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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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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之前,希特勒着迷的种族理论已成为纳粹德国的官方政策(见第二十五章)。对于纳粹,打造“民族共同体”的过程意味着消除被他们认为是“外人”的群体。他们让外籍劳工成为暂时的例外,因为在战争期间经济还需要依靠这些工人。1939年,希特勒曾下令杀害低能和弱智的德国人(5)。由于公众反对杀害德国人,这种做法在1941年8月停止,在此之前,至少有7万名智障者丧生,其中包括儿童。此外,纳粹在1934年到1945年间使32万至35万名“被排斥的”德意志人绝育;其中包括由纳粹医生认定为体现了“遗传性智力低下”、酗酒、同性恋、慢性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或被视为“不愿工作”的人。希特勒要求通过实验来确定如何以流水作业的方式“高效地”杀死成千上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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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希特勒要求党卫军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1900—1945)规划占领波兰和苏联。身材肥矮的希姆莱非常迷恋史前的异教德国,建立了几个伪学术机构来研究他的疯子理论。希姆莱欣然接受希特勒“消除人口中这种外来部分的有害影响”的命令。希特勒于1939年1月30日向德国国会宣布,预期战争的结果将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的灭绝”,这就是“最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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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在俄罗斯遭遇军事失败时,纳粹消灭犹太人的计划已成形。针对俄国人的大屠杀已经开始。1941年1月,希姆莱向党卫军领导人宣布政策的改变。希特勒不想再将斯拉夫人转化成奴隶劳动力,而是要消灭至少3000万斯拉夫人。德国人最终会占据他们的土地。德国军队和行刑队处决了俄罗斯战俘和平民。战争结束前,在被抓获的570万苏联战俘中,至少有330万被处死或在德国的战俘集中营内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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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17日,盖世太保(即秘密警察)下令东部地区战俘集中营的指挥官消灭“所有犹太人”。1941年10月,纳粹开始准备“反犹大屠杀”,也就是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赫尔曼·戈林下令秘密警察的总指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1904—1942)制定“犹太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至1941年底,100万犹太人被屠杀。1942年1月,海德里希和其他纳粹官员在柏林郊区的万湖开会。在那里,他们为种族灭绝起草了更系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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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犹太人的流水作业般的谋杀开始了,首先在流动车辆中以一氧化碳进行小规模的屠杀,然后在波兰南部的克拉科夫附近的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集中进行灭绝。到1942年,纳粹建造了其他灭绝营,用带刺铁丝网、电围栏和瞭望塔包围(见地图26.4)。在囚犯的木屋附近的一片开放区域中耸立着绞刑架。但大多数受害者是在密闭毒气室中被毒气齐克隆B杀死的,选择它是因为它可以高效地杀人。受害者的眼镜、金牙,以及所有其他贵重物品都变成了帝国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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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6.4 纳粹死亡集中营 图中标出了在欧洲的死亡集中营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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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营中的囚犯穿着破烂的条纹制服,通过刺在其手臂上的数字来识别身份。他们排成一列走过一个官员面前,官员选择出那些被认为“不适合”艰苦劳动的人,这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内占大约70%到75%。他将这些人送往标有“淋浴”或“洗浴”的建筑物,以极端嘲讽的姿态发给一些人一小块肥皂。一名不了解情况的刚到奥斯威辛的人向另一名犯人询问他的朋友的下落。“‘他被送到左边了?’……‘是的。’我回答。‘那么,您可以在那里看到他。’他告诉我。‘哪里?’一只手指向几百码距离之外的烟囱,它正在将一束火焰送到波兰灰色的天空中。它化成了一朵不祥的烟云。”那些被送到右边的人大多是比较健康的年轻人,他们将继续存活,直到死于疲劳,或者之后由于另一次“选择”而被送到左边。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被立即杀害,因为他们太年轻了,无法在营地附近的I.G.法本公司化工厂中充当奴隶劳工。在奥斯威辛,每天受害的人数高达1.5万。总体而言,匈牙利籍犹太人丧生的人数最多,紧随其后的是波兰人。19世纪90年代被诬告叛国的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见第十八章)的一个外孙女于1944年在那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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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犹太人在立陶宛被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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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国家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都是德国的盟友,它们自己展开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罗马尼亚政府在苏联于1940年占领的省份中杀死了30万犹太人,但在罗马尼亚人眼中的本国的中心地带几乎没有杀死多少犹太人。在立陶宛、乌克兰,以及波兰(程度较低),都有许多本地人屠杀犹太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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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保护犹太人。一个法国小镇收留犹太儿童,为他们制作身份证,使他们成为家庭成员。瓦里安·弗莱是一名美国编辑、记者和美国难民委员会的成员,在战争初期,他在马赛不懈地为包括画家马克·夏加尔和诗人安德烈·布雷东在内的大约1000名犹太人计划逃生路线、买票,并在可能情况下获得中转和其他签证、找到资助人。一位华沙女性从该市的犹太人居住区救出2500名儿童。在阿姆斯特丹,基督徒们将食物和其他物品带给一个德国犹太家庭,这一家在父亲的办公室大楼的一所秘密附属公寓中藏了好几年。年轻的安妮·弗兰克在日记中表现出坚定的开朗,她将她家的藏身之处描述为“与其他没有躲起来的犹太人的生活方式相比就是天堂”。想起自己有些朋友已落入“走在地球上的最残酷的暴君”的魔掌,她感到不寒而栗。在她过完14岁生日的几个月之后,纳粹士兵发现了弗兰克的家。