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94681
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31]
1706494682
印象派
1706494683
1706494684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一群艺术家发展出了印象主义，这一非凡的艺术风潮直到世纪末才结束。正像巴比松画派的现实主义者一样，印象派画家拒绝传统的宗教、历史主题和正规手法。恰恰相反，他们描绘城市和乡村的风光，创造日常生活场景，但一般会将人物融入其中。印象派崇尚主观性，更愿意直接观察研究自然的效果，而不是在画室里构图、模仿经典风格。爱德华·马奈（1832—1883）也是一名纨绔公子，热衷于创造在当时被称为“源自今日”的艺术。印象派画家描绘他们看见的事物，以及第一眼看到的事物的样子，比如阳光是怎样倾泻在无生命的物体上(11)。他们在巨大的画布上(12)涂抹更浅更亮的颜色，运用许多小色块表现一种自然、活力和动作的印象。
1706494685
1706494686
直到1874年，一群印象派艺术家有了自觉，他们才开始展出他们的画作。尽管如此，他们的艺术为官方所不容，并受到官方的这种反应的影响。沙龙展（Salon）是一个国家举办的展览，艺术家依靠该展览吸引买家。1863年，官方沙龙展的评审员拒绝了马奈的好几幅画作。一些怨言传到了皇帝的耳中，他允许一些画作在其他展厅展出。“落选沙龙展”上的作品作者包括马奈、奥古斯特·雷诺阿和保罗·塞尚。一些评论家对他们看到的画作大为愤怒，但至少公众现在可以决定自己的意见。马奈的《奥林匹亚》（1863）引发了一片指责。这幅裸女画使公共舆论震惊。气恼的欧仁妮皇后的表现不逊于拿破仑三世，她丈夫用马鞭敲击库尔贝的画作，而她用扇子敲击了马奈的作品。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1863）受到了严厉批判，因为它描绘了一名裸女与两名衣冠整齐的上层社会的男士一同野餐。在这一方面，马奈向古典主义为意象划分的等级发起的挑战比现实主义者更猛烈。
1706494687
1706494688
1706494689
1706494690
1706494691
爱德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1863）。
1706494692
1706494693
马奈选择的当代主题都颇受争议，如普通人、客户和自得其乐的咖啡馆女招待。他和他年轻的朋友克洛德·莫奈（1840—1926）都曾画过圣拉扎尔车站这个每天几千名通勤客、休假的人和其他游客出入的地方。贝尔特·莫里索（1841—1895）是马奈的弟媳，她的画作的主题往往是女性，背景有私人花园、布洛涅森林、塞纳河上的船以及富有的巴黎人“发现”的诺曼底海边度假胜地。
1706494694
1706494695
巴黎的重建为人们理解现代性打开了新的窗口。印象派画家们发现宽敞的林荫大道就是表现现代生活的绘画的合适的主题。巴黎人的休闲日渐商业化，早期印象派也深受此影响。埃德加·德加（1834—1917）跟随着富有的巴黎人走进剧院、赛马场、咖啡馆和音乐咖啡馆，这些地方提供各种各样的休闲娱乐，包括歌舞表演、诗朗诵、喜剧和以歌词淫秽而出名的俚曲。德加往往选择女艺人作为绘画主题，她们大多数来自普通大众阶层。他的芭蕾舞画中，阴影中的富有绅士等待着他们的战利品，就像拿破仑三世本人，他们占据着剧院里最靠近舞台的座位，或站在舞者化妆室的阴影里。德加的家庭从事银行业，很早就在一次经济萧条中失去了财产，他在《证券所人像》（1879）一画中，刻画了巴黎投机商人不讨人欢心且阴暗的典型形象。巴黎这座蓬勃发展的城市越来越没有人情味，这也是印象派常选取的主题。德加的《苦艾酒》（1876—1877）展现了咖啡馆中两个毫无关联的人物。与陌生人的这样一场偶遇，似乎也是现代生活里固有的一部分。
1706494696
1706494697
1706494698
1706494699
1706494700
埃德加·德加的《苦艾酒》（1876—1877）展现了一名女性和与她作伴的一杯苦艾酒。值得注意的是桌子没有支撑，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那杯苦艾酒。
1706494701
1706494702
莫奈也表达过对大型工业的不安的矛盾心理。19世纪70年代，他居住在巴黎的工业化郊区阿让特伊，他对那座城镇的描绘展现了休闲与工业之间的平衡(13)。莫奈最终厌倦了都市生活的熙熙攘攘，搬去了塞纳河下游一个叫作吉维尼的小村庄。在那里，花园、池塘和睡莲叶为他的绘画事业提供了理想的乡村环境。他从没画过从地上横穿而过的铁轨。
1706494703
1706494704
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32]
1706494705
社会理论家们对工业社会的分析
1706494706
1706494707
科学进步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类进步是必然趋势，且呈线性发展。这一乐观观点后来被称为实证主义。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已经传播了对科学的美好前景的信仰。孔德相信，科学发现已经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或科学）阶段。孔德认为那个被他称为“社会科学”的领域也会有这三个阶段。他推断，社会本身和自然一样，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研究，其发展过程可以勾勒。孔德的实证主义要求人们积累能帮助社科学生理解社会发展的法则的有用知识。
1706494708
1706494709
实证主义者挑战了国家教会的一些核心信条，尤其是天主教会的信条。天主教神学家坚信人性本质上恒久不变。达尔文主义（见第十八章）否认《圣经》中上帝七天创造世界的说法。许多教派的神职人员以及其他很多人一想到人类可能是猿类的后代，就感到十分骇然。
1706494710
1706494711
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对急剧的社会变革，看到他们身边的社会在发生变化，试图理解社会的结构。他们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式，客观系统地分析观测到的社会数据。渐渐地，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发展起来，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经济和社会力量试图使社会分散时，社会如何继续团结在一起？这个问题本身就表现了世纪末的文化危机。1887年，德国人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发表了一部开创性的作品——《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他试图糅合并应用历史经验来理解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
