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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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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4年,战后的欧洲大部分地区似乎恢复了繁荣,至少在西欧是如此。但在表面之下,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并没有从战争中恢复元气。停战后那几年,战时通货膨胀大幅加剧。同时,战后人们对坦克、枪炮部件与军需品的需求骤降,使得钢和铁的价格一落千丈。过量的煤炭开采,加上水电和石油越来越多的使用,导致煤炭价格急剧下跌。一些工业岗位开始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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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右图)1930年,一个失业的英国人在找工作,牌子上写着:“本人熟悉三种行业,掌握三种语言,有三年的参军经历,已经失业三月之久,为了三个孩子,只想要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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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农业在1929年股灾发生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尤其是在东欧。越来越多来自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谷物、肉类及其他食物进入欧洲大陆。本土农产品价格下跌。纳税的负担使农场收入更低,降低的收入反过来又导致对制成品的需求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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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为此设置了关税壁垒,以设法保护本土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依靠农业出口的国家发现自己的国际市场萎缩了,或出口所得收入比以前少,比如保加利亚。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国家收入和西方投资减少,无力偿还战时债务。德国的战败、奥匈帝国的解体和俄国革命严重削弱了该地区战前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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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需求的减少和通货紧缩或许还不足以造成全面的经济灾难。但是不受限制的金融投机行为也削弱了世界经济。1924年德国经济出现回暖,高额利率吸引大量外国投资。贷款唾手可得,公司在并不充分的实际资产的基础上发行大量股票。在美国,1927年对商品需求的大规模缩减就已相当显著。富人们开始投资于高度投机性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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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贷款和战后债务使大国经济变得更加相互依赖,也造成了国际经济的不稳定性。德国的战争赔款同样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促进了资本流入德国。根据1924年延长赔款期限的道威斯计划,德国从美国银行借了1.1亿美元,以凑齐向协约国支付的减免后的赔款,而不是通过更高的税收从当前收入中支付。德国铁路充当贷款担保,很快在纽约被超额认购。和债券及投机性投资一样,赔款贷款使投资远离工业,并引发更多的国外贷款。除了赔款贷款,还有其他贷款流入德国。这种债务大部分都是短期而不是长期的,使得德国经济更加容易受到贷款突然收回的影响。1928年,美国银行拒绝向德国输出更多贷款,而把可用资金投入华尔街股票市场,进一步削弱了德国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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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初,美国经济已在衰退。到了10月底,纽约股票市场崩盘了。几千个大小投资者破产,因为股票已不剩多少价值。有资产投资于德国的美国和英国投资者如今开始尽快撤回资金。德国的黄金储备耗尽,银行亏欠债权人的资金远远多于其拥有的资产。表25.1显示了美国和德国财政关联的重要性,这种关联使得美国和德国比起其他大国更早发生大萧条,产量下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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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1 工业生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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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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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大卫·E.萨姆勒,《20世纪欧洲历史》(伊利诺伊州霍姆伍德:多尔西出版社,1973年),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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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咆哮的20年代”变成了“破烂的30年代”(threadbarethirties)。工作岗位消失,许多家庭被迫花掉前5年苦心攒起的积蓄,即便在制造业和农业产品的价格因需求剧减而持续下跌的时候也是如此。大量的制成品在码头上堆积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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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价格出现灾难性下降,工人失业率接近20%,面临这些危机,英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探讨策略,拯救垂死挣扎的经济。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按照那时候的正统经济学原理,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是减少公共支出。战后短时期的通货膨胀,尤其是1922年和1923年肆虐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政客和经济学家吓得连有限的财政扩张也不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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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也限制了国家政策的制定,特别是金本位国家。