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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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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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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同样攫取殖民地，并认为这是它作为新兴世界强国的权利。但是，美国将菲律宾群岛这一系列太平洋上的岛屿并入帝国的过程却不怎么顺风顺水。1898年，美西战争（主要在加勒比岛国古巴进行）期间，美国海军将领乔治·杜威（1837—1917）航行至马尼拉湾并击败了西班牙舰队，控制了马尼拉。美国得到了一个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1869—1964）的帮助。但当美西战争以签订和平条约的方式结束之后，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宣布离开菲律宾是“怯懦而丢脸的行为”。1899年，菲律宾人发起了独立战争。经过了3年的战斗，美军打败了阿吉纳尔多的游击队。美国士兵把菲律宾人赶进集中营，虐待并处决了一些俘虏。1901年，阿吉纳尔多被捕入狱。这场战争造成了大约20万菲律宾人死亡，并于次年结束。菲律宾成为了美国领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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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国政府也想在中国租界的瓜分中分一杯羹。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宣布了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试图劝说其他国家让中国完全放开贸易。虽然只有英国政府公开表达了对这一原则的认同，但是在中国的利益瓜分还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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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殖民地瓜分带来的结果是只有日本和暹罗（泰国）真正成功地保持了独立。中国政府在帝国主义大国面前显得十分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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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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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统治土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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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欧洲人热忱地从事或赞许帝国主义冒险，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非西方民族在文化上更低等。这不是什么新观点，也不是欧洲人唯一的偏见。但在现代欧洲早期，非西方民族，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曾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等而被欧洲人视为敌人。殖民大国认为它们有权剥削被征服的“低等”民族，并为这些民族决定什么是“最好的”。英国的帝国主义者总会谈起“白人的负担”，这个词因为拉迪亚德·吉卜林1899年所写的同名诗而不幸遗臭万年：“挑起白人的负担，收获古已有之的奖励：受帮助者的责备，受保护者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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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吉卜林读者》一书中的英国人在非洲的形象：“一个年轻人……慢慢走在人群前面，膝边奔跑着浑身赤裸的小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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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对于理解被征服和统治的民族的尝试体现出帝国主义思想和文化上的进程。后来被称作“东方主义”的风潮始于西方人的这样一种设想：亚洲人、非洲人和其他被殖民民族不仅存在着不同，而且还更低等。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的埃及馆体现了这一点。游客可以观看所展示的非洲和亚洲村庄，还有一同被展示的“土著人”。一位埃及游客看到东道主展示的开罗的形象后，愤慨异常：他的故乡被描绘得极其老旧和荒芜，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油漆都被弄得很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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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殖民竞争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些伪科学研究，声称证明了西方民族更加高等(25)。人们认为，以轮船、铁路和机枪为代表的物质进步可以根据逻辑溯源到道德优越性。因此一位法国总理坚持认为“高等种族有权统治低等种族”。帝国主义占领的土地成为了欧洲科学技术的试验场和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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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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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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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时，一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开始对非西方民族的文化差异产生了兴趣，并认为他们能够从这些似乎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自己的民族身上学到东西。伏尔泰曾写道，“对战争、屠杀和毁灭的热衷往往造成世界人口的减少”，并注意到“印度人和中国人对此的狂热程度远逊于我们”。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明白这一点。大卫·休谟在1742年写道：“我更愿意猜想黑人和其他所有人类种族……天生就比白人劣等。”同样，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不相信他们能从非西方民族身上学到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他们所认为的白人天生具有的优越性就是征服亚洲和非洲“落后”民族的合理依据。