她和她的家人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弗兰克于1945年春在贝尔根贝尔森的死亡集中营内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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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犹太人走向将他们从阿姆斯特丹送到集中营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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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在丹麦的大部分犹太人被救了出来。当时有传言说德国占领军正准备驱逐丹麦犹太人,丹麦人将犹太人摆渡到对岸邻近的中立国瑞典。有一位勇敢的德国文化参赞已帮助准备好路线。也许是担心大规模驱逐可能引发丹麦的抵抗,对于这种情况,德国当局故意视而不见。在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和他的政府虽然与纳粹德国结盟,却干脆放弃了驱逐该国5万名保加利亚犹太人的计划(6)。在匈牙利,霍尔蒂对德国的将匈牙利的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的要求抵制了3年。在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后,他下令停止已经开始的犹太人驱逐。但匈牙利警察杀害了数万名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在克罗地亚,意大利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占领区,一些意大利军官保护犹太人免受克罗地亚行刑队伤害(7)。但是,当1942年8月,德国要求意大利人把克罗地亚犹太人交给纳粹时,墨索里尼在信上批示了“不反对”。意大利当局对围捕意大利犹太人的兴趣不大,他们无视了德国人的指令,人们也可以通过收买让他们网开一面。德国人用驱逐作为威胁,向犹太人提出了赎金要求,一些非犹太裔的罗马人贡献了自己的珠宝,以帮助募集赎金。另一些人则帮助犹太人躲藏。他们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对于那些藏匿犹太人、甚至为他们提供食物的人,德国军队会处决他们的整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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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医生对犯人进行野蛮的实验。其中包括对斯拉夫妇女进行的绝育实验;测量患者在无麻醉手术中可以承受的疼痛程度的实验;测试人类在低于冰点的温度中可以存活多久的实验;或者测试囚犯如果认为自己的孩子可能幸免,是否会愿意让自己被杀害的实验。吉卜赛人也是纳粹迫害的目标,因为他们不是“雅利安人”,所以他们是“外国人”,并且由于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他们是“不合群的”,这两点让吉卜赛人被视为是“生物学上的外人”。50万吉卜赛人丧生。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惯犯也被认为是“不合群的”,很多这样的人也丧生了。纳粹无情地迫害同性恋者,在集中营内用粉红色的星星标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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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最令人难忘的问题之一是,同盟国和中立国的领导人是在什么时候实际了解到纳粹正在进行对整个民族的灭绝行动的。在1942年,大规模灭绝的传闻就已经开始传到英国和美国,但细节尚不清楚。有4名年轻的犹太人在1942年夏天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脱,还有来自波兰地下组织和由波兰政府在伦敦传播的消息,但即使证据已如此确凿,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英国、巴勒斯坦和美国的犹太社区的领导人,都拒绝相信这个“可怕的秘密”(8)。英国、瑞士和美国报纸上的文章也开始涉及犹太人的大屠杀。教皇庇护十二世(教皇任期:1939—1958)在当选教皇之前曾担任梵蒂冈在柏林的代表,他没有发出谴责反犹太主义的教皇通谕,并且在1943年底就知道了死亡集中营。然而,教皇所做的仅仅是提醒世界上有必要存在“正义和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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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英国政府对于这个可怕的消息没有正式反应。英国情报部门的一位主管声称,波兰人和犹太人夸大事实,“是为了刺激我们行动”。罗斯福总统在1942年的夏天肯定已经知道,但他拒绝了对德国平民进行报复性轰炸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持续的军事行动才能够击败纳粹。随着希特勒入侵俄罗斯,并且出了岔子,看起来好像形势已开始朝对德国不利的方向扭转。同盟国政府担心,如果对数十万——数百万似乎太多了,许多人难以相信——犹太人的消失作过多宣传,就可能会使公众呼吁直接帮助他们。它们担心,这可能会削弱联合战争力量。反犹大屠杀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到那时已经有620万犹太人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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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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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纳粹找到了愿意乖乖地、并且往往会积极地遵从德国指示的领导人。在挪威,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党组织者维德孔·吉斯林(1887—1945)成为挪威的傀儡国家元首,他的名字在词典中是卖国贼的代名词。在比利时,主要是佛兰德(9),德国的占领使法西斯联盟有了它们在战前所没有的影响力。在1940年6月,法国已被德国分裂为一个占领区和一个与纳粹合作而保留独立的面积较小的南部地区,该自由区的首都在法国中部的温泉小镇维希。但在1942年11月,德国军队占领了整个法国。20世纪30年代的右翼法国政治家和作家的仇外和反犹太主义在维希得到了实现。出于宗教和政治的原因而对第三共和国不满的传统保守派也向维希政权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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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迈的元帅贝当担任维希政府的国家元首,这得到了美国的正式承认。至少一直到1942年底,他都很受欢迎,因为有些人认同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他介绍自己时说,他让法国免于灭绝在德国侵略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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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维希政府可能暂时保住了法国,但贝当和其他通敌者牺牲了法兰西民族。在“新秩序”中,“国家、家庭、工作”替代了法国硬币上的“自由、博爱、平等”。维希宣告“精神的复兴”,反对“颓废”。贝当解散下议院,并通过禁止共济会和离婚来扶持天主教会。像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一样,维希政府试图将“社团主义”的结构纳入法国经济和社会,但收效甚微。这些垂直经济结构的目的是取代工会,在德国和意大利,工会已成为非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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