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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战争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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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俄国参战后,改革者们仍在等待时机。但当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积极支持俄国备战之时,列宁(见第十八章)感到惊讶。俄国社会主义阵营中,“防御者”(1)主张俄国工人应该站出来抵抗德国,保卫祖国。而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国际主义者”则反对参战,他们认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政权之间的战争,工人上阵只不过是充当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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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把这场战争看作一种标志,表明资本主义可能即将迎来他所认为的不可避免的衰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他写道,“此时资本主义即将瓜分世界,两大利益集团会进行殊死搏斗。”他相信,只要在一些国家引发革命,俄罗斯专制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瓦解就将指日可待,哪怕缺少马克思所谓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俄国的工人阶级发展落后于西方各国,但俄国资产阶级也有相应的弱点,无产阶级可以更容易地引发一场成功的革命。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在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专政,这一工人阶级由其最热忱的成员来指挥,即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旦有了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先例,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就会纷纷效仿,将革命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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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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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俄国国内呼吁改革的催化剂,人们首先要求改革对战争本身的管理,然后要求改革俄国的政治生活。战争伊始,爱国热情高涨,政治高度团结,沙皇为圣像祝福,信徒跪在他身前。一个布尔什维克苦涩地说,在“天佑沙皇”的高呼中,“我们的阶级斗争付之东流”。但不到一年,战争就把在1914年代表爱国共识的“神圣联盟”粉碎了。自由派重新提出政治改革。工人阶层呼吁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到1917年底,共有1500万人被征入伍,绝大多数都是贫穷的农民。事实证明将原本执耙的农民转变成拿枪的战士并不容易。加上指挥部没有给他们良好的装备,导致俄军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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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积极备战,政府开始允许早先禁止的国内组织继续活动。这些团体成了自由派反对势力的组织基础。地方自治会的自由派代表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地方自治会联盟,专门救济病人和伤者;此外还成立了城镇联盟,这是一个属于市政府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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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春天,自由派杜马成员对正在进行的战争公开表示不满。俄国工厂难以满足军用物资的需求,军队缺少枪和炮弹。沙皇同意工业家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为了加快战时的生产,还新增了工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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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逐渐改变了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新名字,听起来更加俄语化)的格局,加重了社会两极分化。到1916年为止,大部分彼得格勒的工人都在生产军需物资,占到总人口的35%,冶金、纺织和化工等行业的工人数量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首都,同时还有从俄属波兰、波罗的海诸国等各战区过来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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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尼古拉二世手持圣像,为军队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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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重压下,俄国社会内部紧张,自由派要求允许杜马召开会议,并要求沙皇尼古拉开除许多反动的官员。俄军输了几仗,其中最惨痛的一次是坦能堡会战(1914年8月),10万俄军成为俘虏。因之后耻辱性的撤军而备感压力的沙皇成立了国防委员会。他在1915年7月召开杜马会议,撤换四名大臣。8月,杜马中的部分自由派成员组成一个“进步同盟”,服务于沙皇,希望能推动改革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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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心忡忡的沙皇一筹莫展,但他依旧十分迷信。他认为17是自己的倒霉数字:1895年1月17日,他登基后首次发表演说,一位年长的贵族将传统礼物面包和盐掉在了地上,暗示不祥;1905年10月17日,他又在胁迫下批准了帝国宪法。但是他依然享有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的尊敬和爱戴。相比之下,皇后亚历山德拉则大失人心,许多下属对她深恶痛绝。皇后出生于德国,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她在英国长大,直至1894年嫁给沙皇尼古拉。