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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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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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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领域比以往更宽广，社会变革速度也在加快，受此影响，一些世纪中期的作家完全摒弃了文学传统。19世纪50—60年代，现实主义成为了欧洲文化的主流风格。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曾将自己称为现代生活的诗人。他最有名的作品是诗集《恶之花》（1857）。他相信艺术必须是艺术家个人与当代社会交流的成果。在现代文学的兴起中，艺术家本人的经验和自我发现变得至关重要。1857年，波德莱尔曾因“文章或措辞有伤风化”遭到罚款。他的堕落和风流（他1867年死于梅毒）激怒了官员和批评家，同时《恶之花》变得更为流行。波德莱尔是当代都市社会生活的观察者，也是典型的纨绔公子。这名纨绔公子得到过一小笔遗产，他常常穿着财力所能承担的颇为优雅的衣服，在巴黎城内漫步，在现代的林荫大道上寻找美，但也客观而冷漠地凝视这座城市丑的方面，甚至恐怖的方面。美和丑都在回应并折射这座现代都市生活的点点滴滴。波德莱尔对抗资产阶级文化，摒弃关于艺术主题与风格的传统观念。他拒绝承认世上存在绝对的美学价值，正因为这一点，波德莱尔是世纪中期现代文化形成期间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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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弗朗索瓦·米勒的《拾穗》（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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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50年代，巴比松画派的画家——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们聚集在巴黎东南一个以此为名的村庄——着重绘画了农民、丰收、牲畜和其他乡村生活的标志意象。通过这些表现内容，他们彻底抛弃了大部分长久以来广为接受的绘画风格，包括浪漫主义。19世纪40年代摄影技术的发展可能也让艺术家们有兴趣用逼真的写实手法描绘艺术主题。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就是一名巴比松画派画家，他在《拾穗》（1857）和《晚钟》（1859）等画作中描绘了劳作的农民，表达了农民的尊严。这一内涵与许多中产阶级观众的观念相悖，他们认为这一主题没有美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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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风格瞬息万变，对优秀艺术的公认观点永远落后。古斯塔夫·库尔贝（1819—1877）舍弃了当时还是绘画风潮的理想化手法。“把天使展现给我看，”他如是取笑批判他的人，“那我就画下来。”有人评价他是“民主画家”，他将此看作是一种称赞，并选择普通的工人作为绘画的主题，让观众大为吃惊。和米勒一样，古斯塔夫的现实主义让人震惊。《奥尔南的葬礼》（1849）描绘了他家乡的一个小康之家，在亲属遗体入葬时显得毫不迷人、厌倦至极，甚至漠不关心的样子。《浴女》（1853）展现的是一名壮硕的裸女从森林的水塘中起身的模样。裸体并没有引起许多观众的反感——毕竟这是古典画作的重要特色。然而，令观众们不适的是，库尔贝描绘的是一名笨拙地站着的外貌普通的女性，将身体扭曲成怪异的姿势。艺术家似乎在嘲弄这种画家理应怀着敬意描绘的古典场景。当拿破仑三世看到这幅展出的画作时，竟用马鞭敲击画作。库尔贝作为政治激进派，认为艺术应该有其社会意图。此后，他通过在一幅画中把皇帝描绘成一个卑鄙的偷猎者，将些许复仇的情绪发泄在画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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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库尔贝的《浴女》（1863），人物姿势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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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持续惹恼官方。法国警察曾将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拖上法庭，指控他发表淫秽作品。他的小说《包法利夫人》（1857）非常细致地再现了一位住在沉闷的诺曼底镇的百无聊赖的资产阶级家庭主妇的风流韵事。福楼拜揭露了资产阶级生活放荡的另一面。但正像当时的大部分作家和艺术家，他也依靠资产阶级的资助进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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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超脱现实的科幻小说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十分热衷于飞速发展的地理、科学、天文、物理以及不断提高的交通和通讯水平。凡尔纳的《环游地球八十天》在1873年首次出版后大受欢迎。在英国，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在19世纪80年代末塑造的人物夏洛克·福尔摩斯是小说中第一个真正的科学侦探。挪威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1828—1906）毫不留情的现实主义作品和对女性生活的忧虑同时引发了赞赏与反对。他的戏剧深刻有力，如《玩偶之家》和《海达·高布乐》，逼真地描写了复杂人物的心理和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易卜生可以算是现代戏剧之父，他通过展现小镇家庭的生活，入木三分地突出了罪恶和伪善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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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小说家埃米尔·左拉（1840—1902）的作品表现了工人阶级生活，让评论界十分震惊，不仅是因为主题本身挑战了文学价值的传统观念，还因为他毫不掩饰，如实地照他所见描绘普通人。