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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摩洛哥危机(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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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巩固了英法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使各帝国的国际政治对抗表现得更为明显。德国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并不多,但是德国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1849—1929)说服威廉二世试探新近达成的英法协议,这可能会迫使英国政府甩开法国,并将德国视为摩洛哥主权的保卫者。1905年3月,德皇乘坐游艇抵达丹吉尔(4)。威廉二世要求德国在摩洛哥获得和其他贸易国同等的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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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震怒了,但考虑到英国在战争中支持它的可能性不大,只好退让。德国也回避可能发生的冲突,因为只有奥匈帝国站在它这一边。1906年1月,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召开的国际会议终止了这场危机。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至上。这使得德国下决心不再受到这样的侮辱。这次事件似乎也加强了德国对英法的外交政策中好战而霸道的特质。法国的政治温和派与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的反德情绪更加高涨。英法两国的陆军元帅和海军上将开始制订在战争中对抗德国的联合应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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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德国因摩洛哥发生争端(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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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和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1856—1919)的政策也促使俄国和英国走得更近,尤其是后者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对伊兹沃利斯基而言,俄国的利益在巴尔干地区(在那里,俄国的利益与奥匈帝国的利益对立),而不是英国利益所在的亚洲。俄国政府正靠来自英国的贷款从日俄战争的惨重损失中恢复元气,如今它渴望和英国建交修好。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都认为俄国在波斯(伊朗)和阿富汗的经济影响力威胁着英国的利益,因为俄国在波斯的活跃总有一天可能危及英国通往东亚的航路,而且阿富汗是俄国和英属印度之间的缓冲地带。1907年,趁着伊朗国王的垮台,英俄把伊朗瓜分成三部分——俄属区、英属区、中立区,并同意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认英国在阿富汗的势力,两国都同意放弃染指西藏。俄国希望英国支持——最起码是容忍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其最终目标是控制君士坦丁堡。英俄之间紧张态势的部分消除有助于加强英法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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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欧洲两大军事阵营(1905—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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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加入后来被称为三国协约的联盟,使欧洲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军事阵营。但身为远房表亲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依旧关系友好。德国皇帝还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柏林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令德皇害怕的只有两位:上帝和他的英国外祖母。但是在欧洲错综复杂的结盟关系中,血缘从来都让位于大国利益和联盟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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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名义上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同盟,德国政府对此不是很有信心。意大利与法国的关系改善,使德国面临本国可能只有奥匈帝国这一个可靠的盟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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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若不再是个大国,或者发生最糟的情况——因为内部的民族运动而土崩瓦解,这样的话,德国就变成了孤军奋战,四面楚歌。德国统帅部作好了同时和法国、俄国双线作战的准备。这迫使德国政府不得不无条件地在巴尔干地区支持其哈布斯堡王朝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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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04年到1905年期间,德国和其他强国一样,开始以另一种方式看待军事力量。俄国在日俄战争耻辱性的失败后迅速重组了军队,对此忧心的德国军事策划者继续建设军队,奥匈帝国也不甘落后。各大国增加陆军与海军人数,几乎疯狂地在战争技术进步的帮助下改进武器,包括更快发射的大炮、机关枪、电话,甚至(最初主要是为侦察而设计)飞机。而且德国政府表明它越来越乐意将战争的威胁作为外交筹码。这种新的方式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当德国似乎依然在军事上处于举足轻重的有利形势时,晚开战不如早开战。与此同时,各大国的人民也越来越关注国际政治和本国的武装力量。由此,军事力量平衡的观念在一系列导致了1914年战争的国际危机中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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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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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逐渐成为维持欧洲和平的关键(见地图22.2)。