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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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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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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时，一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开始对非西方民族的文化差异产生了兴趣，并认为他们能够从这些似乎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自己的民族身上学到东西。伏尔泰曾写道，“对战争、屠杀和毁灭的热衷往往造成世界人口的减少”，并注意到“印度人和中国人对此的狂热程度远逊于我们”。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明白这一点。大卫·休谟在1742年写道：“我更愿意猜想黑人和其他所有人类种族……天生就比白人劣等。”同样，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不相信他们能从非西方民族身上学到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他们所认为的白人天生具有的优越性就是征服亚洲和非洲“落后”民族的合理依据。他们错误地把查尔斯·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原则这一生物进化理论应用到了国家历史上。另一个英国科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以“适者生存”这一耸人听闻的说法宣扬这些理论。根据这种观点，民族必须像生物一样争取生存。国际殖民地之争的胜利可以衡量并发展国家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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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已经对“神秘”的东方民族和“黑暗大陆”的非洲民族产生了固定的文化成见。这些民族有的“幼稚”(26)，有的“野蛮”，有的“堕落”，有的“卑鄙”，有的“危险”(27)。寇松勋爵把印度王公称为“一群任性、无知而且没有纪律的学童”。英国医生帮助人们形成了将因未开化而成为“疾病温床”(28)的“非洲丛林”与健康而又“文明”的殖民者相比较的普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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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心怀善意、认为殖民残暴的批评家和其他改革者，都认为他们帮助的人是劣等的。女性主义改革家约瑟芬·巴特勒认为在人类发展层面，印度女性的地位要比她的英国“姐妹们”低。但是，在20世纪初，有些女权激进分子确实开始了解、尊重印度文化，并和印度女性一起亲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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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官员宣扬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目的是使殖民主义和对土著民族的残害正当化。殖民地的商人和执政者一样，根本不在乎殖民主义对当地民族的伤害，还用“开化”被统治民族的借口来掩盖这种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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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对于阻碍他们的土著人的态度令人恐惧，赫雷罗族在德属西南非的经历大概最能说明这一点。一名德国官员这样描述殖民政府的目标：“我们的任务是剥夺赫雷罗族的文化遗产和民族特性，并逐渐将他们和其他土著人种一同变成单一肤色的工人阶级。”1903年，德国养牛场主剥夺了赫雷罗族的土地，殖民法庭不愿意对杀戮赫雷罗族的行为进行惩罚，赫雷罗族愤而发动起义。德国人杀害了大约5.5万名成年男女和孩子，占赫雷罗族人口的三分之二，幸存者则被驱赶到沙漠和封闭的水洞中。德国的官方报告中写道：“敌人像是受伤的野兽一样，从一个水洞逃到下一个，直到最后死于恶劣的环境本身……（这）是为了完成德军已开始做的事：灭绝赫雷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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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母国还有其他意义。在世纪之交，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认为，美国向西扩张增加领土可以为东海岸过剩的人口提供土地和机遇，有利于减少国内矛盾。法国军事长官赫伯特·利奥泰元帅（1854—1934）曾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称为“法国的远西”。一些欧洲显贵开始相信，大国可以将那些处于经济边缘或制造政治麻烦的人“出口”到殖民地去。通过“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可以帮助母国轻松摆脱社会中的“最不适应的人群”，例如失业或半失业的工人。一旦社会矛盾和紧张得到缓解，工人阶级对政治权力的诉求也就消散了。塞西尔·罗兹对这一点的解释一如既往的直白：“如果想避免内战，就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单是英国殖民军就吸收了几千个“过剩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后者在印度占到非印度士兵人数的40％。从这个角度看，殖民地相当于社会的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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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统治和原住民的暗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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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服土著民族的过程中，欧洲人利用了交通和武器方面的技术进展。铁路帮助帝国的军队征战并防御殖民地边界，但是在非洲沙漠和灌木地区，人们仍然用马匹、骡和骆驼运输人员和补给。轮船和火车一样使得长距离旅行的时间大大缩短。到世纪末，由于1869年建成了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英国的官员、士兵、商人和游客去印度都只需约20天。日光仪用移动的镜子反射阳光来传递信息，和后来的电报一同提高了通讯的速度，并且使得部队的行动更容易协调。观测气球和后来的探照灯都对欧洲军队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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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军事技术总是能击败殖民地的公开起义。19世纪70年代末，祖鲁族战士在南非边界抵抗英军进攻，用突袭赢得了好几场胜利。但是到19世纪90年代，他们根本不是大炮的对手。炮舰是代表欧洲强国军事力量的典型，这一点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加特林机枪和单筒马克沁机枪不用换弹就能够迅速开火，具有可怕的杀伤力。当时有一句形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关系的俏皮话：“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一两个枪手可以击退大规模进攻，英军的伤亡也因此几乎降为零。对于士兵们来说，殖民战争似乎“更像是打猎而不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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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大国试验了更轻巧的、移动更迅速的新型大炮和效力更强的新炮弹。为了更有效地射杀袭击他们的“土著人”，英国开发了一种“达姆弹”(29)，它可以在撞击时发生爆炸。