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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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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家们对工业社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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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进步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类进步是必然趋势，且呈线性发展。这一乐观观点后来被称为实证主义。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已经传播了对科学的美好前景的信仰。孔德相信，科学发现已经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或科学）阶段。孔德认为那个被他称为“社会科学”的领域也会有这三个阶段。他推断，社会本身和自然一样，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研究，其发展过程可以勾勒。孔德的实证主义要求人们积累能帮助社科学生理解社会发展的法则的有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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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者挑战了国家教会的一些核心信条，尤其是天主教会的信条。天主教神学家坚信人性本质上恒久不变。达尔文主义（见第十八章）否认《圣经》中上帝七天创造世界的说法。许多教派的神职人员以及其他很多人一想到人类可能是猿类的后代，就感到十分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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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对急剧的社会变革，看到他们身边的社会在发生变化，试图理解社会的结构。他们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式，客观系统地分析观测到的社会数据。渐渐地，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发展起来，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经济和社会力量试图使社会分散时，社会如何继续团结在一起？这个问题本身就表现了世纪末的文化危机。1887年，德国人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发表了一部开创性的作品——《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他试图糅合并应用历史经验来理解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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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现代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的鼻祖之一，他曾受到滕尼斯的影响，同时被工业化社会的出现和国家的成长所吸引。韦伯希望创造一门客观且“价值中立”（value-free）的社会科学，并认为这样的科学是指导未来的关键。韦伯曾在海德堡接受训练，成为了一名法学教授，他对宗教和社会的关系十分感兴趣。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一书中，将“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一种主张人只要为追求利益而努力工作就是在履行道德义务的观念。他将资本主义的起源与16—17世纪加尔文教派的企业家精神挂钩。韦伯意识到，当下的政府结构有扩大的趋势，国家、商业和政治体系倾向于官僚主义，他认为这标志着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主义的大获全胜，以及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但是他还担心，在这个前进中的缺乏人性的官僚体制时代，国家官员们会无视政治和社会理想。韦伯眼中的现代人似乎被困在他所说的“现代生活的铁笼”中。作为理论家的韦伯身处一个让人焦虑的时代，乃至他本人在世纪之交时经历了一场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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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里，医生们确诊了更多的疑病症、“忧郁症”和癔症病例。很多人将这些使人麻痹的精神失调归咎于复杂的现代生活，它似乎对神经系统的刺激太过强烈。神经衰弱似乎尤其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其症状正好是对都市生活的两大特色——灯光和噪音十分敏感，此外还有疲倦、忧虑和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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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问题也在很多国家造成了困扰。在英国，工人们“时不时喝上两杯”啤酒的习惯让改革家十分忧虑。当时的一名调研人员称，许多工人将收入的四分之一花费在喝酒上。法国(14)、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葡萄酒产量急剧上升，充斥着市场，导致价格大幅下跌。在法国的一些地区，每年人均(15)消耗超过60加仑葡萄酒，此外还有啤酒、白兰地和苦艾酒(16)。世纪之交时，法国有将近50万商业机构获准卖酒，相当于每54人拥有一家，相比之下，在英国差不多每843人有一家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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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戒酒运动就像矮小的堤坝一样无力阻挡饮酒狂潮。民族主义者担心出生率下降过快，与一些医生和改革者一同声称：由于人们可能因酗酒危害而失去繁殖能力，法国因此面临着“种族退化”。一些医生谴责女人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所以法国人口增加缓慢。女性主义崛起本身便面临重重阻碍，这一论断更是为其雪上加霜。一些女人开始将自己首先视为共和国内的母亲，此后再要求更多权利。民族主义者坚持声称，只有将人们团结在爱国精神周围，法国才能避免彻底崩溃。英国的戒酒运动比法国更早，也猛烈得多。英国和瑞典的戒酒运动都和教会联系紧密，瑞典的戒酒社团在1909年有近50万签署保证书承诺滴酒不沾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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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鸦片及其衍生物吗啡(17)、鸦片酊(18)和海洛因，以及可卡因和印度大麻也成了艺术先锋运动的一部分，多数人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些毒品能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各色毒品从土耳其、波斯以及印度进入欧洲，用以提取可卡因的古柯则来自秘鲁和玻利维亚。画家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曾经吸食印度大麻，这可能影响了他1905年到1908年间梦幻的玫瑰色画作。法国政府在过了很多年以后，才因为一系列毒品相关的自杀案而开始禁毒。