左拉相信自然主义的写作风格是一种科学形式。为了在小说《萌芽》（1885）中如实描述矿井工作，他曾深入法国北部的地下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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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新兴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和作家在法国面临审查。拿破仑三世禁止历史学家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1823—1892）发表演讲。勒南自认为主张“进步观念”，主要是对科学的信赖。他的《耶稣的一生》（1863）将基督描绘成历史人物，似乎在质疑其神性，因此激怒了天主教会。此外，勒南声称人们必须像研究其他历史文稿一样研究《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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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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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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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一群艺术家发展出了印象主义，这一非凡的艺术风潮直到世纪末才结束。正像巴比松画派的现实主义者一样，印象派画家拒绝传统的宗教、历史主题和正规手法。恰恰相反，他们描绘城市和乡村的风光，创造日常生活场景，但一般会将人物融入其中。印象派崇尚主观性，更愿意直接观察研究自然的效果，而不是在画室里构图、模仿经典风格。爱德华·马奈（1832—1883）也是一名纨绔公子，热衷于创造在当时被称为“源自今日”的艺术。印象派画家描绘他们看见的事物，以及第一眼看到的事物的样子，比如阳光是怎样倾泻在无生命的物体上(11)。他们在巨大的画布上(12)涂抹更浅更亮的颜色，运用许多小色块表现一种自然、活力和动作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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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74年，一群印象派艺术家有了自觉，他们才开始展出他们的画作。尽管如此，他们的艺术为官方所不容，并受到官方的这种反应的影响。沙龙展（Salon）是一个国家举办的展览，艺术家依靠该展览吸引买家。1863年，官方沙龙展的评审员拒绝了马奈的好几幅画作。一些怨言传到了皇帝的耳中，他允许一些画作在其他展厅展出。“落选沙龙展”上的作品作者包括马奈、奥古斯特·雷诺阿和保罗·塞尚。一些评论家对他们看到的画作大为愤怒，但至少公众现在可以决定自己的意见。马奈的《奥林匹亚》（1863）引发了一片指责。这幅裸女画使公共舆论震惊。气恼的欧仁妮皇后的表现不逊于拿破仑三世，她丈夫用马鞭敲击库尔贝的画作，而她用扇子敲击了马奈的作品。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1863）受到了严厉批判，因为它描绘了一名裸女与两名衣冠整齐的上层社会的男士一同野餐。在这一方面，马奈向古典主义为意象划分的等级发起的挑战比现实主义者更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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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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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奈选择的当代主题都颇受争议，如普通人、客户和自得其乐的咖啡馆女招待。他和他年轻的朋友克洛德·莫奈（1840—1926）都曾画过圣拉扎尔车站这个每天几千名通勤客、休假的人和其他游客出入的地方。贝尔特·莫里索（1841—1895）是马奈的弟媳，她的画作的主题往往是女性，背景有私人花园、布洛涅森林、塞纳河上的船以及富有的巴黎人“发现”的诺曼底海边度假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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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重建为人们理解现代性打开了新的窗口。印象派画家们发现宽敞的林荫大道就是表现现代生活的绘画的合适的主题。巴黎人的休闲日渐商业化，早期印象派也深受此影响。埃德加·德加（1834—1917）跟随着富有的巴黎人走进剧院、赛马场、咖啡馆和音乐咖啡馆，这些地方提供各种各样的休闲娱乐，包括歌舞表演、诗朗诵、喜剧和以歌词淫秽而出名的俚曲。德加往往选择女艺人作为绘画主题，她们大多数来自普通大众阶层。他的芭蕾舞画中，阴影中的富有绅士等待着他们的战利品，就像拿破仑三世本人，他们占据着剧院里最靠近舞台的座位，或站在舞者化妆室的阴影里。德加的家庭从事银行业，很早就在一次经济萧条中失去了财产，他在《证券所人像》（1879）一画中，刻画了巴黎投机商人不讨人欢心且阴暗的典型形象。巴黎这座蓬勃发展的城市越来越没有人情味，这也是印象派常选取的主题。德加的《苦艾酒》（1876—1877）展现了咖啡馆中两个毫无关联的人物。与陌生人的这样一场偶遇，似乎也是现代生活里固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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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德加的《苦艾酒》（1876—1877）展现了一名女性和与她作伴的一杯苦艾酒。值得注意的是桌子没有支撑，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那杯苦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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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奈也表达过对大型工业的不安的矛盾心理。19世纪70年代，他居住在巴黎的工业化郊区阿让特伊，他对那座城镇的描绘展现了休闲与工业之间的平衡(13)。莫奈最终厌倦了都市生活的熙熙攘攘，搬去了塞纳河下游一个叫作吉维尼的小村庄。在那里，花园、池塘和睡莲叶为他的绘画事业提供了理想的乡村环境。他从没画过从地上横穿而过的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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