与当代社会交流的成果。在现代文学的兴起中,艺术家本人的经验和自我发现变得至关重要。1857年,波德莱尔曾因“文章或措辞有伤风化”遭到罚款。他的堕落和风流(他1867年死于梅毒)激怒了官员和批评家,同时《恶之花》变得更为流行。波德莱尔是当代都市社会生活的观察者,也是典型的纨绔公子。这名纨绔公子得到过一小笔遗产,他常常穿着财力所能承担的颇为优雅的衣服,在巴黎城内漫步,在现代的林荫大道上寻找美,但也客观而冷漠地凝视这座城市丑的方面,甚至恐怖的方面。美和丑都在回应并折射这座现代都市生活的点点滴滴。波德莱尔对抗资产阶级文化,摒弃关于艺术主题与风格的传统观念。他拒绝承认世上存在绝对的美学价值,正因为这一点,波德莱尔是世纪中期现代文化形成期间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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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弗朗索瓦·米勒的《拾穗》(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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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50年代,巴比松画派的画家——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们聚集在巴黎东南一个以此为名的村庄——着重绘画了农民、丰收、牲畜和其他乡村生活的标志意象。通过这些表现内容,他们彻底抛弃了大部分长久以来广为接受的绘画风格,包括浪漫主义。19世纪40年代摄影技术的发展可能也让艺术家们有兴趣用逼真的写实手法描绘艺术主题。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就是一名巴比松画派画家,他在《拾穗》(1857)和《晚钟》(1859)等画作中描绘了劳作的农民,表达了农民的尊严。这一内涵与许多中产阶级观众的观念相悖,他们认为这一主题没有美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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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风格瞬息万变,对优秀艺术的公认观点永远落后。古斯塔夫·库尔贝(1819—1877)舍弃了当时还是绘画风潮的理想化手法。“把天使展现给我看,”他如是取笑批判他的人,“那我就画下来。”有人评价他是“民主画家”,他将此看作是一种称赞,并选择普通的工人作为绘画的主题,让观众大为吃惊。和米勒一样,古斯塔夫的现实主义让人震惊。《奥尔南的葬礼》(1849)描绘了他家乡的一个小康之家,在亲属遗体入葬时显得毫不迷人、厌倦至极,甚至漠不关心的样子。《浴女》(1853)展现的是一名壮硕的裸女从森林的水塘中起身的模样。裸体并没有引起许多观众的反感——毕竟这是古典画作的重要特色。然而,令观众们不适的是,库尔贝描绘的是一名笨拙地站着的外貌普通的女性,将身体扭曲成怪异的姿势。艺术家似乎在嘲弄这种画家理应怀着敬意描绘的古典场景。当拿破仑三世看到这幅展出的画作时,竟用马鞭敲击画作。库尔贝作为政治激进派,认为艺术应该有其社会意图。此后,他通过在一幅画中把皇帝描绘成一个卑鄙的偷猎者,将些许复仇的情绪发泄在画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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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库尔贝的《浴女》(1863),人物姿势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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