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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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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对非理性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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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尼采，非理性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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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是当时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作出最尖锐抨击的哲学家。尼采的父亲是德国的一名信仰新教的严格的律师，尼采很小时他便去世了。尼采由他霸道的母亲抚养长大。长大后，他在瑞士巴塞尔成为了一名古典学教授。由于饱受病痛折磨，尼采之后不得不离开了大学，搬去了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此后便以写作维生，但成就不大。45岁时，尼采给一些朋友发送了署名“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电报，随后不久便精神崩溃。他在被关进精神病院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一个爱说笑话的人这样评论：“他终于去了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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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一视同仁地憎恶一切宗教，认为它们通过强行强调一致性，摧毁了个人自然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能力。他成为了无神论者，声称“上帝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杀死了他”。他努力试图说明宗教不足以提供道德指导，没有任何一种道德对所有人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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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需要“用锤子从事哲学”，他期待着英雄人物，那是一种高贵的人——“超人”，通过“权力意志”对人进行统治。黑格尔与达尔文都曾认为，人类可以进化到更高的层次，虽然尼采的思想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但他的思想标志着对之前的一切哲学的彻底否定。他相信所谓的“生命力”只能在像他一样的新哲学家身上找到，而这样的生命力将权力和斗争理想化，在道德上是矛盾的。尼采写道：自由人“是战士”。但尽管尼采在一段种族主义发展显著的时期谈了“主人种族”和“奴隶种族”，他严厉谴责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如兽群一般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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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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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及对非理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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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强调非理性的力量，他认为这一力量存在于人类的潜意识中。弗洛伊德出生于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摩拉维亚小镇弗赖贝格(20)，他的父亲是一名不甚成功的犹太羊毛商，母亲比父亲年轻许多。西格蒙德3岁时，他父亲的生意每况愈下，全家被迫离开安宁的小镇，前往维也纳。小弗洛伊德面对庄严的帝国首都从未感觉到舒适。但他得益于当时奥地利自由主义的强势，尽管犹太人直到1867年才获得全部公民权利。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将他们的城市塑造成了欧洲文化之都。这样安心舒适的环境随着1873年的股市崩盘戛然而止，紧接着的是经济萧条时期，并在反犹太主义者卡尔·卢埃格尔(21)1895年当选维也纳市长时达到萧条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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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开始工作时是一名解剖学的科学研究员，在这段时间里，他受到法国神经学家让·沙尔科（1825—1893）的影响。弗洛伊德的关注点从他的科学实验室转向对非理性或称“无意识”的研究，他相信能用与人体解剖同样系统严谨的方法对其加以研究。1886年春天，他在维也纳开了一家小诊所，治疗精神紊乱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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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房中的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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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创建了精神分析法，这一术语在1896年首次提出。精神分析法的前提是思维是有序的，梦境提供了解读潜意识的密码。对弗洛伊德来说，梦境意味着“（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是潜意识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弗洛伊德鼓励患者做梦，“自由联想”，这样才能瓦解他们的防御机制(22)。性意识，尤其是对性冲动的压抑，是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基础。弗洛伊德的一位学生这样描述他导师的“梦的工作”的原理：“思维就像是一座城市，白天忙于平静的正常有序的交流，但入夜之后，好市民都熟睡了，这些丑恶的生物便从精神的地下世界出来，以十分不妥当的方式嬉戏，它们穿上光怪陆离的戏服，以免被人认出或理解。”精神分析法不仅成为了调查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治疗的方法，这种疗法时长从几个月到许多年不等，花销也十分巨大，最终病人拥有了自我意识，能控制癔症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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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认为，非理性是人的精神中固有的一部分，有时候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弗洛伊德称精神分析理论是一门新科学，它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与革命的论述一同奠定了20世纪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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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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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艺术家、作家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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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似乎是有代价的。在1900年，巴黎世博会正欢庆新世纪的到来，一名游客却忧心忡忡：“生命在这巨大的能量池里沸腾……这样的壮阔过于猛烈。”在肯尼斯·格雷厄姆（1859—1932）1908年出版的《柳林风声》一书中，摩托车威胁着生活的稳定。骑在车上的主人公蟾蜍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人……在他面前人人都得让路，否则便被碾得粉碎，永不见天日……只是为了充分满足他的天性，尽情享受眼前的快乐，至于下一步会遇到什么，一概不闻不问”。(23)飞机能在快速升空后危险地俯冲，它似乎不仅仅象征科学进步，也象征让世纪末的一些欧洲人心神不宁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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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印象派画家和建筑家卡米耶·毕沙罗（1830—1903）大概是最优秀的乡村风景画家，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10年中，他开始画都市主题，在画布上涂抹桥梁、河岸和大道，在描绘全景的画作里填满无数形状和人物。他强调交通工具、行走、骑车、装卸货物的动作，着重描绘了都市的光影、颜色、运转、活力，以及其中似乎无法控制的人流，并将一组画称作“社会的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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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画也将都市场景表现得生硬刺目，流露出一种混乱的感觉。德国表现派画家路德维希·迈德纳（Ludwig Meidner，1884—1966）坚持认为画家应当摒弃印象派的都市场景中温和到与乡村几近无二的风格，他写道：“一条街道应当挤满一排排嘶嘶作响的窗户、各式车辆间吓人的光锥、成千上万跳动的球形、人物残片、广告海报和大量张牙舞爪、不成形状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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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派作家和艺术家厌恶公众文化，或是英国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凡夫俗子”。大众文化似乎正在使高雅文化失去在大规模生产和拥挤的城市中延续的能力。机械化时代似乎十分单调划一，对这种单调的激烈回应也渗透了艺术领域。英国工匠和设计师威廉·莫里斯（1834—1896）相信，大规模生产正在消除工匠们过去在生产过程中对美感的控制。莫里斯将资本主义称为“污秽”，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称为“劣质品时代”（age of shoddy），并认为机器已经主宰了工人和设计，这根本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只有一场美学革命才能拯救艺术和建筑。莫里斯首先发起了一场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提倡能为普通大众生产实用美观的物件、从而将整体审美提升到新的层次的手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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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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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派与理性主义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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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以文学运动的形式出现，但在10年前就已经萌芽——象征派把波德莱尔尊为始祖。象征主义也体现了作家们对工业时代唯物主义的不满。象征派希望从美学的角度探索和描绘人类真实的意识和特性。他们认为人类思想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相似性，精神和自然界之间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这种联系可以通过象征的运用来发现，尤其是通过诗歌。象征主义和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之间存在一定的连贯性，因为象征派希望通过意识的梦幻状态彰显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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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谢尔盖·佳吉列夫《春之祭》中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