他们错误地把查尔斯·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原则这一生物进化理论应用到了国家历史上。另一个英国科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以“适者生存”这一耸人听闻的说法宣扬这些理论。根据这种观点，民族必须像生物一样争取生存。国际殖民地之争的胜利可以衡量并发展国家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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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已经对“神秘”的东方民族和“黑暗大陆”的非洲民族产生了固定的文化成见。这些民族有的“幼稚”(26)，有的“野蛮”，有的“堕落”，有的“卑鄙”，有的“危险”(27)。寇松勋爵把印度王公称为“一群任性、无知而且没有纪律的学童”。英国医生帮助人们形成了将因未开化而成为“疾病温床”(28)的“非洲丛林”与健康而又“文明”的殖民者相比较的普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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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心怀善意、认为殖民残暴的批评家和其他改革者，都认为他们帮助的人是劣等的。女性主义改革家约瑟芬·巴特勒认为在人类发展层面，印度女性的地位要比她的英国“姐妹们”低。但是，在20世纪初，有些女权激进分子确实开始了解、尊重印度文化，并和印度女性一起亲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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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官员宣扬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目的是使殖民主义和对土著民族的残害正当化。殖民地的商人和执政者一样，根本不在乎殖民主义对当地民族的伤害，还用“开化”被统治民族的借口来掩盖这种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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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对于阻碍他们的土著人的态度令人恐惧，赫雷罗族在德属西南非的经历大概最能说明这一点。一名德国官员这样描述殖民政府的目标：“我们的任务是剥夺赫雷罗族的文化遗产和民族特性，并逐渐将他们和其他土著人种一同变成单一肤色的工人阶级。”1903年，德国养牛场主剥夺了赫雷罗族的土地，殖民法庭不愿意对杀戮赫雷罗族的行为进行惩罚，赫雷罗族愤而发动起义。德国人杀害了大约5.5万名成年男女和孩子，占赫雷罗族人口的三分之二，幸存者则被驱赶到沙漠和封闭的水洞中。德国的官方报告中写道：“敌人像是受伤的野兽一样，从一个水洞逃到下一个，直到最后死于恶劣的环境本身……（这）是为了完成德军已开始做的事：灭绝赫雷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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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母国还有其他意义。在世纪之交，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认为，美国向西扩张增加领土可以为东海岸过剩的人口提供土地和机遇，有利于减少国内矛盾。法国军事长官赫伯特·利奥泰元帅（1854—1934）曾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称为“法国的远西”。一些欧洲显贵开始相信，大国可以将那些处于经济边缘或制造政治麻烦的人“出口”到殖民地去。通过“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可以帮助母国轻松摆脱社会中的“最不适应的人群”，例如失业或半失业的工人。一旦社会矛盾和紧张得到缓解，工人阶级对政治权力的诉求也就消散了。塞西尔·罗兹对这一点的解释一如既往的直白：“如果想避免内战，就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单是英国殖民军就吸收了几千个“过剩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后者在印度占到非印度士兵人数的40％。从这个角度看，殖民地相当于社会的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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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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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统治和原住民的暗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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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服土著民族的过程中，欧洲人利用了交通和武器方面的技术进展。铁路帮助帝国的军队征战并防御殖民地边界，但是在非洲沙漠和灌木地区，人们仍然用马匹、骡和骆驼运输人员和补给。轮船和火车一样使得长距离旅行的时间大大缩短。到世纪末，由于1869年建成了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英国的官员、士兵、商人和游客去印度都只需约20天。日光仪用移动的镜子反射阳光来传递信息，和后来的电报一同提高了通讯的速度，并且使得部队的行动更容易协调。观测气球和后来的探照灯都对欧洲军队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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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军事技术总是能击败殖民地的公开起义。19世纪70年代末，祖鲁族战士在南非边界抵抗英军进攻，用突袭赢得了好几场胜利。但是到19世纪90年代，他们根本不是大炮的对手。炮舰是代表欧洲强国军事力量的典型，这一点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加特林机枪和单筒马克沁机枪不用换弹就能够迅速开火，具有可怕的杀伤力。当时有一句形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关系的俏皮话：“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一两个枪手可以击退大规模进攻，英军的伤亡也因此几乎降为零。对于士兵们来说，殖民战争似乎“更像是打猎而不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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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大国试验了更轻巧的、移动更迅速的新型大炮和效力更强的新炮弹。为了更有效地射杀袭击他们的“土著人”，英国开发了一种“达姆弹”(29)，它可以在撞击时发生爆炸。从此以后，除了蚊子携带的黄热病、疟疾以及舌蝇带来的昏睡病以外，没有什么能阻挡欧洲人的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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