1706494712
1706494713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现代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的鼻祖之一，他曾受到滕尼斯的影响，同时被工业化社会的出现和国家的成长所吸引。韦伯希望创造一门客观且“价值中立”（value-free）的社会科学，并认为这样的科学是指导未来的关键。韦伯曾在海德堡接受训练，成为了一名法学教授，他对宗教和社会的关系十分感兴趣。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一书中，将“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一种主张人只要为追求利益而努力工作就是在履行道德义务的观念。他将资本主义的起源与16—17世纪加尔文教派的企业家精神挂钩。韦伯意识到，当下的政府结构有扩大的趋势，国家、商业和政治体系倾向于官僚主义，他认为这标志着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主义的大获全胜，以及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但是他还担心，在这个前进中的缺乏人性的官僚体制时代，国家官员们会无视政治和社会理想。韦伯眼中的现代人似乎被困在他所说的“现代生活的铁笼”中。作为理论家的韦伯身处一个让人焦虑的时代，乃至他本人在世纪之交时经历了一场精神崩溃。
1706494714
1706494715
这个时代里，医生们确诊了更多的疑病症、“忧郁症”和癔症病例。很多人将这些使人麻痹的精神失调归咎于复杂的现代生活，它似乎对神经系统的刺激太过强烈。神经衰弱似乎尤其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其症状正好是对都市生活的两大特色——灯光和噪音十分敏感，此外还有疲倦、忧虑和消化不良。
1706494716
1706494717
酗酒问题也在很多国家造成了困扰。在英国，工人们“时不时喝上两杯”啤酒的习惯让改革家十分忧虑。当时的一名调研人员称，许多工人将收入的四分之一花费在喝酒上。法国(14)、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葡萄酒产量急剧上升，充斥着市场，导致价格大幅下跌。在法国的一些地区，每年人均(15)消耗超过60加仑葡萄酒，此外还有啤酒、白兰地和苦艾酒(16)。世纪之交时，法国有将近50万商业机构获准卖酒，相当于每54人拥有一家，相比之下，在英国差不多每843人有一家酒吧。
1706494718
1706494719
法国的戒酒运动就像矮小的堤坝一样无力阻挡饮酒狂潮。民族主义者担心出生率下降过快，与一些医生和改革者一同声称：由于人们可能因酗酒危害而失去繁殖能力，法国因此面临着“种族退化”。一些医生谴责女人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所以法国人口增加缓慢。女性主义崛起本身便面临重重阻碍，这一论断更是为其雪上加霜。一些女人开始将自己首先视为共和国内的母亲，此后再要求更多权利。民族主义者坚持声称，只有将人们团结在爱国精神周围，法国才能避免彻底崩溃。英国的戒酒运动比法国更早，也猛烈得多。英国和瑞典的戒酒运动都和教会联系紧密，瑞典的戒酒社团在1909年有近50万签署保证书承诺滴酒不沾的成员。
1706494720
1706494721
不幸的是，鸦片及其衍生物吗啡(17)、鸦片酊(18)和海洛因，以及可卡因和印度大麻也成了艺术先锋运动的一部分，多数人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些毒品能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各色毒品从土耳其、波斯以及印度进入欧洲，用以提取可卡因的古柯则来自秘鲁和玻利维亚。画家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曾经吸食印度大麻，这可能影响了他1905年到1908年间梦幻的玫瑰色画作。法国政府在过了很多年以后，才因为一系列毒品相关的自杀案而开始禁毒。异国秘术、神秘主义、通灵术(19)和对神秘事物的痴迷相对不那么危险，它们的流行史无前例。这是拒绝科学和与此相关的对非理性的着迷的另一标志。
1706494722
1706494723
1706494724
1706494725
1706494726
1891年后，两名优雅的吗啡瘾君子。
1706494727
1706494728
现代生活似乎证明工业化和城市发展正在让传统价值逐渐消亡。犯罪率日益增高。在寻求解释此现象的过程中，法国社会理论家爱米尔·涂尔干（1858—1917）相信，大都市迅速而看似无法控制的增长摧毁了传统社会中支撑个人的道德纽带。涂尔干相信，宗教活动的衰微已经破坏了权威，因此也破坏了社会的凝聚力。涂尔干对自杀行为进行量化研究，从而得出结论：随着人们生活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这种生活所带来的压力和紧张日益让人感到虚弱。他认为被毫无特色的城市和工业世界所淹没的个人将会“失范”（anomie）。不过，他乐观地相信，对社会问题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706494729
1706494730
涂尔干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在乡村人口大批进城的潮流中，城市发展催生了社会的病态，而犯罪只是其中一种表现。1895年，古斯塔夫·勒庞（1841—1931）出版了《乌合之众》一书，在书中他忧虑现代生活将个体淹没在“乌合之众”当中。他曾警告，骚乱和罢工正在成为政治进程的一部分。他认为群体极其不稳定，有时候甚至很危险，像醉酒的人一样。恰巧那也正是一个逐渐意识到酗酒危害的时代。一些民族主义者担心他们的民族正在被“种族退化”所侵蚀，这种退化通过遗传上的劣化危及进化这一自然过程。一些科学家声称，可以在某些特定民族身上找到种族之间的巨大差异，是这些差异导致了犯罪率飙升、酗酒、疯癫、梅毒，甚至大众政治行为。一名意大利人类学家相信，罪犯身体和心理的发展都相对较差，并声称这些差异可以通过测量头骨得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