异国秘术、神秘主义、通灵术(19)和对神秘事物的痴迷相对不那么危险，它们的流行史无前例。这是拒绝科学和与此相关的对非理性的着迷的另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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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后，两名优雅的吗啡瘾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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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似乎证明工业化和城市发展正在让传统价值逐渐消亡。犯罪率日益增高。在寻求解释此现象的过程中，法国社会理论家爱米尔·涂尔干（1858—1917）相信，大都市迅速而看似无法控制的增长摧毁了传统社会中支撑个人的道德纽带。涂尔干相信，宗教活动的衰微已经破坏了权威，因此也破坏了社会的凝聚力。涂尔干对自杀行为进行量化研究，从而得出结论：随着人们生活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这种生活所带来的压力和紧张日益让人感到虚弱。他认为被毫无特色的城市和工业世界所淹没的个人将会“失范”（anomie）。不过，他乐观地相信，对社会问题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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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在乡村人口大批进城的潮流中，城市发展催生了社会的病态，而犯罪只是其中一种表现。1895年，古斯塔夫·勒庞（1841—1931）出版了《乌合之众》一书，在书中他忧虑现代生活将个体淹没在“乌合之众”当中。他曾警告，骚乱和罢工正在成为政治进程的一部分。他认为群体极其不稳定，有时候甚至很危险，像醉酒的人一样。恰巧那也正是一个逐渐意识到酗酒危害的时代。一些民族主义者担心他们的民族正在被“种族退化”所侵蚀，这种退化通过遗传上的劣化危及进化这一自然过程。一些科学家声称，可以在某些特定民族身上找到种族之间的巨大差异，是这些差异导致了犯罪率飙升、酗酒、疯癫、梅毒，甚至大众政治行为。一名意大利人类学家相信，罪犯身体和心理的发展都相对较差，并声称这些差异可以通过测量头骨得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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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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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对非理性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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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尼采，非理性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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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是当时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作出最尖锐抨击的哲学家。尼采的父亲是德国的一名信仰新教的严格的律师，尼采很小时他便去世了。尼采由他霸道的母亲抚养长大。长大后，他在瑞士巴塞尔成为了一名古典学教授。由于饱受病痛折磨，尼采之后不得不离开了大学，搬去了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此后便以写作维生，但成就不大。45岁时，尼采给一些朋友发送了署名“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电报，随后不久便精神崩溃。他在被关进精神病院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一个爱说笑话的人这样评论：“他终于去了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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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一视同仁地憎恶一切宗教，认为它们通过强行强调一致性，摧毁了个人自然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能力。他成为了无神论者，声称“上帝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杀死了他”。他努力试图说明宗教不足以提供道德指导，没有任何一种道德对所有人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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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需要“用锤子从事哲学”，他期待着英雄人物，那是一种高贵的人——“超人”，通过“权力意志”对人进行统治。黑格尔与达尔文都曾认为，人类可以进化到更高的层次，虽然尼采的思想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但他的思想标志着对之前的一切哲学的彻底否定。他相信所谓的“生命力”只能在像他一样的新哲学家身上找到，而这样的生命力将权力和斗争理想化，在道德上是矛盾的。尼采写道：自由人“是战士”。但尽管尼采在一段种族主义发展显著的时期谈了“主人种族”和“奴隶种族”，他严厉谴责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如兽群一般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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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及对非理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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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强调非理性的力量，他认为这一力量存在于人类的潜意识中。弗洛伊德出生于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摩拉维亚小镇弗赖贝格(20)，他的父亲是一名不甚成功的犹太羊毛商，母亲比父亲年轻许多。西格蒙德3岁时，他父亲的生意每况愈下，全家被迫离开安宁的小镇，前往维也纳。小弗洛伊德面对庄严的帝国首都从未感觉到舒适。但他得益于当时奥地利自由主义的强势，尽管犹太人直到1867年才获得全部公民权利。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将他们的城市塑造成了欧洲文化之都。这样安心舒适的环境随着1873年的股市崩盘戛然而止，紧接着的是经济萧条时期，并在反犹太主义者卡尔·卢埃格尔(21)1895年当选维也纳市长时达到萧条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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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开始工作时是一名解剖学的科学研究员，在这段时间里，他受到法国神经学家让·沙尔科（1825—1893）的影响。弗洛伊德的关注点从他的科学实验室转向对非理性或称“无意识”的研究，他相信能用与人体解剖同样系统严谨的方法对其加以研究。1886年春天，他在维也纳开了一家小诊所，治疗精神紊乱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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