婚后她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从圣公会转投俄罗斯东正教。他们唯一的儿子、皇位继承人阿列克谢(1904—1918)患有血友病,给这对皇室夫妇带来更大的压力。亚历山德拉变得愈发保守,并且影响了她懦弱的皇帝丈夫。尼古拉听从皇后的突发奇想,随意罢免大臣(2)。每当和内阁大臣们召开紧急会议时,沙皇都会遵从亚历山德拉的指示,手握圣像。尼古拉罢免了自由派大臣。许多俄国人误以为亚历山德拉是在为德国工作,尽管并没有类似的德国特务出现过。同时,尼古拉掌控了军队。自由派担心此举会导致更多的军事损失,而且这会使沙皇离开彼得格勒,那样皇后亚历山德拉就会更加干涉帝国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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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亚历山德拉和格里高利·拉斯普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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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最宠幸的人是格里高利·拉斯普京(1872—1916),一个堕落荒淫的“圣人”。他声称自己拥有超自然能力,可以治好阿列克谢的血友病,逐渐获宠,进入了宫廷生活的内部。有一次,他预言阿列克谢用的一个符咒效力马上会减退,结果当真如此。使沙皇的大臣们惊恐的是,这个被皇后称为“我们的朋友”的男人所拥有的影响力给帝国带来了麻烦。1916年12月,一些担心拉斯普京干涉军政的贵族进行密谋,将他们认为足以杀死一头牛的毒药放在他的酒里。但是拉斯普京喝完后若无其事,他们赶紧连续开枪射击,又在一场长时间的搏斗中给他头部补上重击才使其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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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初期工人们重振的爱国情绪被食物短缺磨灭。公共组织开辟了广阔的可供讨论争辩的公共空间,其发展帮助动员了反对专制的力量。工人们为抵制物价过高组成各种合作社组织,到1916年底,会员达到5万名。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一些工人要求加强战斗精神。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中得到了支持。杜马中许多人诘责战备,城镇联盟和地方自治会联盟也是如此。1916年12月,后者通过一个方案,号召国家杜马停止和沙皇政府的合作,并且要求成立内阁责任制。但自由派恐惧于沙皇对工人斗争的镇压而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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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沙皇和自由派相互依靠。全盘革命和暴力镇压对两者都一样危险。为了避免国家因物资短缺而沦为无政府状态,国家需要自发委员会组织和各地自治机构的持续参与。而自由派主持的委员会和机构需要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关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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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1917年间的寒冬使食物短缺达到了高峰。农民们私藏粮食。警察到处镇压罢工,让工人们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抵抗政府。在属于俄罗斯帝国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要求自治,其他俄罗斯边境地区也发生了民族主义运动。1916年中亚的突厥斯坦穆斯林发动武装起义,反对俄国统治,因为沙皇政府试图在此征用25万民众,送赴前线工厂。突厥斯坦对大量俄罗斯人持续入驻的愤怒与日俱增,这也是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以上变故说明了俄罗斯帝国内部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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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1881—1970)是一个律师(见第十八章),曾公开发表演讲反对战争,如此大胆的言论在杜马中是闻所未闻的。一些忠诚的贵族开始敦促改革。但是尼古拉将进步同盟的成员替换成强硬的反动派。他和家人退避三舍,留下风雨飘摇的政府,如同公海中一条没有方向的孤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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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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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在彼得格勒爆发的俄国革命,源自广大人民对饥饿和贫困的强烈不满,以及对沙皇拒绝实行改革的不断累积的失望。就像大多数欧洲大城市,彼得格勒的街区有着明显的等级分别。上层和中层阶级的居民区主要分布在长长的涅瓦大街附近,华丽的帝国政府建筑也坐落于此。这条主道上布满了银行、宾馆、饭店、咖啡店和政府机关,还有一家大型百货公司。这里的有轨电车不会驶上工人生活区的泥泞街道,自来水总管和电力线往往也铺不到那里。和莫斯科及其他俄罗斯城市一样,传染病在彼得格勒仍不时发生,这些城市人口过于拥挤,卫生设施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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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1905年的“血腥星期日”事件,1917年初,革命组织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总罢工。在1—2月,首都40万工人中约半数参加了罢工,包括欧洲最大的普季洛夫军工厂的3万军械工人。但彼得格勒拥有16万之众的卫戍部队,足以维持现场秩序,尽管许多队员都是新入伍的军人。示威队伍要求成立有力量实行重大改革的临时政府。当时的气温低达零下40度,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排队等候食物的队伍越来越长。由许多妇女和年轻人参加的“面包暴动”事件每天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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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3),越来越多坚决的示威者开始走上街头。普季洛夫军工厂的工人撕毁了工厂规范手册,成立委员会,向公司陈述自身权益。纺织女工则直接离开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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