如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的英国工党政府最初对华尔街股灾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失业救济金,投建更多公共工程,同时提高税收。这些支出进一步加剧了因为税收降低而日益严重的政府赤字。但后来英国政府为了让纽约和巴黎的银行家认为自己信誉良好,又不得不减少失业救济金,希望能稳定英镑价值并维持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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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陷入迷茫绝望的大萧条中,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了。那些贷款给德国的银行和私人利益团体开始收回债务。东欧本来已经挣扎于农业不景气状态,屋漏偏逢连夜雨,1931年5月,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宣告破产,它欠数家德国银行的钱,这些德国银行马上随之崩溃。大规模的金融恐慌爆发了。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1874—1964)建议延缓偿付所有的战争赔款和债务,希望随后将产生信心,终止拖欠债务的循环。1931年8月,其他大国同意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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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的滑坡导致英国经济萎靡不振,欧洲银行家加强对英镑的挤兑。他们以持有的英镑兑换黄金,1930年夏天,每天都有250万英镑兑换成黄金,十分危险地减少了英国的黄金储备。在投资者恐慌之际,英镑很快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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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已经不是下议院的第一大党派了,麦克唐纳只好和其他党派谈判,但是后者坚持减少政府预算,包括减少失业救助金。这是麦克唐纳的工党同仁无法接受的。麦克唐纳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辞职,而是联合三个政党组成了“国民政府”,虽然大部分工党领导人不愿与他联手。他仍旧担任首相要职。越来越糟的形势使国民政府在1931年9月不得不取消英国的金本位货币政策。这意味着英格兰银行将不再提供黄金来兑换英镑了。这似乎是迈向经济的未知领域的一步。各国货币的价值跟着开始大起大落。这进一步打压了商业发展,国际贸易的衰落更为迅猛,但它的确让国内得到些许恢复。1933年4月,美国也取消了金本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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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保守党设法减少开支的通货紧缩措施在英国选民看来似乎成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方法。1931年10月大选,托利党获得下议院的大多数席位。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担任财政部长。张伯伦为人态度冷漠,生性迟钝,说话粗声粗气,且满腹牢骚,这些性格对鼓舞士气没什么用处。有人批评他“从小喝酸汁”(1)。张伯伦承诺要开一张“医嘱”让英国摆脱经济危机。政府推行更高的关税,进一步减少消费支出。许多工党成员因麦克唐纳支持通货紧缩措施而称他为叛徒,因为这些措施包括减少失业救助金,他们还打算将矿产、铁路和其他重要工业项目进行国有化,以此作为推进计划性更强的经济的第一步。但工党的运动立即遭到传统保守党的反对、中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以及通货紧缩经济政策的正统性等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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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法国较小规模的工业、工匠和家庭农场农民起初并没有受到经济大萧条影响,因为他们首先依靠的是本地市场。而且法国拥有大量的黄金储备,有助于维持企业和消费者的信任,使消费开支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英镑和马克的挤兑起初也帮助了法国,因为投资者兑换的黄金流入了巴黎。法郎一开始还能保持平稳与估值偏低的状态,这鼓励了人们购买法国商品。但是渐渐地,法国物价下跌,失业率上升,这揭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法国在1932年才受到经济大萧条的重创。法国的出口贸易随着世界市场的缩减而下降,特别是因为没有像英镑那样贬值的法郎如今估值过高,导致法国商品在国外变得很贵。但是大多数法国领导人认为货币贬值是可耻的行为。有一份报纸提出警告:“谁动法郎,就是在动法国!”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坚持传统的经济复苏方式,而无视利用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的要求,这种要求既来自寻求对卡特尔的支持的右翼社团主义者,也来自提议重要工业国有化和提高失业救助金的左翼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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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的逐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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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也在探讨可使本国脱离大萧条的对策。大国为本国利益行动,实施高关税,使本国货币贬值来维护本国利益,不与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事先协商。美国政府和英国一样,遵循当时的经济正统。两国均大幅削减政府支出,降低失业救助金,限制信贷。但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却坚持认为:使经济复苏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即增加包括赤字开支在内的政府支出,比如公共工程支出,以此通过降低失业率来刺激消费支出。凯恩斯认为:降低政府支出、减少失业救助金,或鼓励企业限制生产从而人为地保持高价格等通货紧缩措施只能起到反作用。这些措施可能缩减商品需求,从而延长经济大萧条。1933年初四分之一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工资持续下降,在英国、美国和其他任何地方,引发制造业兴盛的需求不足。但是凯恩斯孤掌难鸣,他的大部分著作在当时仍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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