从此以后，除了蚊子携带的黄热病、疟疾以及舌蝇带来的昏睡病以外，没有什么能阻挡欧洲人的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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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冒着生命危险公开起义，本土民族依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抵抗强大的外国入侵者。“弱者的武器”包括骚乱、个人破坏、故意拖延，以及温和而坚定的反抗。后者包括装傻，或者中国人所说的“神秘的微笑”，看似温顺，其实是顺从下无声的抵抗。日常生活中的装模作样只是对欧洲人的奚落的冰山一角，戏剧、歌曲、舞蹈和其他大众表演形式中都有所体现。符号、手势、双关和图画对被奴役的民族来说浅显易懂，欧洲人则很难发现。这些在抒发政治异议方面算是些微的胜利，但毕竟也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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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加尔各答的贸易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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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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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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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拥有了一个立足点，欧洲大国就会通过三种方式建立计划经济或“掠夺”经济：占用本地民族的土地；使用土地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剥削本地民族获得劳动力。欧洲大国对自然资源实施商业管制。殖民大国常常切断与其他殖民地之间长期以来的商路，禁止进行对本国商人无益的贸易。欧洲商人在国内与外国进口商品竞争时受到高关税保护，在殖民地则始终垄断本国制成品的销售。殖民者强迫当地人为欧洲市场生产商品，或在最好的情况下用鼓励的方法。他们阻碍甚至禁止生产与母国出口商品形成竞争的产品，或开采此类产品的原材料。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荷兰人直到1870年一直采用“栽培”或“耕作”体系。他们给本地人的生产设置定额，强迫人们劳动，在咖啡价格走高时命令西爪哇人种植咖啡，而当香料价格下跌时则让人把香料植物砍掉。长期以来，当地人被强迫放弃他们传统的农业种植习惯，最终成为工资制经济中收入微薄的劳工。他们还失去了传统的打猎、放牧和拾柴的权利，而这一过程同样是西欧资本主义早期农业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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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属锡兰（斯里兰卡，在拿破仑战争中从荷兰手中夺取）、荷属爪哇和德属东非，无法出示正统西式的土地契约或是土地所有权证明的当地人只好看着土地被殖民国家夺走。在北非，法国政府为了提高法国移民的经济利益，把阿尔及利亚最好的土地送给他们。政府还要求阿拉伯人共有的土地必须被拆分成个人土地出售，但却只有法国人买得起。在摩洛哥和突尼斯，法国要求得到游牧民族领地等“未开发”的土地。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对卡拜尔人很有好感，因为他们实行一夫一妻制，定居一地，其私有制的世俗社会比阿拉伯游牧民族的社会更接近法兰西共和国的社会形态。法国殖民地治理者最希望的是维持秩序、收取税款。一位游客发现，“想要开化社会，人头税首先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所以在某个地区“如果一个村庄没办法或不肯缴清税款，就会被夺走一个孩子，他会被送到一个叫作‘自由’的村子里，直到所有的税款都缴清”。在有些地方，税是以强制劳动的形式收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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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葡萄牙殖民者在他们的非洲殖民地实际上实行了奴隶制。他们把人从安哥拉的殖民地绑走，用船运到圣多美岛，强迫他们在那里的可可种植园“依照合同”工作5年，很少有工人能在那5年里活下来。在安哥拉，交不起税的村民必须每年给政府工作100天。殖民商人和官员强迫殖民地居民在矿井和建筑工地干活的情况也很普遍；在德属喀麦隆，每年仅在一条路上就有大约8万非洲人给德国人运输货物。1946年之前，这种可认为是经伪装的奴隶制的强制劳动一直在法国的多数殖民地内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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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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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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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国家体系的设想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是矛盾的。几乎所有的非洲人都不像欧洲人那样痴迷于确定国家的明确边界，这种痴迷在民族国家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尤其强烈。对于大多数生活在部落社会的非洲人来说，殖民大国建立的“边境”和“边界”等欧洲观念武断地分割了很多社群，有时还影响到了游牧民族的迁移。殖民大国利用了民族和部落之间的紧张关系，用金钱买到了一些临时盟友的效忠。英国人熟练掌握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偏爱占优势地位的族群，并从中挑选官员，以此保证合作。在印度，英国人有效地利用了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以此控制军队中的印度士兵，对反对者实行无情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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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国维持对殖民地控制的手段不尽相同。历史学家将其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帝国主义，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别，只有程度高低之分。英国选择的是非正式的帝国主义路径，在经济和军事上维持统治，并不一定接管政治运作，对印度的间接统治就是一个例证。但是一个“常驻官员”或英国代表拥有着至高的权力。在正式的帝国主义事例中，欧洲大国给予殖民地“被保护国”地位，并对其进行直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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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被保护国”的本质，在瓜分非洲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最初，被保护国的建立是指殖民国家为了自身利益，控制该地区的外交关系，但让该地区的统治者或是酋长管理人民。英国的殖民机关由地处伦敦的殖民地部领导，这一机关和母国政府本身一样，职员相对较少，权力较分散。殖民地长官执行政策。但是殖民大国逐渐通过土著官员，加强了管理本地人口的权力。1886年，英国拥有其大部分殖民地的全部主权。当地统治者发现先前订立的条约已经无效，并日益感觉自己不过是帝国主义者和本国人民之间的媒介。当地的司法体系尽量维持原状，这也是出于成本上的考虑，但白人只受殖民国法庭审判，该特权被称为“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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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想要通过特许贸易公司来使殖民地收支平衡，这些公司在尼日利亚、乌干达和后来的罗得西亚实现了英国的统治，并为换取赚得利润的权利承担了巨大的花销。英国殖民政府把铁路和个人资本引向可能提取原材料或有潜在市场的地区。帝国政策强迫殖民者和当地人口赚取收入以支付铁路、公路和政府官员需要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