1897年,俄国和奥匈帝国达成非正式协议,尊重巴尔干地区的现状。然而,文化和政治的民族主义继续在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帝国中的南斯拉夫人之间发展。在巴尔干地区,绝大多数民族至少直到20世纪初才对民族身份产生关心或有所认知。宗教身份(希腊、俄罗斯、保加利亚的东正教徒,穆斯林,天主教的教徒或犹太教徒)及地区和村庄身份一直以来界定着集体意识。然后,在从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中独立出来的新国家的推动下,民族身份认同观念才开始深入人心。这使得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竞争更加集中在欧洲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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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2.2 1914年的巴尔干地区 图中标出了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国家,含巴尔干战争时期(1912—1913)获得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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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塞尔维亚发生血腥的革命,国王和王后被刺杀。为了使泛斯拉夫主义者掌控大权,俄国很快承认了继位者彼得。奥匈帝国承认了这个既成事实,唯恐稍有延迟就会使塞尔维亚更亲近俄国。塞尔维亚表达了对俄国在东亚的野心和与日本进行的悲剧战争(1904—1905)的绝对支持。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开始要求与马其顿的塞尔维亚人统一,马其顿仍旧属于奥斯曼帝国,居住着马其顿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西班牙系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些民族自古以来基本和睦相处。当希腊和保加利亚的东正教会为争取农民信徒相斗的时候,不同的民族主义团体响亮的、充满侵略性的号召帮助创立了一种过去只存在于精英阶层表层的民族主义。如今马其顿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的武装团体与保加利亚、马其顿民族主义者进行着活动。对少数民族作的煽动性的演说加剧了巴尔干地区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人们更加将宗教与兴起的民族身份认同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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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的关系每况愈下。前者试图减少经济上对奥匈帝国的依赖(5),于是和保加利亚签订贸易条约,维也纳对此的回应是禁止进口塞尔维亚的牲畜。由此,1906年两国爆发了经济战争,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被称为“猪战”,因为塞尔维亚脆弱的农业经济以猪为基础。塞尔维亚人机智地设法为本国的猪找到了另外的出口市场。尽管匈牙利人不支持经济上的报复,哈布斯堡王朝政府还是在1908年宣布要建造一条新的铁路,它将进一步加强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封锁。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认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个南斯拉夫人的国家理应在俄国的推动下成为塞尔维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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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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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早期,在财政危机、歉收和宗教保守派对世俗化的反对中,土耳其的政治动荡更加刺激了俄国和奥匈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觊觎。克里米亚战争(见第十八章)之后,英国和法国屈尊邀请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分享公法的益处,加入欧洲体系”,同时坚持要求实施西化改革。1875年奥斯曼帝国拖欠外债,导致6年后其国债被欧洲管理者控制。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被迫将自己持有的苏伊士运河股份以其价值四分之一的价格卖给英国政府,导致埃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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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1876—1909)于1876年登基后通过了一部宪法,巩固了过去几十年间的一些改革。宪法确立了议会制度,保证个人自由和法律平等。苏丹希望阻止其他大国以强制实施政治改革的借口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但在1878年他又取消了宪法,并解散已由宪法建立的议会。秘密警察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彻底清除。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时期,对外贸易增长,农业得到发展,铁路和公路长度翻倍,公立学校也增加了。但他对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民族进行残酷压迫,这在他的统治生涯中特别引人注目。由于土耳其人担心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加上俄国的怂恿,1894—1895年间,大约有20万亚美尼亚人(6)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惨遭屠杀。而且帝国仍旧受困于财政问题,特别是欠外国债券持有者的高利息债务。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1889年,一群民族主义者成立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得到政界和军队的支持,该行动反映了一代土耳其知识分子的兴起。1908年7月,这些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的成员打着“秩序和进步”的旗号发动叛乱,要求苏丹恢复1876年的宪法。其中一位领导人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后称阿塔蒂尔克(7))。青年土耳其党想使奥斯曼帝国变得统一和现代化,阻止代表亚美尼亚人利益的西方势力介入。1909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试图谋划反革命后被废,西式的官僚机构逐渐开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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