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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第二十五章 经济萧条和独裁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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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成为欧洲第一个夺权的独裁者。到1925年底为止,许多其他国家涌现了要求推行独裁的法西斯党。其他传统右翼势力的独裁主义运动也在增多。1910年,葡萄牙的下级军官推翻君主制,宣布建立共和国,1926年,右翼军官发动了政变。同一年,约瑟夫·毕苏茨基将军推翻了波兰共和政府。20世纪20—30年代,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所有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国家都实行了专政。约瑟夫·斯大林将苏联变成了集权国家。伴随着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肆意破坏,欧洲进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不稳定时期。1933年,右翼势力在奥地利掌权,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的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1936年,右翼民族主义叛乱开始反抗西班牙共和国,引发的内战持续到1939年,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军队获胜告终。英国和法国成了仅剩的议会制政府足以抵抗独裁浪潮的大国。在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瑞典和挪威等较小的国家中,民主制度也存活下来,尽管这些国家中均有小规模的法西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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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危机中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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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10月,对欧洲政治产生了引人注目的结果。经济动荡和随之而生的社会混乱破坏了议会统治。越来越多的人寻找可背负起导致艰难时期的罪名的“替罪羊”: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少数民族或其他民族,以及大企业。在这种氛围中,许多人可以被说服,相信该责备的就是议会制政府本身,而民族主义专政则是解决之道。信心剧跌,人人迷惘,国际协作日益困难,特别在各国互相谴责对方采取不利于本方的政策的时候。德国人指责战时的敌人索取看似不公的巨额赔款;英国人和法国人指责德国未能及时付清赔款;许多美国人指责以前的协约伙伴没有偿还战争贷款。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如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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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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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4年,战后的欧洲大部分地区似乎恢复了繁荣,至少在西欧是如此。但在表面之下,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并没有从战争中恢复元气。停战后那几年,战时通货膨胀大幅加剧。同时,战后人们对坦克、枪炮部件与军需品的需求骤降,使得钢和铁的价格一落千丈。过量的煤炭开采,加上水电和石油越来越多的使用,导致煤炭价格急剧下跌。一些工业岗位开始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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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右图)1930年,一个失业的英国人在找工作,牌子上写着:“本人熟悉三种行业,掌握三种语言,有三年的参军经历,已经失业三月之久,为了三个孩子,只想要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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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农业在1929年股灾发生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尤其是在东欧。越来越多来自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谷物、肉类及其他食物进入欧洲大陆。本土农产品价格下跌。纳税的负担使农场收入更低,降低的收入反过来又导致对制成品的需求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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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为此设置了关税壁垒,以设法保护本土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依靠农业出口的国家发现自己的国际市场萎缩了,或出口所得收入比以前少,比如保加利亚。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国家收入和西方投资减少,无力偿还战时债务。德国的战败、奥匈帝国的解体和俄国革命严重削弱了该地区战前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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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需求的减少和通货紧缩或许还不足以造成全面的经济灾难。但是不受限制的金融投机行为也削弱了世界经济。1924年德国经济出现回暖,高额利率吸引大量外国投资。贷款唾手可得,公司在并不充分的实际资产的基础上发行大量股票。在美国,1927年对商品需求的大规模缩减就已相当显著。富人们开始投资于高度投机性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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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贷款和战后债务使大国经济变得更加相互依赖,也造成了国际经济的不稳定性。德国的战争赔款同样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促进了资本流入德国。根据1924年延长赔款期限的道威斯计划,德国从美国银行借了1.1亿美元,以凑齐向协约国支付的减免后的赔款,而不是通过更高的税收从当前收入中支付。德国铁路充当贷款担保,很快在纽约被超额认购。和债券及投机性投资一样,赔款贷款使投资远离工业,并引发更多的国外贷款。除了赔款贷款,还有其他贷款流入德国。这种债务大部分都是短期而不是长期的,使得德国经济更加容易受到贷款突然收回的影响。1928年,美国银行拒绝向德国输出更多贷款,而把可用资金投入华尔街股票市场,进一步削弱了德国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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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初,美国经济已在衰退。到了10月底,纽约股票市场崩盘了。几千个大小投资者破产,因为股票已不剩多少价值。有资产投资于德国的美国和英国投资者如今开始尽快撤回资金。德国的黄金储备耗尽,银行亏欠债权人的资金远远多于其拥有的资产。表25.1显示了美国和德国财政关联的重要性,这种关联使得美国和德国比起其他大国更早发生大萧条,产量下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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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1 工业生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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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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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大卫·E.萨姆勒,《20世纪欧洲历史》(伊利诺伊州霍姆伍德:多尔西出版社,1973年),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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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咆哮的20年代”变成了“破烂的30年代”(threadbarethirties)。工作岗位消失,许多家庭被迫花掉前5年苦心攒起的积蓄,即便在制造业和农业产品的价格因需求剧减而持续下跌的时候也是如此。大量的制成品在码头上堆积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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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价格出现灾难性下降,工人失业率接近20%,面临这些危机,英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探讨策略,拯救垂死挣扎的经济。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按照那时候的正统经济学原理,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是减少公共支出。战后短时期的通货膨胀,尤其是1922年和1923年肆虐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政客和经济学家吓得连有限的财政扩张也不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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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也限制了国家政策的制定,特别是金本位国家。如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的英国工党政府最初对华尔街股灾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失业救济金,投建更多公共工程,同时提高税收。这些支出进一步加剧了因为税收降低而日益严重的政府赤字。但后来英国政府为了让纽约和巴黎的银行家认为自己信誉良好,又不得不减少失业救济金,希望能稳定英镑价值并维持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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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陷入迷茫绝望的大萧条中,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了。那些贷款给德国的银行和私人利益团体开始收回债务。东欧本来已经挣扎于农业不景气状态,屋漏偏逢连夜雨,1931年5月,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宣告破产,它欠数家德国银行的钱,这些德国银行马上随之崩溃。大规模的金融恐慌爆发了。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1874—1964)建议延缓偿付所有的战争赔款和债务,希望随后将产生信心,终止拖欠债务的循环。1931年8月,其他大国同意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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